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华诗词的美感

　　常常有人问我：什么是中华诗词之美？其实，我也多次在讲座中提到过这样的观念：中华诗词之美体现在语言文字的本身。中国文字具有独体单音和单音四声的独特特征，而这些特征就使得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的美感。当然，这不是全部，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悟，更是中华诗词最具独特性的美感。因此，我是不赞成在英文课堂之上将诗词进行英译的，当语言文字发生改变时，诗词的感觉和所蕴含的情志可能就完完全全改变了。所以，当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需要用英文教授本科学生中国古典文学课的时候，和向中国学生讲课时是一样的，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地向他们进行讲解，最重要的就是将诗词中感情的力量讲出来。当然了，中国诗词英译中也有极好的翻译，我曾经听过，将唐诗中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翻译成“I returned you the pearls with my tears/ that we didn’t meet in earlier years。”这就属于声音与感情结合得很好的翻译，达到这种水平的翻译是很难的。而像我这样没有很好的英文基础的讲授者是不能及时地发挥，将翻译做好的。所以，在英语课堂之上，我只将我对诗词的理解表达给学生，将诗人真正的、本质的美好讲述出来，如是而已，和对待中文读者、中国学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大概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尽管英文的语法也不完全正确，发音也不见得标准，每日的备课都需要查字典这样的笨笨的方法，学生们对我的教学还是极感兴趣，课堂的积极性很高。我想，这还是与我将我个人对于诗词的真挚的理解传达出来，或者说，我真正用生命将诗歌的情感、意志诠释出来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了，我在课堂上的吟诗诵词，也深深吸引着学生们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常说，中国诗词蕴含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只有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丰富，才能更好地、更多地体味诗词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味。以诗词中的用典现象为例，只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义，才能更好地体味诗人、词人在文本中使用典故的良苦用心。所以说，外国的汉学家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许多困难。而实际上，真正的外国的汉学家对中国诗词的研究真是非常用功与认真。我在U.B.C有一名学生，叫做施吉瑞(Jerry D. Schmidt)。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韩退之，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杨万里。毕业后，他留在U.B.C教书，我退休之后，他就接了我的课，教授中国古典诗歌。他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累积，做学问时，会把中国古典的书籍、材料查得非常清晰、详细，会在书上标满了注解，以便深入理解中华诗词。就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来看，他真的比许多中国学者都要做得更切实。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切实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

　　我与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初识于1966年之夏，之后的合作也持续了数十年。在与他合作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跨国合作这种形式对于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性。当然，跨国合作更需要合作者双方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初识海陶玮先生时，海先生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具有极佳的眼光：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需要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进行合作，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因此，他诚挚地邀请我与他合作。我常想，现在的一般情况是，学术知识程度好的人，不肯坦率真诚地与人合作。这是很不对的，我的观点是“文人不应相轻，而应该相赏、相敬”。所以说，我本人真是很幸运，海陶玮先生有这样的胸襟愿意与我一起合作，我将我对古典诗歌的理解讲述给海陶玮先生，让他能够更深入、更清晰地理解中华诗词，而他也帮助我翻译了很多我的作品。这样的跨国合作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将中华诗词更好地向西方世界传播。所以说，真正好的学者都不是骄傲的，而是乐于与他人合作的。大家应该胸襟开阔，谦虚而诚恳地与人合作，这才是学术界的幸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计较名与利，因此，凡是跟我合作的人，我们双方都有很好的合作体会。再转回到中华诗词在国外传播的话题之上，跨国合作确实是应该而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合作者需要有极好的品格与胸怀。

　　如果说，要我总结出最希望将中华诗词的哪一种美感向西方世界传播的话，那这一美感就是诗词中的中国人的精神。只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中国人的情感、意志与品性，是我最希望传递给西方读者的。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获得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