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而当下如何谋求新的发展？这是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继续“拿来”自不必说，但立足于本土文化、文学资源，汇通中西，同中存异，同样是一条迫切值得去探索的道路。那么，当代文学应当怎样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源呢？笔者以为，这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弘扬传统主流文化的精神遗产

　　在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锋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确定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三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们向传统主流文化发起猛攻。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揭示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也必须承认，虽然当时的中国久陷沉疴，文化身躯“红肿”“溃烂”，却也不乏健康的肌质。不管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出于何种策略考虑，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偏激的，由此落下的后遗症影响深远，这是“五四”需要反思的地方，也是当代文化建设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传统文化涵括极广，提取精华，为我所用，是当前文化、文学创新的必由之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不少封建糟粕，荼毒身心，但更多的还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思想精华，这些东西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在文学中更是如此。近代以来，吸取传统主流文化精髓融入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且不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大家，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在阿城的《棋王》中，道家文化精神以现代面目出现，着实惊艳；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借助白嘉轩全面展现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令人惊叹。陈忠实尤其激赏朱先生心怀天下、情系苍生，无事时恬退自适、有难时挺身而出的高尚人格，这种刚健而不失韧性的品格实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华的结晶，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莫言的《生死疲劳》以佛教“六道轮回”的魔幻资源与西方魔幻对抗，于生死轮回中描绘了50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史。纵观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大多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下过功夫。在传统主流文化里寻找思想启迪，并结合时代精神，选择性地将其融入文本，中国当代文学将大有可为。

　　激活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

　　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常谈不衰的话题，《诗经》的质实和《楚辞》的绚烂便是地域文化差异在文学中的反映。地域文化生发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在精神内蕴上，它具有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底蕴等特征，这意味着地域文化必将形成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视角，其所展现的民族文化底蕴与主流文化相较而言也更有具体性和多样性。当代，以区域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邓友梅的“京味小说”系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人物志”和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小说等创作，都在激活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辟了小说的新路，刘心武的《钟鼓楼》、张炜的《古船》等长篇力作则是进一步沉入地域文化多彩世界后的产物。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地理条件、行政区划及民族归属等较客观的因素息息相关，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会在新的时代不断延伸，也将随着时代发展逐步变异。即，当代作家面对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一个更为驳杂的文化系统，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去消化提炼，但换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素材库，是作家们求之不得的。

　　民间文化的特征与地域文化有相似之处。民间被政治权力统治，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这种与主流话语若即若离的存在姿态使民间文化得以形成自由自在、野性活泼的审美特质。当代文学中，莫言是自觉站在“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上的作家之一。纵观莫言的创作，不论短制(《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或是长篇(《四十一炮》《檀香刑》等)，无不氤氲着民间文化的野性气韵，渗透出民间立场的审美意趣，并常常可见其对民间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重(如民间戏曲之于《檀香刑》)。在莫言笔下，丰富的民间元素与新鲜锐利的感觉、神秘莫测的想象和泥沙俱下的语言相配合，共同营造出一个神奇诡异而又热力四射的莫言式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最终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复杂性，它既是滋长自由自在的审美品格的肥沃土壤，又是藏污纳垢的肮脏场所，作家选择什么，扬弃什么，关系到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重要问题，把握不好，后果便不容乐观。“寻根文学”借民间文化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可有的作家却大发嗜痂之癖，把玩起了奇风陋俗，终于走火入魔。前车之鉴，后来的作家应该铭记于心。

　　复苏传统文化及文学的审美意识

　　崇尚中和与崇尚空灵是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点。前者是儒家、道家和禅宗共同的审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情与理的统一中，后者则主要源自道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意境论中。中和与空灵的审美意识在传统文学里源远流长，“乐而不淫，安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也一直为历代文人学士所追慕。可以说，中和与空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也是传统文学鲜明的风格特征。

　　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和谐”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和谐”正是坚持中和与空灵审美理想的结果。当代文学应积极复苏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设中去。新时期以来，贾平凹量多质优的散文让读者领略到了传统审美意识的现代表达。贾平凹深受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和禅宗妙语的濡染，其散文以达观超脱的态度观照宇宙人生，在人生中追求自然的情趣与在自然中感悟人生的奥妙是贾平凹散文的重要内容。贾平凹多写山野村人，他们生活艰苦，却安然适意于秀水明山，他们无忧无虑，因为天地灵气早已荡尽名利之欲。贾平凹写自然，也有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大至崆峒名山，小至一块丑石，贾平凹都乐于在天人之际、物我之间放飞玄思，以有限达无限，通向生命真理的彻悟。对传统审美意识的承续使得贾平凹的散文能在传统美学与现代生活之间展开对话，从而形成开阔的审美视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这是“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的出路。这股潮流虽已是30年前的旧事，但它提供的创作思路在今天看来更显其前瞻性和指导性。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诺奖对莫言的承认可以视为世界文学对“寻根文学”思潮的一个肯定的回应，它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昭示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