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写作·吉林文笔——胡冬林、格致、任林举复旦学术研讨会实录

　　“吉林文笔”提供了当代散文思路

　　张未民：“北方写作”固然有北方的特点，但南北方写作的文脉是连在一起的。此次来上海，是一种重续“文脉”的努力。作为中华文脉的边缘支脉，东北本土文学的建构何其艰难，这可能和东北文化的流动性，流浪性有关。历史上“东北作家群”的特点是其主要作品都不是在东北发表。他们从东北一路流亡关内，驻足上海，比如萧军、萧红主要作品即在鲁迅的支持下在上海出版，并得以成名。当他们北归时，最多回到北京，回不了东北。上海文化是开放式、交流式的，没有上海这个阶段，萧红文笔不会这么成熟。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学的流浪性有许多表现，比如马原，从东北到西藏才写出了改变文坛的先锋小说，而上海的吴亮则用经典评语“马原的叙事圈套”加以回应。萧军、萧红是逃亡过来的，而我们今天是主动的来重续文脉。上海和东北文学间的文脉，不仅在于文本，也在于路途。

　　我想尝试重提“文笔”这一概念。新时期初期，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中提到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概念“文笔说”令人耳目一新。现在说的文学的“文”，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在中国古代，最正宗的不是从故事抵达文学，而是以诗文来抵达文学，尤其是从“文”的角度抵达文学，“文”是一种基本的写作方式和力量，成为“文笔”，而非过多强调诗意。这应是当代散文的一个思路，散文的繁荣和笔力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面。我对东北文学的体会，就是从“文”和“文笔”可以抵达文学。比如《呼兰河传》是小说，有人说是散文化的小说；端木蕻良的作品虽然在结构、情节上有很多毛病，但他能在中国文坛立足，靠的就是“笔力”与才气。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越轨的笔致”。

　　本土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生态文学”

　　杨扬：相比“文脉联系”，今天“吉林散文三家”的这批散文更给人“自成一体”的感觉。我阅读作家作品时，通常期望能在文学史中为其找到一席之地。但胡冬林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出对应的作家或者作品，而确实更像国外的生态文学：他或许受了一点启发，但视野、想法更多成长于吉林的土地上。

　　另一个重要感受，来自他们的作品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三位吉林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摆在这个变得越来越疯狂、怪异的现代社会中，其的尖锐性、时代特征就不会如此突出。胡冬林对熊有很好的描写。他写到熊要过冬，一定要把肠子弄空，留一截粪把肠子塞住——这种写法是以前没有的。他确实以朋友的身份，全靠自己生活的观察，把大自然当做一个清新的东西去写。这些作品让评论家开阔了视野，新的研究领域或可由此渐渐得以呈现。以前提“生态文学”，都是西方的东西。而这些作品却是在我们本土文学氛围中生长起来的。

　　文学谱系中难以定位，要求我们调试视野

　　郜元宝：胡冬林的作品，正如杨扬所说，我们很难在中国文学史找到“对应物”。很多人从世界文学看，喻之中国的《瓦尔登湖》，中国文学过去是“山林文学”，“隐士”在山林，只描写树、山林，至多花鸟，对其他动物的描写往往阙如。画家会画马，但文学描写很少涉及禽兽。这是东北作家贡献的特殊品种。

　　三位作家中，胡冬林关注珍稀动物，而任林举则讲国计民生。《粮道》的视野很开放，从解放以来的粮食政治，谈到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粮食问题。

　　格致的作品，表面上不如前二位特点鲜明，类似一般女作家作品，但细看也有东北人的文笔在。如《阳光下的囚犯》描写了“我”偶遇一车囚犯的故事。一个饥饿的囚犯期望“我”——一位女性，帮他买一个面包的时候，因为长期囚禁生活丧失了正常的微笑，不得不去挤出笑容。她把这个“挤”的过程放大：“努力搜索那些遗忘的笑的碎片，再组合在一起，严肃地捧给我。”能如此细致体会一个与她偶遇的年轻囚犯的心理，实属难得。我们很难在中国文学谱系中梳理出他们的位置，这也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这提醒我们，要重新调试文学视野，不能轻易安于现状！

