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文的全球视野

　　关于元代文学，人们下意识地想到元曲，这与其说是元曲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过大，还不如说是我们的评价视角较为单一；我们不否认那些文学史中必然谈到的《窦娥冤》《天净沙·秋思》《西厢记》等作品的重大意义，但只对这类作品情有独钟，以至于遮蔽了我们对元代社会独特面貌的客观审视，则太过狭隘。作为以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社会最独特、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其多文明形态共存、多民族融合、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交流的全球化特征，这一核心特征没有在元曲中充分展示，在元代诗文中得以全面展开。事实上，在元代，诗文创作依旧占据主流，据杨镰主编的《全元诗》统计，元代有诗人5000余人，作品近14万首；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统计，作家3000余人，作品3万余篇。当然，数量不说明问题，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全球视野中的元代诗文何所作为、有何贡献与意义。

　　海纳世界：疆域的全球性特征与诗文主题的大气开阔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取《周易》“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元王朝始于是年。所谓“大哉乾元”的意思是：“元也者，大也。大不以尽之，而谓之元也，大之至者也”，这话的确道尽了元王朝的疆域辽阔的特征。作为由蒙古帝国转变而来的大元王朝，凭借武力扫荡世界，曾经吞并了西辽、花刺子模、西夏、金朝、格达哈里发国家、俄罗斯诸国，囊括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东欧、北达北冰洋、南到越南北部的广袤地域。到大元王朝确立之际，虽然疆域范围不能与蒙古帝国最盛时期相比，但其所据地盘依旧涵盖了现今的中国、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远东地区(北亚)、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亚大部，西边一直延伸到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今天看来，元王朝的疆域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

　　国家疆域辽阔的情形令整个元王朝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睥睨今古、傲视前朝的时代自信感。人们对师心自用、视域胸襟狭隘 “气萎苶而辞骫骳”(《元史》卷一九○“儒学二”)的创作深感厌弃，心胸气魄远非昔日可比。当时最广为人们盛赞盛传的作品，是以两都为中心的书写，无论是书写大都阅兵仪式的《卤簿诗》(袁桷)、还是铺叙京师超秩前代气派与富丽的《大都赋》(黄文仲)以及流水描述京城四时节令风华的《渔家傲》(欧阳玄)，更无论是盛传一代，书写着大元王朝盛世传奇的大量上京纪行诗，无不体现出作者力图通过大气、恢弘的创作曲尽时代疆域辽阔、文华物茂之妙的愿景。

　　元代诗文创作所欣赏、盛赞的不再是意境佳美、言辞工巧、孤芳自赏的东西，而是视野开阔、描述切实，可以满足天下寒士“一览观焉，如身在辇毂之下，而睹熙朝之弥文”(黄溍《跋袁翰林卤簿诗》)的作品。诚如那个时代的大思想家吴澄所总结的那样，人们面对“四海一统之时，际重熙累洽之治”，不禁“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故其创作自然“字字鸣国家之盛”，“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因此元代诗文值得人们更多关注的独特性在于，人们期望创作视野、胸襟能大气、开阔，具有可以群、可以观、可以兴的特点，从而真正呼应那个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多民族、多政体、多地域、多风俗情形下，大家渴求交流、联系、共鸣的需要。

　　有容乃大：发展的全球性与元代诗文的包容性特征

　　蒙古人的恣意扩张，的确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破坏了许多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打破了各民族各国家此疆彼域的界限，使人们被迫进入全球化的交往与流通境域中。这种发展的全球倾向性也迫使元代诗文必须具有包容海纳的特征。

　　对于文字文明，游牧民族或许缺少兴趣，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信奉萨满教的蒙古民族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无论佛教、道教，或者伊斯兰教、基督教并行不悖，共生共存。元蒙统治者对于宗教的亲近与扶持态度，让绽放于元王朝疆域的各种宗教在推动元王朝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领域发挥影响。元代许多重要作家来自宗教界人士或信徒，在佛教界，除了元初两位重臣耶律楚材、刘秉忠外，像早期的中峰明本、中叶的释大訢、晚期的宗泐；道教中，早期如全真教的丘处机、李志常、尹志平等，中叶玄教的吴全节、朱思本、薛玄曦等，茅山派的张雨等；还有许多奉信伊斯兰教的回鹘士子诸如高克恭、不忽木，信奉基督教的马祖常等等。

　　出于战争的需要，蒙古人却在脚程所及的地方建设了密集、便捷的驿站，这一举动在有效推进战争速度的同时，更推动了东西方的全球化。有元一代，通向世界的国际驿路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一条通往亚洲北部的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一条经甘肃通往中亚、欧洲，诚如清人感慨“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万斯同《昆仑河源考》)，的确是四海一统、天下一家！有元一代，那些随着战争和贸易，从蒙古、新疆、中亚、西亚等地纷至而来、被统称为色目的人们，血种复杂，有白种、黄种以及黄白混血人种，所包含的民族竟然有31种之多。

