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英雄”———著名剧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谈创作

▲柳建伟

　　编者按：

　　著名剧作家柳建伟著有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英雄时代》，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爱在战火纷飞时》等作品，他的作品善于塑造英雄人物，刚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首映礼的电影《兰辉》，就是柳建伟塑造的和平年代的英雄人物的又一代表。本报记者日前就文学创作中的英雄题材以及影视剧作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问：柳先生，您好！谈到大众对您的熟知，恐怕要从电视剧《突出重围》说起。《突出重围》当时以前瞻性的眼光，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型军人的英雄形象。您塑造了许多这样的英雄人物，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名字就叫《英雄时代》，有评论说，您的作品英雄主义情结高昂。对这样的评价，您如何看待？

　　答：说我有英雄主义的情怀，我不回避。我的很多作品英雄主义的声音确实要高昂一些、明晰一些。我自己认为，我的文学作品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英雄主义题材的，对于文学创作，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理论”影响较深，所塑造的性格比较丰富的人物比较多；我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我的电影里，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国精神、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调式的。

　　为什么要在创作中高扬英雄主义情怀呢？我觉得今天的社会，负面信息传播有些畸形。一则负面信息的出现，尤其是通过互联网的放大，一时间可以覆盖大众对所有信息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除了大众审美附有庸俗化、娱乐化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传媒的导向。所以，我坚持认为，当你的思想表达，借助的是像电影、电视剧这样一种能够对大众产生非常广泛影响的传播手段时，尽量不要去强化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的复杂面、阴暗面。今天的某些影视可能碍于商业化压力，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常采用一些较为低俗的、恶俗的手段和元素。我想，越是这样的情况下，就越要塑造英雄形象。我甚至愿意我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多从正面的角度、理想的角度去创作文艺作品。

　　问：您的电影《兰辉》不久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映礼。作为新时期的人民公仆，兰辉又是一个和平年代的英雄形象。您塑造了这么多英雄形象，对“英雄”二字的感悟是什么？

　　答：兰辉同志的事迹大家很熟悉。2013年他带病到曾被地震侵害的北川地区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在唐家山堰塞湖环湖路下车换药时因公殉职了。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和平时代，就是我们的英雄。我想，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英雄，和平年代有和平年代的英雄。即便是一个小人物，如果他敢于伸张正义、见义勇为，敢于不屈不挠地向丑恶现象做斗争，他就配得上时代“英雄”这个名字。

　　问：您笔下的影视剧形象，鲜活是很大的特点，令观众难忘。您的作品多直面现实生活，和当下发生的重要事件紧密相关，这是您创作的一个“秘诀”吗？

　　答：其他题材的作品我也写。但是，我更关注现实。我想，这不仅仅是我，有良知的作家总应该关注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包括人的生存状态、困境。就像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那样。文章千古事，作为作家不可沉于一己悲欢，一定要关注生活、关注现实。苏轼在评价韩愈时曾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为文，忧国忧民，关注民生，关注现实，就此一条，苏轼便认为他比前几个时代的文人都要了不起。可见文章的作用有多么大！

　　问：您塑造现实中的英雄，还有什么“秘诀”？

　　答：我曾在电视剧《北方城郭》中塑造了一个叫史天雄的英雄人物。他是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本可以仕途通达，但在十五大后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在商业社会摸爬滚打的过程中，他也有困惑，也有挣扎，也有狼狈不堪，但是英雄的不同，就在于他对信仰的痴心不改。其实，在现实社会中不少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能够发现“史天雄”的影子。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典型”的论述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真正的“典型”要具备三个特征：广泛的代表性、性格的独特性和心灵的深邃性，三者统一就能创造出典型人物。我塑造的英雄人物，极力追求的也是这一点。

　　整体而言，在人物塑造方面，我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我视他为我的老师。前苏联文艺家巴赫金在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后提出了“复调理论”，巴赫金借用音乐中“复调”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氏小说的诗学特征。复调，即多声部。如果把人物的塑造比喻成协奏曲，那么，它应该是多声部的，丰富而又统一，冲突而又协调，这是我追求的人物塑造，包括英雄人物塑造在内的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