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应更多地依靠社会和文化机构自身的智慧和潜力

　　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毋庸讳言。但是，计划经济所遗留的问题并没有从体制中完全解决，尤其是在文化的发展上，在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上，在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运营上，依靠政府成了惟一的途径，这不仅制约了发展，也影响到发展的水平，同时还掩盖了当下文化发展繁荣背后的很多问题。

　　养与不养是一个问题，如何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博物馆来论，在世界范围内，国立博物馆应该养几乎不成问题，但如何养却有很大的不同。荷兰政府所建构的文化体制，一方面是为国立博物馆提供占全年运营经费一定比例的资金，基本上在一半或一半以内，其他的需要自筹。另一方面，国家出钱建立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不管国立或私立的博物馆都可以申请项目经费。从这一关于博物馆的国家文化体制中，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能够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运营的基础，以体现国家养馆的责任；二是将国立和私立的博物馆都推到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这一平台上，共同竞争；三是不“包养”，将国立博物馆推向社会，极大地激发它们的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博物馆自身运营的规律。

　　一家场馆面积并不大的梵高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市居于场馆面积很大的国家博物馆和市立博物馆之间，却成为荷兰每年参观观众数量排行第二的博物馆，仅次于国家博物馆。客观来说，这得益于梵高的名声。虽然梵高只活了37岁，一生所画油画也不超过400幅，可是，他为世界文化以及为后人所作的贡献却是无法估量的。1962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提供土地，国家负担经费，梵高基金会提供藏品，建立了由董事会管理的梵高博物馆，这就形成了政府与董事会的关系——政府有委任梵高博物馆董事会中代表政府的董事成员的权利，董事会则拥有经营的独立性。发展到如今，政府每年只拨占全年运营经费30%的3000万欧元，其他70%需要自筹，因此，它每年有3500万欧元的门票收入，占到自筹资金的50%，另外还有1000万欧元的商品销售收入，其他的就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创收。阿姆斯特丹市只有110万人口，梵高博物馆2013年的观众却达到140万人次，这一数字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自筹资金的过程中首先要把博物馆办好，只有把博物馆办好才有可能吸引大量的观众。

　　另一个案例也值得借鉴。荷兰电影博物馆原来在阿姆斯特丹市的一个公园内，没有展览空间，也缺少一些应有的设施。而现在的风光却出于常人的想象，其建筑的产权是国际银行的，电影博物馆则是一位租客，这在全世界大型博物馆中是少见的一种模式。现在这里不仅有4个现代化的电影放映厅(其中小的只能容纳65人)，还有展览、教育等设施。这里收藏了大量的电影资料，包括十几万张各个时期的电影海报。在4万多部影片的馆藏中，已有8000部影片实现数码化，并解决了版权问题。为了能够体现博物馆的公共性，也为了多元化运营，博物馆中设有免费的影片和资料观看区。荷兰政府每年向电影博物馆拨款800万，但只是全年所需经费的一半，要解决另外一半，除了可以从电影基金会获得项目经费之外，就要靠门票等其他收入。实际上在去年70万观众中，只有30万买票的观众。所以，将博物馆核心位置上的那么大那么好景观的空间设计成餐饮休闲区，就是出于运营方面的实际考量。因为来这里有超过一半的人并不是博物馆的观众，而是来这里休闲的游客，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休闲空间以及免费体验和观赏项目，就难以接待每年40万的游客。这是一个利用资源办馆、想尽办法办好馆的极好的实例。

　　还有位于海牙国会大厦一角的莫里斯皇家博物馆，原本是荷兰驻巴西总督、荷兰王子约翰·莫里斯于1636至1641年所建的宫殿，1822年因火灾重建后正式向公众开放，20世纪后期以来一直为空间局促、影响发展所困。为此，2008年博物馆耗资2200万欧元开始了改扩建工程。与荷兰其他国立博物馆不同的是，该项目完全由莫里斯皇家美术馆自主管理，其中荷兰壳牌集团就赞助了300万欧元，故新翼楼被命名为“荷兰皇家壳牌翼楼”。无疑，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个属于国家的博物馆被冠以商业机构的名字，正如同梵高博物馆接受日本人的捐赠建造了“黑川翼”新楼一样。如何看待公共文化设施的国家属性，如何对待作为公益性文化设施的社会关怀，特别是中国如何以更宽阔的胸怀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这些都值得思考。

　　说来说去都是钱的问题，可是，有些事情又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建立起一个支撑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方面，相关配套政策又是一个必须跟上的重要环节。荷兰的国立、市立博物馆都行进在向私人化方向发展的道路上，相关的国家政策是保证顺畅运营的重要方面。鹿特丹的范伯宁恩美术馆是荷兰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它的特色是不断接受私人捐赠，不断和私人机构合作。两年前，政府削减文化预算，该馆和三家私人机构合作，其中两家专门做荷兰藏家的展览，它们不仅包揽了展览经费，还负责展览的策划，博物馆所做的就是开门迎客。最近，他们又新建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仓储式库房，其中的一层就专门给私人藏家使用。在这个公与私的关系中，国家给予的承诺性捐赠以特殊的政策实现：一是减税，每年20%，连续5年；二是减免遗产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人藏品的捐赠。

　　显然，国家的文化体制决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如何解决中国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大众化和低水平的问题，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寻解决之道，是突破目前普遍存在运营瓶颈的关键。更多地依靠社会，把博物馆从不死不活的“包养”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激发博物馆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博物馆与社会建立的联系中，使博物馆真正和城市发生关联，成为公众的向往和常去之地，成为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