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彼特拉克:以古典文学的光辉照亮当下

　　十四行诗是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抒情诗体裁之一，而其奠基者便是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学者、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7月20日是他诞辰710周年，7月19日则是他去世640周年的日子。我们今天去纪念其人、了解其事，似乎无须再局限于历史课本上文艺复兴“文坛三杰”的笼统概括。

　　诚然，他是但丁的挑战者，是薄伽丘的笔友，也是与《神曲》和《十日谈》并为意大利俗语文学基石的《歌集》的作者；但他更是一个通过自身生活经历与思想矛盾来注解人文主义的中世纪市民，一个逃脱了黑死病的旅行家，一个供职教廷的多情公子，一个酷似中国古代文人的欧洲古典学者。

　　行万里路是为了读万卷书

　　1336年4月28日，彼特拉克登上了1912米高的法国旺图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阿尔卑斯主义者”——既非考察，也非朝圣，只是为了站立在山巅看看风景，愉悦自己心情。

　　受到阿尔卑斯山脉壮丽景观的震撼，彼特拉克思绪万千，于是掏出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进行了一次“书本占卜”。他拎起书脊，任其自由落下，摊平被风吹开的那两页，并闭上眼睛用手随机点出了一个段落：“人们游走以惊叹于山岳之高、海浪之壮、江潮之宽，以及洋流回转、星辰盘旋，但它们本身并不思考。”

　　彼特拉克合上书，闷闷不乐地踏上了下山的路，心中玩索着“自身思考”的概念。对山岳等凡俗事物的崇拜，让他感到惭愧。于是他将“内在之眼”的关注转向自我，因为灵魂是比山岳更值得人类惊叹的奇迹，“当它自身伟大时，一切外物都没什么了不起”。

　　这个故事来自彼特拉克致父亲的书信《登旺图山》，它标志着西方人重新发现，人类还有一个伟大的内在世界，它有尊严、有独立的意义、值得去思考与经营。有人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就觉醒于这趟“返回灵魂之谷”的下山路上。

　　然而，彼特拉克的旅行除了是去接受自然美的冲击之外，更多的是在求学，是在搜集古典文献，寻找传承文明、陶冶灵魂的材料。他说，从罗马诗人的行为和性情描述中可知，“旅行全世界的目的总是为了学习新东西。”

　　彼特拉克的“搜书者”身份与当时的藏书风尚息息相关。早在9至11世纪，王公贵族就已经习惯于拥有私人藏书室，意大利的各级修道院也会收藏古籍，这种逐渐形成的图书馆系统，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这一文化事件积累了外在条件。上层社会以阅读基督教教会和神学兴起之前的古典“人文”为乐，并从中引经据典以体现自身的“博雅”，与动辄“子曰”、“诗云”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颇为相仿。

　　彼特拉克更像是中世纪晚期古典学者中的一个著名的“发烧友”，为书籍不惜踏破铁鞋、散尽家财。一次，当他听说比利时的列日有大量古书，便急忙赶去“连找到一滴墨水都难的蛮荒之地”，一举发掘出四本佚失的西塞罗演说手稿，并带回意大利印行。这个细节被后世视为整个文艺复兴的重要起源，因为人文主义的基础便是对“人文”的重视。彼特拉克认为，自己每发现一本好书，都是在证明前人的一种失败，他们没能发扬其价值、流传其美名。

　　以古典文学的光辉照亮当下

　　“种种谬误之间仍有天才之人熠熠生辉；其目光未减半分敏锐，虽被黑暗与浓浓的阴郁所包围。”后人所谓的“欧洲黑暗时代”之“黑暗”，便是从彼特拉克这句话引申而来。罗马帝国式微以来的数百年间，欧洲大陆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远不如其所埋没的古代文化，而拉丁文文学在中世纪的沦丧、空泛，更是不堪彼特拉克回首。他想利用高雅的拉丁文带回古罗马的灿烂文明，以古典文学的光辉照亮当下的黑暗。

　　彼特拉克通过自己的行动掀起了一场意大利版的“古文运动”。博览群书之余，他与文人往来的书信大多以拉丁文写成，并曾亲自尝试创作一部宏大的拉丁文史诗《阿非利加》。以李维“罗马史”记载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为背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为蓝本，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为线索，彼特拉克在这部史诗中极尽古典文学修辞之能事，试图通过重构古代战场的恢宏气势来彰显古典精神。

　　70岁生日的前一天，埋头于维吉尔的手稿中寻找灵感的彼特拉克猝然长逝，那部有望重燃“光明”的史诗遂成残篇。即便如此，他的文采依然感染了整个欧洲大陆，极大地激励了人们的阅读与写作。要知道，彼特拉克有不少亲友都丧命于黑死病的魔爪之下，但他的成功却被时人戏称为一场文学的“黑死病”。

　　暧昧于黑暗边缘的人文曙光

　　有趣的是，“光明与黑暗”的本为基督教作家用来形容“善与恶”之对立的口头禅，而彼特拉克巧妙地将教会统治下的中世纪推向“黑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意大利语系教师臧宇说：“当时社会里，有利于‘人文’的因素已然暗流涌动，人们对于现世价值、功名利禄与肉体享乐的追求正在广泛蔓延，教会宣扬的教条逐渐成为空壳，神职人员腐化堕落的现象比比皆是。”

　　更忠于自己世俗欲望的“光明”之人当然不能免俗。终身未婚的彼特拉克却有着颇为丰富的感情生活，还留下了两个私生子，随后得到教廷宽恕成为他们的合法父亲。在晚年作品《秘密》当中，他借圣奥古斯丁之口批判了自己前半生对情欲和名利等“暂存事物”的追求(尤其是早已死去的“劳拉”)，进而回归到虔诚的信仰中去，因为真理之“永恒”只能属于天主。不难看出，彼特拉克的心灵挣扎来自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他需要通过这种思辨来调和人文主义与基督信仰之间的矛盾。

　　就像启蒙主义者认为冲出“黑暗”的文艺复兴还不够“光明”一样，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敏感文人，彼特拉克只是非常私人地表达了对世俗价值的诉求，尚且不敢挑战“天意”。严谨地讲，“人文主义之父”的名号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这种思想代言，但彼特拉克在破晓前的关键时刻传递“人文”火种之功不可埋没。臧宇老师表示：“在他之前，人文主义的‘人性’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早已有所体现；在他之后，小他9岁的薄伽丘已然看淡‘命运之力’，而文艺复兴则更强调‘充分利用和发挥人的一切能力’。”

　　彼特拉克更像是人文主义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他感受到了中世纪晚期新的社会条件，但依然人文得有些暧昧、有些羞涩，本质上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怀着激情与恐惧的人类。然而，彼特拉克勤于动笔的习惯帮助他记录下了丰富的思想斗争与内心矛盾，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者提供了宝贵的争论素材，更为我们留下了深沉而美丽的文字。孟迷 实习生 侯博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