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古代的追星族

　　崇拜明星，仰慕不已以至于追逐不舍，即所谓“追星族”者，有人以为只是当代一些小青年的时髦风气，其实乃是古已有之，传统很悠久的。

　　东汉末年有一位大名士郭泰(字林宗)，品德高尚，言行芳洁，大受仰慕；据说他“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后汉书·郭泰传》)。名流的高明之处不容易学到，于是就专门来模仿其人的服饰打扮——汉朝就已经这样了。

　　三国曹魏后期的“竹林七贤”名气极大，其领军人物阮籍、嵇康尤为追星一族所崇拜。当时有一位青年才俊钟会(字士季)，曾经把自己写的一篇东西说成是出于阮籍之手，在其他粉丝看来“皆字字生义；既知非是，便不复通也”(《文选集注》卷六十一注引《语林》)。钟会又曾热烈地追求嵇康，一直追到门上去，可惜嵇康不大理会他(详见《世说新语·简傲》)。后来他又去找过一次嵇康，不敢进门，只把自己的论文从窗户里扔进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文学》)对他这篇大作《四本论》，嵇康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钟会深感受辱，从此与嵇康结仇，后来他地位高了，就一再向当权的司马昭大进谗言，终于让嵇康被杀。

　　晋王朝建立以后，特别是到承平的元康年间，追星一族主要模仿阮籍，这是因为先前嵇康是被晋朝开国之君武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杀掉的，不便攀附仿效，于是不拘礼俗、因奉行韬晦之计而往往狂饮烂醉的阮籍便极得颓废派青年之心：“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谢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条注引王隐《晋书》)；这一批追星族的行为很不文明，“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葛洪《抱朴子外篇·刺骄篇》)，“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裴  《崇有论》)。至于阮籍那些深刻的思想、高妙的诗歌，他们一点也没有学到手。

　　后来东晋的思想家戴逵指出，“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竹林七贤论》)。他又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放达非道论》)。“无德而折巾”说的是东汉末年郭泰之粉丝的典故。许多年过去了，追星一族似乎毫无长进。

　　到唐朝，追星族仍然实繁有徒，好玩的故事很多，姑举高水准的二例以概其余——

　　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云仙杂记》卷七)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喝杜甫诗灰汤，全身文身，遍刺白居易诗——这才是真心诚意的文学追星族。

　　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那山东高密乡下的旧居忽然成了旅游的新热点，据说已经不再住人的几间老屋子外壁上的泥巴被追星族抠掉不少，弄得百孔千疮。不知此举是否会有伤莫言的元气；建议那些到此一游的追星族得此仙泥之后，取其少量泡高粱酒酣饮，或文身刺《红高粱》一段，文才将一定大有长进。

　　由汉、唐盛世以迄于今，追星一族锲而不舍，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什么变化。换一点新思想新作风比换一只新手机新皮包，那是要难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