　　“在身，在心，在情”的投入书写

　　丁晓原：胡冬林《狐狸微笑》可以归类为生态散文。生态散文按照作者角色分，有“外在”或“在场”的写作者；在场还有在身，在心，在情。胡冬林是一个在场的写作者，作者是动物世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他自己所说：“我开始学会用情感的眼睛去观察动物。”任林举《粮道》是纪实文学。他让我们看到，报告文学没有在全媒体时代消亡。当下报告文学的主要问题是：价值取向上过于广告化、商业化、趋利化；表达主旋律化、模式化。《粮道》则是一部具有自身独特主题价值，拒绝模式化，走向创构的有为之作。“道”是写意的东西，《粮道》写事写人，以世道、写意结合，别开生面；并且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弱化了；它是一部有“我”的作品。片面强调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性，就排除了“我”，但报告文学需要主体的真实存在。粮道中有我的故事、抒情、思想，尤其是有“我”的语言。

　　超越了博物性的生态文学更有价值

　　陈思和：“生态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是五四以来文学概念中没有的。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作品。生态文学多半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博物作品。《狐狸的微笑》中，胡冬林没有外来者的眼光，完全把自己变成森林中的一个生命，把整个生命的感情容纳到了山林里去。只有把自己看成不高于动物的外来者，才能够形成平等性交谈。和动物对视的时候人就好像动物的一个成员。这和一般外来者“怎样吃到野味”思维不同。他不是用血淋淋的事实，而是用非常饱满，而非伤感的笔触去表现现在还存在的世界。这种感觉给人感动。一般只有童心才有这样的心理吧。作品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作品中对狐狸叫声的比拟，写蘑菇的香味。只有同时具备生命之情和文学修养，才能表达得出来。它比博物性的生态文学有意义：感人，不仅是传授知识。

　　《粮道》属于思考宏大问题报告文学，骨子里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力量。我有一点修改意见：前面抒情成分太多，可以删去一些。严肃的报告文学中，个人抒情多了，就会冲散作品严肃性。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就要比所有的报告更好读，更感动人。

　　人该如何重新思考人和没有被驯化的世界的关系

　　张新颖：三个作家写作范围不一样。格致写的是人的经验，林举写被人驯化的植物，冬林写野生动物。格致：一般人只写日常很容易重复而难以为继。她的散文能够持续不断，动力何在？她写日常生活，但又能看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时刻、瞬间，或者突然裂开的一个缝儿，从缝中看到我们没看到的东西。胡冬林：异于城里人的“热爱自然”，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野生世界里，与我们有巨大的差别。他的作品超出了我们考虑范围，是文学，但是范围比文学大，是文明的问题。任林举：可以理解，《粮道》要写的危机是和个人感情联系在一块儿的，但是个人情感部分可以处理成类似《玉米大地》的另一本书。另外，散文是一个陈旧保守的文学界限；但他们每个人都超出了文学的界限，刚才谈到人和野生世界，觉得是文明的新标准。三位看起来都写了自己的文学，但是触及到很大的问题，甚至超出了文学的问题。

　　“纯净的心”与“沉重的生活现实”发生对撞的力度已透纸背

　　王光东：简单谈两个问题。一、现在的散文创作比散文理论好得多。今天的散文也类似：注重个人情感思想；散文写作题材扩展，如生态散文，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才提出生态文学概念；应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人和各种生命一同存在，人不比树和动物高多少，在生态链条上讨论价值意义。中国文学中，出现《狐狸的微笑》这样的写作状态，是新世纪以来才有的。二、三部作品中都有对文体的探索和发现。90年代以来散文发生较大变化。散文文体跨界很大，我们却用昨天的概念理解今天的散文。三部作品都有突出的地方性特点：南方作家很难写出生态散文。关注生态散文的，通常是北方、少数民族作家。这是90年代以来文学新状况。

