拥抱时代 亲近生活

　　许多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歌德说他自己全部的文艺作品都“来自现实生活”，杜勃罗留波夫提出文学就是要“表现人民的生活”，毕加索认为“艺术家是承受四面八方刺激的仓库”。无论音乐、绘画还是文学都离不开生活实践，都必须从生活实践中寻找素材。正如毛泽东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我们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并不是说文学就是生活，是对生活的直观的照相式呈现。冈布里奇指出，对某一客观现实的再现应当是“一种翻译，而不是一种抄录”，是“一种转换式变调，而不是一种复写”。“翻译”和“转换”在这里的意思都旨在说明，在文学再现或反映中必须重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能动性作用。实际上，正因为创作主体的介入与参与，才使文学反映生活而不流于生活，不仅反映生活而且可以高于生活，才使文学表达思想成为可能。因此，文学既反映生活，也反映或表现自我。

　　既然是反映，就有反映者和被反映者，反映什么是重要的，谁来反映也是重要的，这决定着反映的质量。但如果有人因此把文学当成是纯粹的对于自我的反映与展示，对于幻象的描述，那就是错误的。“自我”从何而来？“幻象”又如何产生？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要深入地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孤立的个人，也没有什么孤立的自我。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社会劳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由上帝随意创造的。个人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无论其多么奇特怪异，富于想象，它也必然是对已有生活现象或个人生活体验的变形、扭曲、重组或再造的结果。尽管作家的思想、意志、情感等在文学创作中也能得到表现，但作家的思想、感情并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源泉”，它们也不过是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惟一源泉的社会生活的理解、领悟和评价的结果。所谓的文学是自我表现，是一种幻象，其实并没有离开生活半步。实际上，作家头脑中的生活也是生活，也源于生活。

　　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但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的、简单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作家的选择、集中、想象、虚构等艺术加工的创造性反映，是能动的反映，认为文学就是对无须加工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的反映，这是对反映的误解。

　　再现和表现是文学创作中的两种重要方法，“再现论”和“表现论”是文艺理论史上重要的两种创作理论。一般来说，再现的主要对象是客观的外在现实，表现的主要对象则是主观的内在情感。艾布拉姆斯在阐述再现论与表现论的特点时就说：“再现是镜，反映这个世界；表现是灯，照亮这个世界。”表面看来，再现与表现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艺术创作中，再现和表现并非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艺术创造的要义就是对主体和客体的整体建构，是对内在情感和外在世界的整体把握。历史上既出现过将“再现”推向极端的例子，也出现过将“表现”推向极端的例子。自然主义将文学当成一种科学实验，强调作家不过是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手段对现实进行记录的“记录员”，完全抹杀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把“表现”本体化的种种表现主义思潮，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全然推出艺术的关注视野，把创作当成一种抽象的、源于主体的某种冲动或者直觉。如柏格森从他的生命哲学出发，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冲动”，艺术的目的不在反映现实，而是生命力的表现；弗洛依德从潜意识的泛性论出发，认为艺术是由于性的压抑而引起的力必多宣泄。另外，还有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表象”等等，所有这些主张和观念，完全不顾“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基本事实，颠倒文艺与生活的正常关系，将文艺创作推向一种神秘和不可知论的泥潭之中。我们并非不相信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与个体精神的存在，但反对将这种情感和精神推向不可捉摸的极致状态，因为作家的情感和精神并不神秘，它们也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

　　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虽然不同于一般的生活语言，但文学语言也同样是从现实中来的，并反映现实的。群众的语言是最丰富的，许多作家的创作之所以成功，与他们注重挖掘、运用与提炼富有地域特色的群众语言密切相关。老舍的作品倘若离开了北京语言的风趣幽默，就很难塑造出祥子、老张、秦二爷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老北京人物形象；沈从文的作品倘若缺少了湘西的方言俗语，他所塑造出的湘西世界也就必然缺少了那份令人神往的奇异和神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冯骥才与天津、莫言与高密、池莉与武汉，等等，他们创作上的成功都与他们从小成长和生活的地方的语言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没有家乡语言的丰富滋养，他们很难取得那么高的文学成就。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做基础，生活是语言丰富的源泉。作家只有不断地向生活学习语言，向群众学习语言，用心去感受这些语言，灵活地运用这些语言，甚至让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去说生活的语言，才能创作出有生活味道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

　　一部作品往往有众多的人物形象，要将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各不相同，各有性格，各有脾气，语言的个性化是一个重要标志。四大古典名著每一部都至少塑造了几百个人物，然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有两个人物是一样的或相似的，这与作者赋予每一个人物以个性化的语言是分不开的。老爷说老爷的话，少爷说少爷的话，小姐就是小姐，丫鬟就是丫鬟，各异的性格、不同的身份，与人物所说出的语言不同密切相关。刘姥姥之所以是刘姥姥而不是王熙凤，主要不是因为她的衣着打扮与人不同，而在于她所说出的语言、透过这些语言所表现出的气质与见识不同。让不同的人物说出不同的话，没有丰富的生活做基础，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作保证，是很难做到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常常决定于人物个性化语言的运用，而丰富的富有个性的语言就存在于日常的鲜活的生活之中。生活是语言的主体，作家语言的丰富与否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走进生活，以生活为师，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用心去关注生活中的人和事，对生活中语言进行细微的观察与领悟。

　　与此相关，作家高超的语言技巧也不是玩弄文字的结果，而是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结果，语言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生活肥沃的土壤。现在每年都会有很多新的语言产生出来，《现代汉语词典》经常修订，网络语言不断更新，语言的变化反映出生活日新月异飞速的变化。因此，作家要保证自己不落后于时代，作家要提高语言能力和表达技巧，就必须向新的生活学习语言，不断地更新和丰富自己的语言。只有新的语言才能表达新的生活，也只有用新的语言表达的生活，才能被今天的读者所接受，被今天的时代所接受。语言源于生活，作家不但要向书本学习语言，更要向生活学习语言。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时期的文学、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想取得超越性的发展与成就，就必须融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贴近时代、走进群众，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气象与时代本质特征的生活，敞开思想情怀，施展艺术才情，讴歌颂扬真善美，讽喻批判假恶丑，与生活共呼吸，同人民共命运。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得风气之先者、敏锐感受者，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和感受者。今天，我们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国家的强大、社会的和谐、建设的激情、文化的自信、人性的美丽、乡村的巨变……所有这些都在呼唤壮丽健康、积极向上的作品出现。时代与生活给文学带来了机遇，我们呼吁广大作家回归到生活中去，真正亲近生活，衷心热爱生活、忠于生活，以昂扬的精神、澎湃的热情、深沉的爱恋讴歌伟大的时代，创作出无愧于今生后世、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