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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旧酒?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25日09:24 来源:中国作家网 姜振宇

  “科幻未来主义”名称很好,但作为文类自身的宣言,与其认为它表现的是一种文类的自我更新意识,倒不如说是在重提——集中地重提——过去的、眼下的科幻小说的种种弊病,并且宣扬某些始终坚持的内核。宣言中的“未来”指向依旧是过去文类“发展”这一观念的延续,并且更加接近一种改良式的要求,而非革命式的颠覆:这样的现实与宣言当中所试图表达的超越性要求,倒相映成趣。

  在科幻小说当中,“未来”实在是一个默认属性——或者说,并不是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默认属性,而是18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康德等人依托前一个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整个处于科学共同体影响之下人类文明所秉持的一种毋庸赘言的“缺省配置”。对未来的关注,其根源蕴含在科学自身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内在要求当中。尽管就目前占据国内文坛主流的写作来说,似乎还鲜少发现这种对过去和当下之外的历史区间的关注,但对科幻小说来说,相关技法也早已完善得有些过分。毕竟在19世纪的凡尔纳手里,未来就已经是“即将到来”;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21世纪,更是早已被想象和书写过无数次的“未来”。科幻作者真正需要关注的,恰恰不是遵循着“宣言”第一条去重新重视——因为一直都很重视,甚至是所有文类当中惟一重视着的——那一个名为“未来”的历史区间,而是“未来”这个意涵自身。

  除去第一条之外,“宣言”剩下的部分其实只说了两件事情:一是回归个体,或者说多一点“人味儿”——其要害只是在于对“文学性”这种已经说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的提倡;另一个是对文类边界的突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发表是1848年。

  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批判由来已久,可就国内而言,实际情况却大约是“虚心接受,死不悔改”,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连科幻文学研究领域都鲜有从审美或者文学性角度展开的。尽管在科幻文本当中所展现的思想性、社会性等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具有极大空间的研究热点,但对于文本“优于、劣于,或等于”的基本评价却始终缺位,这实在也是从作者到读者各个层面的痛脚。因此,单单从补救时弊的角度来看,要求“回归个体心灵”,要求注重人类的“情感和态度”的确切中肯綮——但……但它跟“未来”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以新的表述方式,来空泛地重新提出旧有的批评和主张。而被主张的对象,即便只在国内就其实已然有了相当优秀的作品,比如陈楸帆的《鼠年》《动物观察者》、夏笳的《2044春节旧事》、宝树的《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甚至更早些的《天意》、《伊俄卡斯达》等等。需要转变的,恰恰不是作者,而是读者和批评研究者的观察角度,以及这些角度的欣赏和评判能力。

  至于文类自身的边界——科幻小说难以定义的恶名广为人知,其直接原因就是这一文类自身汹涌澎湃的跨界欲望。“创造力”的体现有很多种方式,但在科幻小说当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引入种种传统视域之外的陌生学科,以及陌生文类的范式:这种吸引来自读者经验环境之外的新鲜元素是实现“陌生化-认知”过程的基本方式。前面这个术语其实并不能用以描述绝大多数充斥于市场的科幻小说,因为它们仅仅是在引入“陌生”,“陌生化”更多地体现在偶尔出现的视角转换上——这种对人类中心视角的消解的确是科幻小说最终的重要价值。但它最初带来的震惊效果伴随着文类范式的固化,正在逐渐走向“过度开发”。更加优秀的实验性作品在“新浪潮”之后比比皆是,其中佳作繁多。即便在国内,尽管科幻文学对文类边界的跨越还远未如菲利普·迪克、库尔特·冯内古特、斯坦尼斯拉夫·莱姆那样,单单在文学形式上就延伸到了语言、结构、风格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但就内容题材甚至体裁而言,对文类自身边界的突破——虽然有“核心科幻”这种差不多逆潮流而动的提法——倒也始终没有停止。问题只在于你愿不愿意把《可能世界》这种游戏小说和《临高启明》之类的网络小说当成科幻来看。

  到这里,问题也就很明显了:科幻文类的自我更新过程,似乎也跟“未来”扯不上太大关系。科幻小说对既有之物的怀疑其实来自科学自身,其源头则是苏格拉底以降哲学家们所秉持的怀疑精神,只是科学所具有的解释能力、所涉及的广度,以及所裹挟的权力空前强大而已。如若我们将理想化的“科学”这一真理系统作为观察的基础,那么把在此之外的一切价值、伦理、道德、秩序拿到显微镜之下来重新考量一番乃是题中应有之意。无论结果如何,这种重新考察本身就是对一切底线的颠覆了。但如果我们抛弃这种全然唯心化的极端唯物主义,那也不过是在前述颠覆之外,连用以考量的标准本身都一并消解。在这一点上,科幻拥有“怀疑”所拥有的一切力量。

  那么,是不是说,“科幻未来主义”的正当性也就应当被怀疑甚至这个概念自身也就可以被抛弃了呢?恰恰相反,单就这个提法来说讲,它确实是打开了另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如前所述,在未来面前,亟需更新的其实不是“科幻”,而是“未来”。

  未来其实早已到来,并且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当中的历史阶段——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种族的“世界”的。当下,驱动科技革新的,早已是资本市场而非人类的好奇心;作为有限的个体,我们在生活中只能觉察到一切产品带来的便利,其真实的影响或者刚刚崭露头角或者已被掩盖在消费主义浪潮之下;数字化、互联网带来的绝不止于通讯传媒的换代,“全球化”带来的全新世界图景,已然从实际上改变了我们自我身份的定义;尖端科学(而不是技术)提供的解释系统,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意义体系,连从业者自己都无法理解。

  或许“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似乎还仅仅是一些内涵缺失或模糊的无趣概念,但它却隐约透露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坚固的东西”,的确面临着即将“烟消云散”的奇点,重建则迫在眉睫。显然,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生存在未来的人们,绝大多数都还不曾做好准备,无力也无欲去真的跳出过去的“传统”。实际上,我们有孔孟的传统,有黄老的传统,有朱熹、王阳明的传统,有晚清五四的传统,有“三十年代”的传统,有“十七年”的传统,有“新时期”的传统,甚至连“网络文学”也正在形成自己的传统——我们甚至连自己的传统都不甚明了,又怎么能去面对“未来”本身?需要被颠覆的东西可不仅仅是文明形态、社会组织方式、人类的存在形式、语言模式之类,审美取向、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等与前述内容相始终、甚至更加重要的东西也已经到了重新建构的边缘。

  除了科幻,还有谁能够在这样的“未来”定义新的真实和新的意义?还有谁能够重新定义“人类”和“社会”的存在?还有谁能够赋予理念和崇高以新的内涵?从鲍德里亚到哈拉维,或悲哀或激动,技术化的赛博格对人类全部身体和文明的更新一再得到确认——这不是“我们”的未来,而是“未来的我们”,作为个体的我们,以及作为人类的我们。

  这实在不是“未来已经到来,只是还不为人所知”的传播学命题,而是“我们正享受着‘未来’,只是还无法理解”——后者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与它最接近的形式,却只有科幻;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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