　　郁达夫提到的核心观点：“散文的心”，我想是指散文主题。吉林三位作家的心真是属于北方的心：以纯净的心对待文学，但对生活的感悟是沉重的。“纯净的心”与“沉重的生活现实”发生对撞的力度、力量，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地方性的“心灵”和我们普遍性关心的问题是交织的。在今天文学背景之下，地方性应该引起重视：没有地方文脉，很难是好的文学，这些作家地方性的特点、情感、思维方式给人带来另一种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

　　从世界的“系统性紊乱”中走出去

　　王鸿生：三位作家中，格致的作品有“走出去”的意识，只是题材还没有跟上；胡冬林和任林举则已经成功“走出去”了。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他们在文笔上的显著变化：由视觉到听觉。胡冬林在《狐狸的微笑》中仔细描写他和狐狸在黑暗中互相听对方的声音；任林举在《玉米大地》中写他和父亲在玉米地里听玉米拔节的声音。散文描写在把事物对象化时，多用视觉。视觉让主体和对象间有距离，而动用听觉，二者就可以互相走近。这种转变是非常内在的，对中国当代散文写作意义非常大。传统散文描写自然风物：往往以物拟人；或者通过和事物的对话。使用听觉则使得人和事物联系起来，甚至长到一起。当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异化到了戕害人类自身的地步。社会乱象、心灵迷茫、生态失序，世界发生了“系统性紊乱”。三位作家面对这样世界，能够抽身而去，倾听自然声音、安静写作，本身也就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实境与真我

　　杨剑龙：在当代散文中，每个作家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吉林散文三家，在当代散文三家杨朔、秦牧、刘白羽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吉林三家各有特点。胡冬林长久扎根长白山，用生命写作的态度最令人敬佩。任林举的文章会写大趋势。谈粮食也是谈民族，谈故乡也是谈人类。格致开始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小女人散文，进一步阅读会发现其中很深沉，她在作品中把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尤其是男性可能忽视的东西，写得很有韵味，能够引起读者心灵的悸动。

　　关于散文写作中“我”的问题：散文的境界有“有我”与“无我”、“真我”与“假我”、“大我”与“小我”。散文应该是有我的，这不同于小说，刘白羽的“我”有时是假我；以前我们更关注“大我”，而那往往是假的。任林举写故乡，让人感到人和生活很贴近。他在散文中呈现出的“实境”，与过去的“造境”不同。“造境”是假境、虚境。我们应该立足“实境”，再追求散文的其他意境。诗意应该蕴含在散文的“实境”与生活细节中，蕴含在散文家感悟中。

　　《狐狸的微笑》体现了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

　　何言宏：生态散文最令人担心的是文学性问题，一不小心会变成很好的说明文。《狐狸的微笑》体现了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文章构建了很好的山林世界，结构和叙事上的写法也极为丰富。胡冬林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我”的存在：回想小时候抓鸟的歉疚感；在山林里的恐惧感。他写自己的呼喊时，“仿佛把隐藏在叫做‘人’的那个套里的那个我一把拎了出来，撒手扔在荒野之中。”直白地说，这个我更像山林中的野生的生灵，“我”真切地参与到了这个山林中。对此我的建议：胡冬林以后在生态写作中的“我”可以表现得更自觉些，比如吉狄马加的诗《我，雪豹……》中，“我”由雪豹的高贵血脉产生对彝族祖先的血脉认同，高原中的雪豹，仿佛是与宇宙太空对话的，十分博大。生态写作，题材、层次也可以再丰富一些。

　　对野性生命的凝视、对自身的反省、对世界的追寻

　　梁永安：《狐狸的微笑》这部作品能勾起人心中的深沉感。其优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作品在表现动物形态等细节时，具良好的凝视感。二、作者没有过度渲染人文情怀，而让我们在非常细腻、慢慢流动、没有观念切割的对象上体会这样一种生存。三、写作不追求思维的笼罩和全面性，提供了一种纯净感，近乎儿童化的写作。

　　《阳光下的囚犯》体现了作者的“自省”态度。男性作家有自我批判不会造成较大伤害，反而可以是一种光荣；女性的弱势地位，让她们容易在遭受批判后一无是处。因而她的作品中呈现的自我批判非常难得。

