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老桂家的鱼》的原型

　　“老桂”是一个疍民。

　　《老桂家的鱼》(收入我的小说集《绿皮车》)写的是一户疍民的生活，发表之后，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未见内容便问，是否写的我们班的老桂？此“老桂”非彼老桂。我们江西大学78级中文系确实有一个老桂，毕业之后辗转赣粤两地的新闻媒体，曾官至《惠州日报》常务副社长，我写的是小说“老桂”，且写的是一个疍民，只不过这家疍民跟我的大学同窗同城——皆在惠州。前者在车水马龙一侧的大楼里上班，后者在江边讨生活。

　　小说中的“老桂”并不姓桂，既是小说，我不能用原型的原姓，顺手就将每次去惠州便照面的老同学的姓，给予了小说的主人公。大约是10年前，有个在惠州教数学的青年教师小赖，忽然决定改行学中文，报考了深圳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投在我门下；那时候我刚买了一辆捷达车，带上他以及另外两个女生，兴兴头头驱车去惠州。或许见我对日新月异且雷同的城市略感失望，他踌躇后忽道，老师，惠州还有疍民！于是我们沿江边逶迤搜寻，很快在西枝江的大桥下面，找到一片横七竖八的“乌篷船”。竹跳板搭在船上，岸边有小块菜地，枯黑的丝瓜藤爬在树上，鸡啄狗吠，乃都市遗忘的一个角落。江边走了一段，除了动物，没有人理睬我们。

　　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条船上钻出一位中年妇女，招呼我们上去坐坐。俩胆小的女生几乎是手牵手，走上颤巍巍的跳板。这是一条报废的水泥船，三四米宽，20多米长，船舱隔成两三间卧室，尾部是厨房与厕所。前面的舵舱成了孩子的卧房，舵盘业已生锈，墙上挂着褪色的明星画片。在卧房兼客厅里聊天，女船主告诉我们，老家在紫金，80年代承包了一条船出来搞运输，后来花了3万块钱将船买下，借的农村信用社的钱，还有一笔余款迄未还清。再后来，船已衰朽，不能开了；张罗了渔网、小船，就在江边打渔。西枝江水质不行，打上来的鱼有异味，自己吃，当然也卖给做工的人。江上生活的难处很多，吃水和用电都是问题。从岸上砖厂接过来的电，时断时续；吃水去岸上挑，5毛钱一担。很意外地见边上立着一只煤气罐，罐子上戳着一根管子，一只乳白色的煤气灯罩。想起“文革”年间的70年代，我在火车站做装卸工，一旦夜班起来上铁道线，必定是先点着一盏汽灯。汽灯在外形上和马灯有些相似，但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尽相同，在具体构造上也有一些差别。首先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还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其次，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蓖麻纤维或石棉做的纱罩；三者，汽灯的上部还有一个像草帽檐一样的遮光罩。由于纱罩经过硝酸钍溶液浸泡工艺处理，当纱罩遇到高温后会发出耀眼的白光。我们装卸之时，将汽灯挂在车厢顶端，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透亮。寒冬之际，尤感温暖。

　　可是，21世纪了，城市一侧的居家，还在用这种燃气灯具，境况艰窘，不问而知。女船主儿女双全，儿女话不多，对我们皆友善。她的老伴——亦即我小说中提到的主人公“老桂”满面黧黑，自始至终在一旁木然吸烟。女船主留我们吃饭，我们婉谢了，留下一盒茶叶，一个红包，匆匆离去。

　　当然，如果细细推敲，女船主成为疍民，还是从她这一代开始的；惠州也有几代疍民的，多半来自广西梧州，他们的船只主要泊在东江边，东江水质较好，东江码头市声喧腾，鱼虾也卖得出价。疍民无论在哪里打的鱼，都用小船运到东江码头去零售。

　　后来彼此成了朋友，之后几乎年年去探望，每次必带去一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将疍民或底层生活作为她们观察生活的一个窗口、一个镜像。每次皆会给船家带去一些礼品，包括学生们捐出的八成新的衣物。后来出现一个拍纪录片的契机。乃是深大传播学院一位从北京电影学院调来的导演专业毕业的胡老师，相中我被《小说月报》转载的一个中篇《铁壳船》，想找寻一两个生活基点或拍摄外景。《铁壳船》是我在南昌抚河的感受，时过境迁了，忽想到，可以带胡老师去惠州看看疍民。他一见倾心，决定跟踪拍一个纪录片，名曰《寻找岸上的河流》，迄今跟拍两三年了，拍了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前月在深大图书馆配合我讲《老桂家的鱼》，他剪辑了40分钟的纪录片素材播放，同学们看了，感受非比一般。

　　围绕这个原型，去年发生了两三件事情值得一说，一是年初发现“老桂”全身浮肿，病情加重，此前，得知他患高血压多年，我带去腕式血压计，量得他的血压是180/230，吓了一跳，疑是肾性高血压。这种血压在常人，早都住院了，他却还在风里浪中讨生活。于是驱车带他去医院检查，女船主及其儿女跟过去。果然肾病严重，医生建议入院，选择权当然是在家属。其结果，还是开了药回家休息。二是，在感觉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助“老桂”家一臂之力？又想起了当地的老同学，遂通过报社有官职的老桂，辗转找到惠州电视台的一档民生节目的记者过来采访。领衔采访的女记者很年轻，潮汕籍，上船之前未听过“疍民”一词，更未切近接触过真实的疍民。反复叮嘱她们在播出画面之下，打上“老桂”家的电话。迁延了好一段时间，新闻总算播出了，却一直未见前来探访的官方或民间的志愿者，令人有些失望。三是，入夏的一天，“老桂”的女婿告诉我，他岳父昨晚病故了，虽心里有准备，依然闻之心愀。我当即联系胡老师，第二天驱车前往拍摄，为的是保留一组“老桂”以寿终的形式“上岸”的真实影像(他们一辈子都在想上岸啊)。天热等不及，我们中午驶抵，“老桂”已被火化。在江边一个酒店，我握着女船主的手道：“我们来晚了……”一语哽咽，一圈人的眼角都湿润了。

　　好几年前，为呼吁关注西枝江的疍民，我写过一篇散文《最后的疍民》，发表在《惠州日报》，此文后来获了当年全国地市级报纸副刊奖。去年年初，忽动了写一篇小说的念头，于是有了《老桂家的鱼》这个1.2万字左右的短篇，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旋为《新华文摘》等四家刊物转载，并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之后入选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等3个排行榜。

　　其实，描述底层、弱势以及兼具人类文化学意义的疍民生活，只是小说想表达的一部分，更想探究的是理智/情感(小说中有一位乐于助人的“潘家婶婶”)、具象/抽象(打渔人的卑微与坚韧)、写实/象征(小说中的那条失而复得的翘嘴巴鱼有多种解读)之类的人性、文化与审美意义。

　　在我的小说结尾，西枝江的疍民已被清空；如今还在，这是好的。很多物事，不是一清了之可以奏效的，对于疍民这类岭南文化的标志之一，多给它们一些存留期，为好；适当予以一些帮助，更好。

　　白居易有诗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