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写《陆犯焉识》几度滑脱控制”

严歌苓香港书展谈写作

“写《陆犯焉识》几度滑脱控制”

▲严歌苓在香港书展上讲述了自己从读书人变为写书人的历程。

　　深圳商报特派香港记者 谢晨星 文/图

　　7月18日下午，旅美作家严歌苓在香港书展上的讲座吸引了逾千人。严歌苓从少年经历开始，讲述了自己从读书人变为写书人的历程。她说，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正是年少时读过的书培养了自己铁一般坚强的意志。

　　《拜伦传》给予坚强的意志

　　严歌苓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留美博士，家中有很多藏书。最初父亲让她读鲁迅译文集启蒙，“我觉得很不好看，译的中文不顺畅，胃口就倒了，”于是自己读爱情、历险的《唐璜》和《红楼梦》，“小时候读书就是跟着兴趣走，像玩玩具拿着哪件是哪件，用嚼不烂生吞活剥的方式读下去，看到宝玉黛玉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严歌苓说。直到后来在美国的大学教《红楼梦》，严歌苓才选了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译本认真读《红楼梦》。

　　12岁时，严歌苓进入部队当了文艺兵，读书成了困难的事，但此时所读的书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部队桃树林后面的仓库里有很多已经变霉发软的外国小说和人物传记，于是她就和战友把书绑在腿上，再用宽大的军裤遮住，一路小跑偷回宿舍里，严歌苓说，“我们把封面撕掉，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严歌苓回忆道，这期间读的《拜伦传》对她的人生观的塑造有着巨大影响，“书中‘胖瘸子’拜伦那坚强的意志让我十分钦佩，期望自己也能像拜伦一样。读过这本我就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是严歌苓做不到的。”

　　从事写作数十年的严歌苓坦言，写作不是一件享福的事，每天坐在书桌前产生一些不能预期的片段，其实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完成写作是非常愉悦的，觉得自己就像个“小神仙”。严歌苓说：“我能够30年里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我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那本偶尔偷来的霉臭的《拜伦传》给我的就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

　　文学作品是补药

　　严歌苓表示，读书人是可以成为写书人的，“读书让我知道了一个作家怎样从原始生活取材、抽离、提纯。我读书和我写书是很密切的，开始有模仿的成分，之后升华了。”但对于素材的选择，严歌苓有一种坚持，“如果没有看到意象式的、超越故事的故事，就不能动笔，人间不缺乏好故事。《红楼梦》如果没有形而上的故事，曹雪芹是不会写。读书的人，怎样选择故事和写作故事，会比不读书的人成熟得快。”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在严歌苓眼里，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写书人，“这两种都是最自由的，这是跟自己独处的空间，能够在里面去遐想、陶冶、营养自己。把大量的寂寞时间，变成非常珍贵和美味的时间。”她对于读书十分推崇，“读书这种让你和你的本我开始联系的定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功课。哪怕读半个小时，只是沉潜的状态，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那是个避难所，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事忘掉了。”

　　《陆犯焉识》是有抗拍性的

　　今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让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随之大热。她表示，“我在写作之前，跟很多记者说，这部小说是有抗拍性的，就是要写一部谁也拍不了的作品，但写完‘老谋子’很快就说要买这个作品，我当时就在想这哪能拍啊，结果最后30页就拍了个电影。”

　　这部深受赞誉的小说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严歌苓坦言，《陆犯焉识》创作时有很多“痛苦撞墙打脑袋”的时候，好像时刻会滑脱她的控制，“有两三次会觉得自己江郎才尽，写的都是垃圾，那时候常跟先生在深夜里哭，觉得自己没有才华了，”严歌苓说，那时的痛苦在于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即便实际上自己的写作水平没有多少变化。

　　直到《陆犯焉识》写成之后，严歌苓还是对自己不自信，“一直是粮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觉，回过头删一点添一点，几次修改最后删了十万字，迫不得已交给了责编。后来我发给张艺谋文学顾问周晓枫，她看完立即就给我打电话说，‘太牛了’。”

严歌苓：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

　　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之前，严歌苓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对于张艺谋对《陆犯焉识》的改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坦言，随着自己的作品与影视越来越亲密，写作的从容正在逐渐失去。

　　“巩俐的表演让我掉泪”

　　《文化广场》：您对于张艺谋改编的《归来》有什么评价？

　　严歌苓：电影是导演所认为的理解，一开始说要弄上下集，我觉得也很难把这部四五十万字的小说表现完。这部小说最让张艺谋感动的是老夫妻经过了半世纪蹉跎走在一起，张艺谋的作品能够让观众去想象，主角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能有最后30页里这样的重逢，用“不记得”映射记得，这是个非常妙的点子。

　　《文化广场》：巩俐所塑造的冯婉瑜与小说中的冯婉喻并不相同，您如何看她的表演？

　　严歌苓：巩俐所饰演的集中的是最后丈夫归来已经失忆的形象，这个冯婉瑜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里的，但这个有说服力的，在这样一个生命的残局，之前的美好善良、忠贞，只剩下了一个等待的符号。电影中间的细节在不断强化这个对爱情坚贞的女人。尤其是她看到陆鄢识时似曾相识的表情，快要想起美好东西的时候，是那么动人，巩俐脸上的变化是有说服力的，我看的时候也会跟着掉眼泪。

　　被五个出版社赶着走

　　《文化广场》：近些年您很高产，小说也被改编成影视剧，怎么看待小说与剧本的关系？

　　严歌苓：我有点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不能想写什么写什么，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写《小姨多鹤》时三次去日本抓感觉。写《妈阁是座城》我就去澳门赌场学赌博，又跟很多赌桌上的赌徒、叠码仔、掮客聊，觉得准备充分才开始写。但以我过去的节奏，还需要心理状态摸得再准一些，但是这本书半年销量15万，电影电视剧版权很快就卖了，对我是个鼓励。

　　马上要出的新书《老师好美》，讲高考生在巨大压力下的畸恋，也是现实给我的故事。故事我听说6年了，从容地准备题材、从容地写出来，这是我的步骤。但影视与我的文学越来越亲密，这种从容正在失去。现在后面有5个出版社在拿着鞭子赶我。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要自己决定写作时间、创作题材。

　　“对我的作品理解有误区”

　　《文化广场》：很多大导演都改编您的小说，说明您的作品很适合被改编为影视剧。

　　严歌苓：我自己觉得《陆犯焉识》很难拍电影，我的很多作品比如《扶桑》也是。认为我的作品适合影视剧是对我作品理解的误区。最开始是李安买《少女小渔》，李翰祥拍《女房东》，台湾朱延平拍《白太阳》，让很多人有“要赶紧买，不买就没了”的误区，昨晚还有影视公司打电话问还有没有剩下的小说。其实我的很多作品买回去是上当的，是没办法拍的。导致这个误会的原因是我的作品有质感，画面、颜色、气味，看得见、闻得到，让导演以为电影已经在那儿了。记者 谢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