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叙事革命——《十送红军》热播引发的思考(刘琼)

    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达，提供对个体成长和人类社会进步有价值的信息，分享相对高级的趣味，一部艺术作品具备这三点，就会被称为好作品。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30集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是我今年看到的较好的影视作品之一。这部长征题材电视剧在理想主义的信仰表达、目标人物关注和叙事艺术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任何一次人类自身的大迁徙都足以构成史诗创作的素材准备。长征是现代中国的一部伟大史诗，长征由于其在中共党史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和人类历史绝处逢生的传奇性，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文艺体裁的书写对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诞生了一些有创作追求的文艺作品。此次，以“十送红军”这一略显平淡和缺乏创意的名词命名的电视连续剧，目光下移，主要人物锁定在长征路途中中国工农红军的基层指战员层面，是对一段时间以来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偏爱领袖”的一次反驳，这种反驳是以历史辩证认识为哲学基础——正是无数慷慨赴死的忠骨热血，用胸膛阻挡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和沿途的各种枪林弹雨，红军的骨干力量才能最终实现战略大转移，为开展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可怜无定河边骨，正是春闺梦中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战士可能都指向一种独特、丰富的经历和命运，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故事虚构，还原英雄战士的形象，还原慷慨赴死的英雄逻辑，表达了今天的中青年艺术创作者对于历史的艺术认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理想和信仰使一个民族获得了新生。

    从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根隐在故事背后的时间和路程线索，将十个故事、十组红军形象串联成一根糖葫芦。每个小葫芦的容量最短四集，最长六集，故事的焦点人物由一个或几个人组成，故事都有核心矛盾的生成、发展和高潮。每个小葫芦形成的高潮点像一盏盏小灯，也像一个个小火把，连成红军长征的精神路线。仿佛在形式之外，隐喻长征对于中国革命，除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外，其过程也是对于中国革命的一次有力量的传播，“长征是播种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糖葫芦”叙事结构必然产生新的叙事美感。脱离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四面受敌，用浓重的笔墨写人物性格的极致性，危险挑战的极致性，从而写出英雄含义的本质：面对极致的困境和考验，富有勇气、担当和能力。这里面，掉队女兵戴谰由一个动辄掉眼泪的小美女到自毁形象在“敌营”中生存下来的成长，深受苏联文艺影响的知识分子贺坚对于信仰和爱情的选择，神枪手张二光失去右手指后重新找回用枪的自信，一个个具体的人物生动、有力、高尚。战争和战场虽然惨烈、血腥、残酷，但是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有信仰支撑的人性的光辉应该让观众肃然起敬。

    为了集中优势“视频”，实现艺术呈现的极致性，创作者舍弃了一些视角，如敌军，如红军高层等。整部电视剧是有限视角，以红军的基层为创作中心，除了个别几集外，基本是侧写“敌军”。有限视角的优势是主体性强，可以自由提升创作的情感温度，深入并极致呈现战士形象。侧写“敌军”，敌情不明，使各个人物的前途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性，故事和人物产生了突然而至的传奇和悲壮。

    当然，整部电视剧是大悲加小喜的正剧。各个美好人物最终必然牺牲的命运，是大悲所在。小喜体现在一些人物性格的喜感色彩，如四个儿子的父亲钟士发、村姑小桃、小战士十一斤等。喜感或者轻喜剧成分的出现，是叙事策略，让紧张的节奏放缓，给血腥的战争增加了人性的诗意。悲和喜是历史生活的客观存在，充分把握悲和喜的辩证关系，把握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才能最终构成历史正剧的完整链条。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