　　毫不意外的是，深目隆鼻的各族色目及蒙古、女真、契丹等多族文人，不忽木、马祖常、萨都剌、沙剌班、丁鹤年、迺贤、孛术鲁翀、斡玉伦徒、雅琥等等，拱拥元代诗文辉煌成绩的缔造者，不再是汉族文人一枝独秀的表演，而是多族士子众木成林的混响。元代诗文大家中，诸如姚燧、王恽、程钜夫、虞集等，越是名著一时者，他们的诗文创作就越是展示出杂糅着多种文化、复杂宗教、异域风物的多元内容。在人们热衷用详尽叙事、铺张纪实的表达风格来彰显自己多识多见的同时，也真正展示出他们最值得尊重的写作态度：与物熙和，包容万象。

　　厚德载物：文明的多形态共存与诗文内容的多元混融性

　　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元王朝接受农耕文明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对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巨大活力深感兴趣。多元文明形态影响造就的元代诗文，其核心特征应是多元混融。

　　就游牧文明而言，最具元朝特征的上都纪行诗鲜明地彰显着元代诗文多元混融的特征。1260年，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蒙古帝国汗位争夺中取得胜利的当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建年号“中统”，并在《中统建元诏》中明确表明自己将祖述中原帝制，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规格，改造大蒙古帝国。作为从草原本位过渡到汉地本位的大一统王朝，即此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的政治体制，以大都为统治中心，但皇帝每年到上都巡幸4个月到半年，其时百司臣僚“各以其职分官扈从”(黄溍《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元朝亦由此产生见证一代盛衰的上京纪行诗。作为游牧民族活动的草原极北地域，上京纪行诗中的诈马宴、角抵戏、辫子舞、马湩以及极端的天气、异样的风物等等都展示出极强的游牧风情。而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热兴，不仅以主体姿态彰显那个时代游牧文明的独特魅力所在，更由于吸引了多族文人对进行表现而昭示出元代文学创作南北多元混融特色的形成。

　　就农耕文明而言，它呈献给那个多元文明时代最卓著的内容是元代书画诗文题跋。在元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有诗文集存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题画、议画的诗文存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关系那样亲密”，“画上题诗、题文在元代空前高涨”(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面对不谙文字风雅的元蒙统治者，农耕文明改变姿态，用更直观的书画来吸引统治者，从而推动元代文学以别样的特色呈现。卓绝如赵孟頫，作为农耕文明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文人，他没能用他满腹的经纶实现治世经邦的理想，也没能用他的文字穿透世人的灵魂，但却凭借他超凡绝伦的书画才华，令整个元王朝从皇宫贵族到平常士子都无比倾倒。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元朝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所造成的冲击，使得元代的文学改革只能胶合着书画艺术改革汇流成文艺复古思潮来产生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在推动文学创作以经史为根本，以百家学问为涵养，形成气势充沛、务实有效风格的同时，更将元代的书画艺术推向高潮，并从此奠定中国文人诗、书、画、印糅合一体，风格古雅、意韵丰沛的基本格局。

　　就海洋文明而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让元代诗文的多元混融气息更增风情。早在尚未一统江南之际，忽必烈即告谕东南沿海诸国，“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之后又在庆元、上海、澉浦三地设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三处增设市舶司，总共七处市舶司。而据元大德八年(1304年)所刊《南海志》记载，在广州市舶司贸易往来国家有142个；元至正九年(1349年)完成的《岛夷志略》叙载，在泉州港交易的国家和地区有99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拓通既实现了人们“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王礼《义塚记》)的全球行走之梦，更让世界文明“络绎乎国门之道，不出户而八蛮九夷”(黄文仲《大都赋》)。另外，从1293年开始，元廷便主要依靠海运来解决东南粮食对京师的供给，国内海道的拓通，乃元代经济运行的一道良策，从此“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作为对元代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海上贸易、海上航运，元代诗文由此围绕海祭、海事、海贸、海叙等几方面不断羼入海洋的叙事单元，而浮槎下海而生的诗文作品，除了《岛夷志略》外，还有《真腊风土记》《异域志》《安南志略》等，见证着那个时代海洋文明的辉煌。

　　述论至此，或许远未能讲清置身于冷兵器时代、全球视野中的元代文学的真正面貌。当今世界，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之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已引起学者们对它的深入研究与深度思考，文艺创作也不能豁免。在人们对全球化影响尚处于思进或求退的评价纠结之际，元代诗文所呈现出的开放的创作胸襟、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气质、它厚德载物式的多元混融特征，是否能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