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一切都在真实的起点上

　　周新民   一九七二年出生，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学批评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两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项。

　　葛水平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创作过戏剧、诗歌、散文。出版有小说集《喊山》、《守望》、《陷入大漠的月亮》、《官煤》等。代表作品《甩鞭》获《中篇小说选刊》二○○六年度优秀小说奖，《比风来得早》获二○○七年《上海文学》特等奖，《喊山》获二○○五年度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裸地》获剑门关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周新民：阅读你的小说，我能感觉你在文字中隐藏着一种回望故乡的情调。这种情调有着柔软的感化力量。我知道，这种叙述的情调和你的童年生活相关。你能谈谈你的童年生活么？童年生活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文学创作？

　　葛水平：童年的人和牲畜已经四散迷失，窑前窑脑栽种了多少树我依然记得。在人的一辈子里，谁还能喊回我的童年？只有故乡了。我出生在黄山秃岭的山沟里，沟里人烟少，住窑洞，窑洞里养驴，白天时放在山上，夜晚驴住在窑掌前的一块脚地上。窑梁上挂着一年家族的口粮玉茭，老鼠是窑里的常客，和一家人一样自在。一年四季窑里都弥漫着一股腥膻味。睡到半夜，老鼠在窑梁挂着的玉茭上打闹得欢，祖母翻身喊一声：“养你们几代，把你们都养成精了。”夜蝙蝠在窑檐下飞来飞去，祖母说：“偷吃了盐的家伙。”驴在夜静的时候一泡屎拉下来，啪嗒啪嗒，一股温热的青草气缭绕在鼻头，睁开眼时，月亮的光照在窗户上，亮汪汪。多少年之后我一直怀念这个词汇“亮汪汪”。我的亲祖父南下扩军走后，我的父亲由我祖父的弟弟抚养，我喊小爷。我的童年常住在小爷窑里。白天随小爷骑驴上山放羊，驴随了羊群在山顶上，重叠的大山，天空和云朵，是我司空见惯的童年景象。那些不知名的鸟，则是一种灵动的飞扬，我看到山坳里的窑洞，那一股青色的炊烟，窑洞里进进出出的人家，是一种世俗、一种庸常生活。我骑在驴脊上，一阵风吹来，松树上歇落的阳光被惊扰了，一时迷离了我的眼睛。小爷在石板上撒上他炒熟的咸盐，羊舔着石板，抹布一样发出嚓嚓声。我看到我村庄里的乡民，村庄背后绵延的大山里的百兽万鸟，山里人知道天高地厚，知道天下万物都有神性，从不越限度去践踏它们，与人共处，我看到了它们把整个大地都奔走在了我的眼前。我的成长，被窑洞里一种民间化的世俗的喜气所包围，与世无争，远离红尘，除了土地和牲畜的气味，我已经不能容忍其他气味了，我看到了人们心中的爱，“爱”是我的图腾。我这一生走再远的路，路上的风景里永远都会有他们天真动人的面庞。多少年后，我看到我的亲人们淡淡的笑容轻得像烟，我站在老窑的门槛上望他们，看他们犹如跌进一潭深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的笑容。斑驳的墙壁竖立着，积灰的老窗合拢，我迈不动步，深远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涌现，我的童年，我突然觉得生活的意义再次变得恍惚，变得不可确定，因为我的活让我的亲人们远去。我欠他们的情债，我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面对故乡我发誓，要用我一生的文字去还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因为他们给了我朴素的底色，并让我懂得一个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

　　周新民：说起山西的作家，我们能列举一大串著名作家的名字，赵树理、马峰、西戎、李锐等。在这些作家中，赵树理是山西作家必须面对的一座高峰，也构成了山西作家的“影响的焦虑”。在这些作家中，赵树理和你是同乡，我想你肯定仔细研读过他的作品。请你谈谈你眼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以及他对你创作的影响。

　　葛水平：赵树理的作品，在日常生活和严肃沉重题材领域均保持着充沛的想象力。一个人的一生与一条河流有关，河流两岸规划了他的大人生，他敏感地抓住了农民的感触，情感表述显得简单，那种简单常常出人意料。也许，许多作家并不欣赏他不加修饰的口语化写作，可有谁知他的心始终是沉迷在乡间炕头，轻松自如地写他眼中的乡间世界。他没有学会油滑和狡诈，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唯一没有被消磨掉改变掉的，恰恰是他庄稼人的性情。政治让许多人在追求一些实在的东西，而他只选择了至轻的纸和文字，并且得到声誉。他并非是政治家，也没有脱离政治的联系，或许，从另一方面，他完成了在那个时代文学与社会与人生最为适当的联系。他的写作面对底层，底层大众让他的文字折射出了光芒。他是一个从泥土里生长出的作家，世相人情却叫他明白了一壶凉茶的寒意。

