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隐了

　　我一直以为，一部好的成长小说，不但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而且还影响了别人的成长。从塞林格去世到现在，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评价和回忆就是证明。 在很多中国作家的眼里，《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启蒙读物，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圣经。很多人都忍不住冲动，把中国文学跟这本书做了一番比附，说没有它就 没有王朔和王小波等等，也不管这种反应是否太过夸张。就这个问题，我曾经跟作家李大卫专门交流过，他就认为在这方面，如伤感啊青春期啊流逝啊，中国作家受 俄罗斯的影响更直接，也要大得多。另一条线索就是来自歌德、海涅和拜伦，但他对这样的比较十分不以为然。

　　从我个人的角度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文学，那是一条不太清晰的脉络。印象中在当时伤痕文学已经结痂结得差不多了，那些疙疤不揭，自己 也会掉下来，中国当代文学尚未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直到1984年阿城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棋王》，王朔在《当代》发表了他跟现实的妥协之作《空中小 姐》。但在众多门类里，好像只有诗歌的姿态最激进，当然也就最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小说之类就显得比较温和、理性。作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好的随笔之类的干 脆就很难读到。

　　但我更喜欢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尽管批评这本书的人说，这种即兴式写作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打字，因而更具实验性或者说破坏性。不过，《在路 上》跟《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咱们这儿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它最初也是作为内部图书，在一定范围里发行。可惜手头没有那时候的版本，我猜上面的译介部分里一定 会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如何没落的评价，以及书中如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以批判和甄别一类的忠告。可能是因为那个特定的圈子的 读者年纪偏大的缘故，这两本书最初并没产生过多的政治荷尔蒙，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基督山伯爵》或者叫《基督山恩仇记》的内部图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塞林格在中国获得如此声望，除了文学因素之外，我想还跟他的怪异生活习惯，特别是隐居有关。那时就发现人确实够贱，人家越是不想出名，名声反而 越大。但这个游戏不是谁都能玩的，换个人隐起来，很可能两个月就被人家忘了。还有一些不着调的作家，就算他们天天在别人眼前晃悠，也跟隐居没什么两样。现 在好了，那只悬在大家心里的第二只靴子终于脱下来了，垮掉的一代终于垮掉，渴望得到宁静的人彻底得到了宁静(不是那个演员)。而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又要接 下来在麦田里开始新一轮的追逐。

　　(选自《错觉悟》，张弛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