　　《粮道》如何把粮食作为文明的载体？我很关注一部作品触及的资源，表达出来的东西，写作的力量，几方面是否平衡。面对丰富的历史资料，文学怎样才能在更大层级的价值体系中表达？我在阅读中怀着高度期待。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对世界的改写，都没有改变互相争夺对立的利益冲突；第三次文明，中国人应该为世界贡献一些独特价值，《粮道》中能否总结出一些问题？作品能有面向世界的追寻感，意义核心就不太一样。

　　期待将原生态世界上升到象征世界

　　黄平：当代文学中有“边疆散文”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面对高度被国家征用的边疆，作家毫无疑问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书写；寻根文学后，创作又退回到了地方意义上；上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作品，把地方又回收到了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中，而近年这样的写法又弱化了。《狐狸的微笑》给人呈现原生态的东北。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写作从国家意义场域退回到地方后，如何上升到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文学就成了不可通约的存在。贾平凹、莫言是通过语言重新构建了一个故乡。吉林作家的写作，不是“地方”和“国家”对抗下的写作，是“自然主义”和“工业主义”对抗下的写作。他们构建了一个令我熟悉的家乡的原生态世界。我感到不满足的是，原生态世界如何上升到象征世界？登览庐山时导游介绍陶渊明是江西作家，但我们阅读陶渊明时没有他是“江西作家”的感受，《狐狸的微笑》若能跨越这一步，就会从优秀作品变成伟大作品。

　　去“中心主义”的边缘写作

　　宋炳辉：三位作家在两个意义上有各自价值：第一、作品表现了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肯定人性”这种带有裹挟性思潮的进一步反思。需要反思的不仅是文学，也是文化。比如对文学“中原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三位从各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冲击，揭示当下看似舒坦的生活中潜伏着危机。第二，从散文文体角度，三位提供很好尝试：散文的界定方式，是其他文体之外剩下的部分。这决定了它先天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散文的写作，在文类上应该可以提供多种可能。格致的一些散文可以被看做小说，像博尔赫斯，跨界资源的利用是很好的。胡冬林既可以接续世界文学的生态文学传统，又可以接续到古代文学传统中未被好好提升的部分。古人写山水是“人类自我中心化”的写作，但如徐霞客的写作，其文明意义可以提升。

　　抓住我们的时代，执拗沉着地前进着

　　栾梅健：任林举为了写作长篇散文《粮道》历时两年多，深入走访了十多个省市，与上百位农民官员、专家广泛接触，多维论证，多方思考，揭示出粮道与人道、世道、天道互为表里、同步共振的关系，显示出思考的深度。而胡冬林《狐狸的微笑》写作理念及其作者所经受到的磨难，同样使人感佩。为了这部散文，他深入长白山五年，用所有感观在山中寻觅迎接，遭遇处处可能出现大小奇迹与惊喜的同时，还要对偷捕者的威胁传言做必要防范。一切只是为了动物不再被杀害，森林不再被破坏，这种顽强、忠实、持续、不急躁，甚至奋不顾身的态度，都已经十分等同于当年萧军的呼吁与期盼。这正是任林举、胡冬林等一批吉林散文家值得认真讨论、仔细研究的地方。

　　散文界罕见的厚重、饱满、血性之作

　　王尧：任林举的《玉米大地》曾经给我深刻的震撼，这篇散文让许多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显得轻浮和苍白。长久以来，散文界缺少如此厚重、饱满和血性的作品。《粮道》堪称《玉米大地》的姊妹篇，但视野更开阔，问题意识更鲜明，忧患情怀更强烈。从阅读的角度看，鸿篇巨制现在生不逢时。

　　胡冬林是当代少有的以写动物为主的作家。胡冬林的长处显而易见，也弥足珍贵。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台湾作家陈冠学《大地的事》、《田园之秋》和法布尔的《昆虫记》。格致是近几年来引起关注的新一代散文作者，她的文脉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相关，但不同。格致在散文中选择性地保留了她的个人经验、她看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无数鲜活细节组成的生命世界和在不经意中留下的思与想。格致游刃有余的叙述方式，在散文界是突出的。

　　(本稿件由省作协创研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