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散失的母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07日11:34 来源：中国民族报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

　　生日这天凌晨，我梦见母亲走了。她躺在窄长的土坑里，身子被白布蒙着。多年来，我过生日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写一篇《生日寄母》。自母亲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后，便搁笔了。

　　母亲不识字，我4岁时，她就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疾病的起因是一把刀。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始不久，村里的殷会计被造反派怀疑偷窃代销店里的红糖，给他刚生了孩子的老婆补身体。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批斗大会的前夜刎颈自杀了。

　　现在想想，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里，在一个村庄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连的。就像是一个连环扣，殷会计刎颈的那把刀，直接引发了我母亲的精神分裂。

　　炎热的七月天，殷会计死在一片离村很远的麦田里，他家里的八旬老母病重，老婆正在坐月子。善良的村民不忍心惊吓了他的家人，决定在村里做好了棺材，再去麦田收尸。

　　村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木匠，做一口棺材得3天。尸体要在麦田里搁上3天，总得有人看管，否则饿狼野狗会毁尸食肉。村里没人乐意做这桩晦气的事，看尸的活儿最后由我爹主动承揽了。

　　我想，爹爹可能觉得反正自己每天挨批斗，去看殷会计的尸体，也不怕再增加点罪名。父亲那时已是远近闻名的“投机倒把分子”，大会小会批斗游斗，母亲每次都战战兢兢地站在批斗大会会场最后面的角落里落泪。

　　我父亲在麦田里看守了三天三夜。父亲也许是出于保留物证的动机，把自杀者用的那把刀，用手绢包着，放在大衣口袋里带回了家。

　　昼夜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母亲，从他衣袋里翻出了沾着血浆的刀。这场让母亲无法理解的运动，当时以一把带血的刀的形象，横在不识字的母亲眼前，她内心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到了那把刀上。

　　她疯狂地把刀塞进灶火里，又将烤红的刀举在手上，扔进门口的老河坝里，自己也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幸亏河坝不深，母亲被救了上来，但从此变得神志不清。

　　现在想来，胆小怕事的母亲对刀的恐惧，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自此后好多年，我们家的刀总是不翼而飞，父亲买了一把又一把，买得快，丢得快。

　　直到后来，我家搬迁，才发现坑洞里、灶台里、地窖里、仓房里，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刀，而那些藏刀的地点和方式，除了我母亲，没人能想得出来。

　　后来，每当切菜找不到刀时，家里人就找母亲要，耐心地向她解释，这刀是拿来切菜的，不会再拿去伤人。

　　母亲这才打着哆嗦从门背后、火墙里或沙土堆里把刀拿出来。她有时记性不好，会忘了埋在哪里，那就只好再去买一把。

　　懂事后，我常常看着无知无觉的母亲发呆：难道就是这个疯癫到对一切浑然不知的女人生养了我？生命这样残酷的给予方式，在好长一段时期，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母亲把她窈窕的身段、柔软的肩臂，浑圆的腿和修长的手指，都再造一般遗传给了我。这些不由得我不信，我就是她生命的延续。

　　母亲失踪后，我常常从妹妹、姨姨、外婆身上，从自己和女儿身上找寻她的影子，幻想她有一天回来，希望她的病奇迹般地好了……

　　从小失去母爱的我们，就像没有桨的小舟无助地漂泊，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我仍然以为，自己比起母亲是幸福的，因为能够意识到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其实，有时沉重的生活负担，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生活中的苦难，也会成为活下去的动力。人常常是苦难一旦消失，活着的支柱也随之坍塌。就像父亲，扛过了生活的所有重压，却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可以替他分忧时，松了口气就猝然而去了。

　　父亲去世后，我把老房子交托给邻居，把母亲带到了离大梁坡千里之遥的边陲城市塔城，在那里安了一个家，弟弟妹妹寒暑假总会来这里团聚。

　　在塔城生活时，母亲总记得大梁坡那个家的墙壁不够白。她从马路边背了一袋又一袋人家废弃的白石灰回来，堆在屋子门口，说要带回去刷老房子的墙。她不断地从院子里拔一些野菜回来，用水洗了，煮进锅里。我知道，她还在大梁坡、还在甘肃天水那些饥饿的记忆里游荡。

