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平和而理性的历史观

　　金满楼新作《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倡导平和而理性的历史观

　　《重读甲午》作者金满楼

金满楼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6月

　　120年前，甲午年无疑是灾难之年、耻辱之年；120年后，又值甲午，这是复兴之年、图强之年。历史的转轮重回甲午，当年的惨败是深埋在国人心头的一根倒刺，一碰就疼，大量的读者都迫切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战败而日本为什么会战胜？更重要的是，日本究竟是怎样强大起来的？

　　有关“中国”的这个题目，日本人放在剖析台上已剖析了千百次，但反观中国，甲午战争前的国人对日本尚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近代史研究学者金满楼，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谈及6月新作《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倡导一种平和而理性的历史观，是笔者在该书写作中想呈现出的追求目标。”

　　■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黄一丹

　　重读历史，方能知耻而勇

　　文化周刊：能谈谈《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的创作目的和写作理念吗？

　　金满楼：戴季陶写《日本论》时说，除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外，就没看见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多是一味的排斥反对。

　　让人警醒的是，甲午前的国人对日本尚无所知，战后还是对东邻不了解。到了今天，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感觉多同样如此，比如一些网上出现的过激言论，就存在着不理性的氛围，认识与了解近邻竟成了不易之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倡导一种平和而理性的历史观，是我想在写作中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重读甲午》不是“应景之作”，是想试图对之前的历史叙述进行重新梳理与修正，目的无他，意在提醒国人客观地看待我们无法摆脱的邻国，同时理性地对待之前的历史失败，知耻而勇，奋发图强，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周刊：今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反思战争对处理中日关系有何现实意义？

　　金满楼：对120年前的中国人而言，甲午年无疑是灾难之年，但这场灾难究竟因何而起、国人又该从何处雪耻，却是百年前乃至现在都值得深思的问题。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的惨败正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正所谓，盛世易毁，居安思危。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如何稳定并保持这种局面并力求变得更好、更强，是所有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事实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需要过分的急躁，如能摸准时代的脉搏，迎头赶上，同样具备后发优势，即，我们应努力去做到“有所恃，而恃人不敢犯也”。

　　长时段全景分析中日国运

　　文化周刊：此书以全视角描绘了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入侵东方世界后，为谋生存、求自强走上不同维新道路乃至兵戎相见的历史卷书。该书的独创之处在哪里？有何思辨特征？

　　金满楼：我以洋务运动及明治维新作为切入口，用比较的方法透析甲午前后的中日恩怨纠葛，试图以一种“格局”的视角，在历史的长镜头中聚焦当年的这场中日国运战。之所以采取这种写法，是与我的学术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之后读的是国际关系学，这种国别比较史的架构相对得心应手，由此也有别于其他同类题材书。在我看来，单纯的叙述甲午战争的过程近乎俗套，而且意义也不大，用一种长时段、全景式的方法来了解东亚两大国的竞争史，或许更具现实的启发意义，并让读者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文化周刊：该书题为《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而全书仅用第四章“决战甲午”记录和还原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图景，本书中您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金满楼：目前关于甲午的历史书，多数关注于当年的战事如何，而鲜有对近代中日两国相互竞争过程的系统梳理，看下来仍让人觉得雾里看花，不明所以。此外，还有许多有意无意、似是而非的误导，如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制度比较、日本对中国及俄国的战胜是立宪所致等，这些都忽视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即日本在对外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其实是集权主义与军国主义的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菊与刀》中说，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生存，你资源有限，但也不能建立在践踏剥夺他人、他国生存的基础上。反过来说，军国主义危害巨大，但失败者一心一意为了强大、为了复仇，那东亚的天空同样危险。在不远的未来，中日两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两国国民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摆脱这种“一山不容二虎”的山大王概念，东亚才会有真正的长久和平。

　　解读时代特征和民族特性

　　文化周刊：您在书中是如何就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败北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的？

　　金满楼：甲午失败有多个原因，海军的失利、陆军的全面落败只是表象。以深层论，一是清廷决策者缺乏战略眼光，误判时代特征(弱肉强食的19世纪)，这导致在与日本的军备竞赛中落于下风；二是清廷治理模式仍为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 在社会各层面上，包括教育、实业、政府机能等各方面，清廷均全面落后于明治政府，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资源、人口等方面均超过日本，但缺乏动员能力而无法应付大规模的近代战争。

　　文化周刊：著名军事史专家徐焰少将在本书作的《序》中谈到“国民性”问题。甲午战争中，“日本民众绝大多数是狂热支持侵华的；中国清廷不仅无能，百姓也是萎靡不振。”您在本书中是如何诠释“国民性”这一问题？

　　金满楼：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文治习气浓厚，这与日本的武家社会有较大区别。以国民性而言，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时大部分国民依旧愚弱无知，一些内地省份的民众甚至根本不知道战争的爆发，觉醒与动员更不用提；另一方面，则是士人的觉醒超出想象甚至走向了不必要的急躁，如沈葆桢所说，“天下事多坏于因循，而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烈”。从某种程度上说，甲午的战败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之先河，因为战败，所以着急，结果是越急越乱，越乱越坏，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总会在激进主义的干扰下选择一条最糟糕的路。以此而论，许倬云说的“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未必准确，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是甲午的战败，此后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近代的历程。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