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价值的未知数

　　曾经听吴岩讲过科幻理论研究与科幻创作的关系。他说：多数时间里，科幻理论研究跟在科幻作家后边，亦步亦趋，作家写什么，理论研究者就研究什么，但有时候，科幻理论研究者也可能往作家的前面丢个手榴弹，在一片荆棘里，为科幻作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吴岩最近提出的“科幻未来主义”大概就是他所说的手榴弹了，那么，科幻未来主义真的能为科幻作家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吗？

　　众所周知，未来主义是发端于20世纪初的艺术思潮，涵盖了诗歌、绘画、戏剧、建筑、雕塑、服饰、烹饪等诸多方面。其基本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否定陈旧思想，尤其憎恨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二是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主张文艺应当反映现代机器文明。未来主义的这两点主张，与科幻基本契合。但遗憾乃至有些奇怪的是，吴岩在解读科幻未来主义时，引用的却是未来学的观点。而未来学是诞生于20世纪中叶，以事物的未来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新兴科学。科幻本身即具有未来的指向，加上未来主义，难免给人叠床架屋之感，偏偏内容又是关于未来学的，如果不对名与实的矛盾进行处理，重新诠释科幻未来主义，只怕不能使科幻未来主义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未来学同科幻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未来学是一门学科，而科幻是一种艺术形式，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有多大的价值呢？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未来学家的两难困境》一文中说：对于未来学家而言，可信的预言都不正确，而正确的预言因为荒诞离奇而无人相信。“无论如何，未来学家都赢不了。除非，未来学家能游走于两者之间，正好介于合理和幻想之间，这样得来的预言在离奇的未来便几乎能够成真。”最后，凯文·凯利总结说，“科幻作家便瞄准了这一点，偶尔有人能正中圆心，如阿瑟·克拉克。”由此可见，认识到未来学对于科幻创作的指导价值，提倡在科幻中引入未来学并非是吴岩的首创，但将其作为一个理论郑重提出，吴岩却的确是第一人。

　　在科幻史上，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宇宙学是最早被引进科幻的，尔后数学、社会学、医学、建筑学等学科也先后进入科幻。有的学科进入科幻，使科幻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阿西莫夫把心理学、史学和逻辑学引入科幻，写出了《基地》系列，而赫伯特把宗教学、生态学和经济学引入科幻，写出了《沙丘》系列。那么，把未来学引入科幻，会给科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学科进入科幻是作为写作对象的，而未来学进入科幻，是用来指导科幻创作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是科幻常常被人诟病的原因。虽然预言未来并非科幻的惟一职责，但如果能在科幻中引入未来学的方法和结论，显然能增加科幻的可信度与真实感，使之介于“合理和幻想之间”的理想状态，进而赢得更多受众。

　　对中国而言，科幻是纯粹的舶来品，对其进行中国化，是所有有志于创作科幻的人遇到的共同难题。把未来学引入科幻，可能是解决这道难题的方法之一。

　　在此前的科幻创作中，显然有科幻作家运用过未来学的方法和结论。年过花甲依然笔耕不辍的科幻作家王晋康经过长期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他自己是从历史看未来，像刘慈欣这样的中年科幻作家是从现实看未来，而年轻的科幻作家是从未来看未来。王晋康的这种说法，可以算作科幻作者对科幻未来主义的早期模糊认知。而吴岩提出科幻未来主义后，也许会使得未来学进入科幻的脚步从自发走向自觉，进而在年轻的科幻作家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形成一场全新的科幻创作热潮。

　　当然，目前科幻未来主义还是一个失于空洞与概念化的宣言，因为没有更多的作家与作品予以支撑。已经出版的诸多科幻作品，或许只有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勉强可以符合吴岩对科幻未来主义的定义。

　　那么，这就是科幻在被开掘了200年后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空白？这就是中国科幻今后前进的方向？吴岩丢出的“科幻未来主义”这颗手榴弹，到底是无声无息的哑弹，还是威力无穷，能为中国科幻炸出一条光明大道的核弹？

　　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