　　就像在大梁坡时，她的大部分记忆还停留在16岁以前的甘肃天水张家川一样。到了塔城以后，她的全部记忆似乎都停留在了大梁坡——那个她浑浑沌沌生活了30年，生了7个孩子的大梁坡。

　　在大梁坡的最初两年，我母亲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外婆说她是五个姐妹中最勤劳、最心灵手巧的一个。这一点从母亲初嫁父亲时，绣在枕头上和我小鞋子上的花，可以得到完好的印证。那些艳红的牡丹和小动物，逼真到像有生命一样，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红。

　　母亲一病不醒后，我抱着小枕头和小鞋子哭过，亲吻过那些母亲亲手绣的花瓣和小鸡、小鸭。那些植物和动物通过我含泪的亲吻，常常在我的梦里醒来，跟我对话。

　　母亲却是不能再醒过来了，她掉进了一个梦魇的深渊里，深得谁也搭救不了，深得连她自己挣扎的力量也丧失殆尽。

　　在塔城的3年里，每日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母亲：她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即使在吃饭和躺下睡觉的时候，也在急急忙忙地跟自己说着没头没脑、没完没了的话。

　　她听不进去来自这个世界的声音，也漠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除了大脑里那些残存的记忆，她不再接受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即使她至亲的儿女——她排斥这个世界。

　　偶然短暂地清醒，看到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她便记牢了。即使事情对别人来说早已过去了，她却耿耿于怀，始终不能从脑海里移除。

　　所以，我们不敢把任何会刺激到她的事情告诉她。偶尔清醒时，她也会听一两句我和弟弟谈论的话题，有时竟然也会插口进来。我和弟弟这才意识到忽略了她的存在。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只好再编故事糊弄她，她却歪过头去，自顾自地说话，再也听不进去我们补救性的言说。

　　因为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清醒，加上她清醒的时候一年里没有几次，所以她的清醒反而使我们感到恐惧。

　　母亲与我们的失散，先是从她自己与自己的失散开始的。她开始不再是她自己，仿佛有两个人向两个方向牵扯着她，她无意识地胡言乱语，多半的表现也是对话式和争执状态下的两个人。

　　有时候，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们靠高分贝的大喊大叫来干扰她大脑的程序。我们一遍遍地强调同一句话，好让她记住它。然而让人悲哀的是，她很聪明地记住了我们给她做的开水管和煤气的示范动作，却把我们同时要灌输给她的叮嘱弃之一旁。

　　我真想帮母亲把她失散的意识全部捕捉回来，关进她的大脑，让它们不再散失。然而连她自己都已经意识不到，她把自己的意识丢了，别人又能怎样？ 

　　我与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为的是好看住她。她起夜，我是必跟着起来的。有一次醒来，见母亲坐着抱着我的脚，我吓得大叫，赶紧看她手上、身边有没有刀剪之类的利器。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当我还是她的乳儿，见我睡觉把脚蹬到了外面，就把我的脚抱在怀里暖着。我知道，这暂时苏醒的母爱只是回光返照，转眼就会不见，化为心酸。为了赶走不争气的眼泪，我大声呵斥着，逼她躺下睡觉。

　　那个时候，我用微薄的工资养活母亲，同时供几个弟弟妹妹读书。开学了，弟弟妹妹除了要交学费，日用品样样都要备齐带走。这个裤子短了，那个鞋子裂了，生活总是捉襟见肘。

　　暑假，弟弟带了几个同学要看电影，跟我要十元钱，我只给了两元。弟弟不悦，摔门要走，母亲竟冒出一句：“你这不懂事的娃，你姐为了你们几个，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还要惹她生气！”

　　听到这句话，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几年的劳累、委屈、伤心一起涌上心头，淹没了我的理智。