　　他的语言有成熟作家的朴素，又保持了心灵的清亮，每一个故事当下的发生叫他入了文字，便有了缤纷绽放的姿态。对比他小说的原故事和成为文学后的小说，矛盾性转换，让我明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浑实和鲜活，具有奇迹般的使痛苦变质的功能，能使苍凉变出温度。人与生存环境对峙，他的小说同时也告诉了我一味的悲伤和仇恨是没有文学的。赵树理具备一种闲笔写作的能力，他从不端架子，喘息的空间里有我阅读伸展的空间，那里藏着他的民间大幽默。我以为那是作家成功的关键。他对我的写作最大的影响是作家永远不敢背离自己的故乡。肠胃会告诉自己的故乡，情感会告诉自己的故乡，像赵树理的沁水，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上，沈从文的凤凰。在故乡，我看到生活中的人们用话语传达着舒畅，传达着家事和爱情的激动和忧伤，传达着渴望幸福那种无奈而细小的思想。我因此也渴望用汉字来张扬出他们活着的一种决不妥协的风骨，一种茂盛着生命的蓬勃力量。因为，故乡的人和事环绕着我的成长。只有与他们共生、共度光景，他们活着的人间五味甘苦才有我作品中的人间五味甘苦，才有青衣布裤和春风中吹生的万物相应、相生的景象。

　　在我看来，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不应该被漠视和遗忘，而应该受到同情的关注，准确地说，应该受到充满爱意的关注，应该被尽可能真实地讲述出来，从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就此而言，真正的写作从来就不是一种轻松的游戏，而是一种沉重的工作，是一个体验并叙说苦难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个人化的，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从来就不是欲望化、野蛮化的，而是心灵化、人性化的；从来就不是傲慢的、冰冷的，而是亲切的、温暖的。这也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给我最大的影响。

　　周新民：你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为了生计，你曾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戏剧工作，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转向文学创作？你认为你的戏剧工作经验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葛水平：最早的“戏剧工作”是为了生计。千百年来农民想离开土地的欲望一直延续在血液里。毕竟出生时社会就给自己打上了“乡下人”的烙印。为了改变祖辈沿袭的生存状态，家长寄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到外部世界去拓宽视野。几代人的努力培养一个能进城的“人才”，是乡下人最早的梦。当我成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后，对我的家族是一次质变，对我的人生和婚姻也是一次质变。那是小学毕业考上初中那一年，县里要招收一个文艺班，目的是要成立一个青年剧团。有老师下乡来招生，我唱了一首跟我妈学的民歌《绣金匾》，居然被录用了。

　　一切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拽着我往前走。我突然觉得生活是生活，戏剧是戏剧，生活往往没有太多的激情，戏剧虽然是世俗生活的描摹和缩影，但与世俗生活相左。奇怪的是，我一直喜欢闻油彩的味儿，那味儿在剧场里是耐得住闻的，让人气息悠长。文艺班结束后，我们成立了剧团。很长一段时间我羡慕那些唱主演的，他们人前人后笑脸总是灿烂。我没有笑，或者说没有人想看见我笑。他们总是把头昂得很高，滑过夜幕降临的舞台，当我这个“跑龙套”的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时，卑微得掀不动他们的衣角，他们的冷傲全然与现实中我的存在无关。我自作聪明地随着他们的演唱表情丰富，于他们而言我是一个笑料。同时我又从舞台演绎的故事里明白，小人物只能用行动来谋求自己的解放。世事和人生，没有人给我一个方向，舞台于我只是一个灰色的阴影。我开始惧怕舞台，它给我一种古老的沉闷的气息，是我不能习惯的气息。我开始写一些伤感烦闷的诗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读给自己听，我不能拒绝明天，那么，明天的明天呢？

　　我想，将来怎么办？不能一辈子跑龙套吧？我明白，我的身后是一条土路，没有靠山，没有绿荫，我的眼前依然是一条土路。但是，我始终坚信，上苍救人也是救那些可以自救的人。如果我不努力，我只能一辈子给人跑龙套。一个人的命运有多种可能，努力才有可能出现转机。我开始写作，写作的过程中我明白了有这么一段岁月做底，无意识地让我于小说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故事的高潮与戏剧性的结构，小说读起来才有意思。

