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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计》:城乡少年的“换位生存”

问题少年的“救命稻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10日10:11 来源:北京日报 半夏

  十分难得,引人瞩目的湖南卫视栏目《变形计》,貌似没有借鉴洋人的范本。其所谓变形,是立足真人生活角色的互换。这档曾于2007年新加坡亚洲电视节获得“最佳真实电视节目奖”、号称“新生态纪录片”的节目,起初以社会热点为题材,之后渐渐集中在青少年,定位于青春励志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并且更着意于以“城乡”、“少年”作为题材要素。姑且不论之后会否变化,起码就当下而言,这或许才是本节目最合适的关注点,自然也是看点。

  关于变形,似乎从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相比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意图以生理的变形表现生活和心理的变形,也即所谓异化,早在公元前,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就写出了洋洋15卷12000诗节的长诗《变形记》。此后,同名作品层出不穷。媒体人赵允芳,作家赵本夫先生之女公子,也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围绕她和儿子成长的书。巧的是,她还专访过《变形计》的年轻制片人刘茜,想来她对“变形”,无疑多有体味,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表述:“变形”,是每一个孩子对另外一个自己的热切期盼。它意味着另一种有趣的可能,也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叛逆。变,也就是长大的历程。

  大约因此,《变形计》的录制,尽管人力成本颇高,制作的艰辛亦可想见,但节目的标本,也即参与角色互换的少年,却从不缺乏,甚至有几千个父母致电栏目组,恳切要求收下他们的孩子。尽管这算不得理智,但显然这些家长是将这一周时间的“变形”看作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足见所谓问题少年存在的广泛。

  诚然,《变形计》的题目,不免有标题党的嫌疑,因为它在意的,既非卡夫卡的荒诞异化,更不是奥维德的“灵魂轮回”,正如刘茜所说,《变形计》是计划的“计”,不是记录的“记”,我们更愿意把这次“变形”看作是一个契机,一次机会,希望节目能具有某种功能性。这当然是一种参与意识,从回访的效果看,似乎也的确达到了某种预期。不过,作为一档节目,这样的预期只能是有限度的尽力,就整个电视业乃至传媒业的生态而言,对现实生活,呈现已属不易,解决实在很难。

  少年无辜与社会责任

  《变形计》以“城乡”、“少年”作为主要元素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只记录,不设计”的口号下,呈现的的确是一种接近真实的成长状态,是生活的原色。当下大众人生的最大差距,其实就在城乡之间,而非我们想象的本土和世界。略具规模的小城与大山深处的偏远乡村,就已经构成了天壤之别,更遑论大都会和域外。于是,节目带来的便不仅是换位思考,更是换位生存,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能见度的测试。正如一则公益广告说的,城乡间的人为藩篱,资源过于集中的流向,让孩子们有了截然不同的童年。在看起来有钱的城市,家长对孩子,更多是有意无意的娇纵娇宠;而在依旧贫困的农村,自己尚且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则是无奈的丢弃。尽管在物质的表现上,前者提供的太过丰盛,后者则提供的太过贫乏,但对孩子而言,却都是一种失职——无论城乡,他们都是失教的少年。于是,城里少年挥霍青春,乡下少年生活艰辛。后者无疑可怜,前者恐怕也是另一种可怜。而家长对孩子的意义,后者是不知道为什么生,前者则是搞不懂生了为什么。凡事不做,娇生惯养,固然不是少年的正态,而小小年纪便要挑起沉重的家庭负担,过早进入成人角色,也绝非少年生活的正途。

  必须强调,造成如此状况的,绝不是孩子自己。少年的教育问题,鉴于他们的尚未成年,责任从来就不在于他们,而作为监护人和教育者,家长、学校,乃至社会,都有推卸不得的责任。在孩子的教育成长上,也许我们总是要求他们太多,而要求自己太少。

  歌里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变形计》中正好有一期以“少年 少年”为题。自然,它提供的只是祖国春天的一个不完全样本,但其所具有的标本意义则是无疑的。节目制作者力图用普通人的善意唤起更多普通人的善意,这是有良心的制作,起码我愿意这样以为。由此也引发相应的追问:对待祖国的春天,除了春天自己,其他的方方面面,是否该有一个对得起内心的交待?

  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就是节目中来自农村的少年,因其纯朴而给人更加善良的印象。当然,在经历一番换位生活之后,城里的少年,也大都释放出内心柔软的可爱。少年无辜。我不认为纯朴必须根植于穷僻,但当我们太过执著于用财富改变所谓人生时,也许正因为不肯留意于人性的培育和葆有,才日渐远离乃至背弃了应有的善良。

  鲁迅:“为儿孙作马牛”和“任儿孙作马牛”都是错误

  少年的成长教育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问题,或许它一直就是,只是当下更为凸显。鲁迅先生曾经在1933年对此有过深刻描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绝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先生又说: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先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的许多深刻,并不因时过境迁而失去价值,或者更其深刻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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