　　等痛苦过后，我清醒过来，回味母亲刚才那句话，惊异地回头去看母亲，母亲却一副浑然不觉今夕是何年的疯痴状态，口里胡言乱语。她癫狂的表情真让我疑心，刚才那句话是我听错了。

　　然而，这句话的的确确是母亲说的。

　　我从未告诉过她，我不要自己的女儿了，我自己也没想过，我不要自己的女儿，是为了养妈妈和弟弟妹妹。

　　这样复杂的一个推理过程，在我的大脑里都没有清晰明确的思考过程，半个脑子都已经坏掉的母亲，她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由此，我一直有种怀疑，母亲的最后一次出走不归，是她刻意而为，她想为我们做出一种牺牲。

　　当然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母亲是在精神极度失常的情况下出走的，她想寻着一条路回到大梁坡，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走失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她在按她脑子里的那个想法做事，她不想再给我造成重压和负担。她或许真的看清楚了我那时的处境，离开丈夫，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养着她和一堆正在求学的弟弟妹妹。父亲去世后，一切负担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母亲甚至有几次没头没脑地问我，要不要找个男人领张结婚证，被我用白眼制止了。她也白着眼睛骂我：“眼白多眼黑少，跟你爹一样！”我气到好笑。

　　母亲从那一年起，失踪了三次。第一次出去了一整天，到了晚上，自己找了回来，脸晒黑了，嘴巴干裂，表情像一个刚刚哭过的孩子，脸上满是委屈，还有做错了事后的悔意。

　　第二次出去了三天，被一个好心的汽车司机送回来，说是从塔城郊区牧场的一个牧人家带了回来，幸亏她还记得我们的住处叫红楼。

　　那次回来，她脸上闪着笑意，像是出了趟远门，或者走了趟亲戚，头发、衣服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问她饿不饿，她摇头说，天天有奶茶喝、有馕吃，饿不着。

　　第三次出去，母亲再也没有回来，那个冬天至今已经有20年了。

　　我不知道，母亲这次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出走的，走的时候，她的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她是不是已经认出了自己，也认出了躺在她身边的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当时正是春节，弟弟妹妹从外面回来，天天围着一只大锅吃饭。一大间屋子从中拉了一块布帘子，女的睡一半，男的睡一半。

　　那天下午，我、妹妹和母亲挤在大床上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床中间母亲的位置空着。我跑出去才发现太阳都西斜了。

　　院子里四处喊了一遍，没有人影。我回来叫醒了弟弟妹妹，几个人分头去找。

　　边陲的二月，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依然强劲，伸手拉开大铁门的门环，手指都要粘连在铁环上。院子外面的马路上，白天融化的雪水在傍晚结了薄冰，镜子一样闪着寒光。

　　我们在每一条路上呼唤，沿着每一条河寻找，不大的城市的角角落落，一夜之间被我们用脚量遍了。

　　一夜又一夜，一遍又一遍听着风扣动门环的响声，我以为母亲会像往常一样推门回来。然而，通向每一个方向的路都是漆黑的，每一道河流都闪着诡异的光。

　　三天、三十天、三个月、三年……我们找遍了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农村牧场、边防哨卡，都没有母亲的音讯。电视、报纸、电线杆上的启事，都无法换回关于母亲的一丝消息。

　　我们偷偷回到大梁坡一带，挨家挨户去打听，生怕年老的外婆知道母亲失踪后，精神上支撑不住。她问起母亲的状况，我们只是隐瞒、搪塞。

　　那些年里，我们几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暗地里带上了一个如影随形的使命，寻找母亲，打听关于母亲的消息。

　　我知道，这个世界跟我们开着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知道命运之手把我的妈妈推到了哪里躲藏……

　　母亲，假使你是因为认出了我们而决定与我们散失，我宁肯你不认得我们。原以为，找到那个失散的自己，你就能找到我们，不料想，你在认出了自己的那一刻，竟会与我们永远离散……

　　如果这样一场失散是母亲的安排，我们已经在无奈中默默地忍受了20年。母亲今年已经有70岁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应该由儿女来陪伴。

　　母亲，归来！我们一起陪你回大梁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