　　周新民：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专注乡村，你的小说创作的焦点是乡村人、乡村事。我们知道，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乡土小说叙述传统，从鲁迅的小说创作一直到今天的刘醒龙等著名作家，都曾在乡村叙事上倾注了大量笔墨。说起乡村叙事，自然风光的书写，一直是乡村叙事的主要内容。乡土小说家，都喜欢对自然环境作丰富的、详尽的描写，甚至是不厌其烦地把乡村风景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发现，你和众多乡土小说家关注自然风光不一样。你的作品以晋地为背景，但是，就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你直接描写乡村风景的文字并不多，读者只是凭借个人经验了解到的晋地风貌。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葛水平：可能与我的思维方式和生存背景有关。太行山的风永远都不会野荡荡地吼，屹立在那里，天地间旭日把巨大的生命体横亘在我面前，山之外山，山之外山，我敬畏山，它静止地流动，更多的时候让我的血液不是奔涌而是安静。那种安静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我只关注格外活跃的村庄、人事。大山引领着他们向山外走去，走出山外伸脖子喘口粗气也很坦然。山外人的命运有多种可能，而山里人的命运只有一种，走出大山，不想回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山给乡民蒙上了一层忧伤的情绪，面对子孙的命运常陷入到落日余晖的迷茫中。祖母说：“该死的山。”一双三寸金莲，只有彩虹是祖母跨越大山和天空的桥。我祖先的坟茔在山的深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要步行翻越两座山，一路上拧动宽大身板的乡民，山风过早地衰落了他们的容颜，因为大山的阻隔，他们无奈地压抑着人性的狂怒风暴。我走近我的故乡，我祖先的生息地，面对大山我无比绝望，大山沟里只有生存才是生机勃勃的。

　　人到中年，我认为人到了中年才算是一个心灵智力高度成熟的季节。我成熟得晚，晚到现在才明白明清山水画中的灵悟之感，为什么能让西方一切抽象作品都显得那么粗拙可笑，那么与艺术无关。我明白，站在山头喊，长嚎当啸，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快感。

　　在我的写作中缺少景物描述应该是我的坏毛病，这一点很早就有朋友提说过。

　　周新民：其实山西作家好像对自然风物都关注不多，赵树理的小说就比较典型。这恐怕和你所说的太行山的特殊地貌状况相关吧。我注意到，你的小说常常着力于表现人性的美好与善良，即使是叙述底层生活的作品依然如此。因此，阅读你的众多叙述底层生活的小说，我们看不到道德与社会的制高点。你的小说叙述底层民众生活时，也不大去分析造成底层民众生活困苦、痛苦的道德与社会原因。人性美的叙述往往冲淡了作品的道德与社会追问，构成了你的小说的重要特色。你这样叙述底层民众的生活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葛水平：历史，对农民的劳作如何评价，好像已经黯然，然而，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却让后来凭吊历史的人们，常怀有一份感动，再现一阵隐隐的酸苦。当面临的社会不再选择农民的过去时，回忆过去农民对土地的劳作会有另一番心情。

　　你不觉得文字就是一种道德吗？隐于文字中的道德都是不愿臣服的人，因为对生灵心怀感激，活着更愿意像一株植物，尽量回避动物的攻击性，只想也只能让文字如草般伪装起来。

　　周新民：你笔下的人物形象常常是悲剧结局，谋杀、自杀、矿难、被炸药炸死等死亡结局，成为小说中一些人物最后的命运归宿。众多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给读者以强烈灵魂震撼，却并未带来死亡的血腥与恐惧感。你曾说过，你努力的方向是“让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温暖的气场”。请问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葛水平：死亡关上门时，阳世的一切欲望已经没有用了。都是活人在争。我从不会为死亡忧伤。我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小叔、小爷，我的那些遭遇灾难的乡民。死的人死了，活的人要活。活着和死亡谁更重要？对于死亡，乡下人说：“那是他的命数。”活着和死亡本就是荣耀与苍凉，对死者厚道一些，否则潦草悲微的一生，连死也不能成为另一场安喜？！活着的意义何在？我只想让长久的阳光温暖那些“乡下人”，只有温暖，寒冷才具有爱的价值。

　　很多时候我不想写到死亡，我一直想让我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温暖的气场，然而，我写到山西的煤，写到我穷困潦倒的乡民不值钱的命，我无法不面对死亡。山西的煤，它繁衍了山西人丰饶的苦难和辉煌，也毁损了暗无天光下的卑微生命。我看到或听到更多的生命倒下去时，我温暖不起来，我是小说的作者。煤，最大的特征，是它给予人类的暖，是自身的不停息的增殖和膨胀，仿佛滚雪球，最初只是一个小团，越来越大，直到成为庞然大物，而它所带给人类的灾难，便是那一片雪球得以不断吸附积雪从而扩张自身的雪地。在面对死亡的生命时，我不想矫情，我也不是时代的代言人，我只是想写，死去的人和出生的人一样善良，它带走的是俗世无比丰富生动的幸福，是活着时的爱！

　　当我写到战争，写到关于乡民年月流失的生死活命。我更多的是听到来自历史的死亡和乡间的死亡。当生命绝了生的念头，而不是由自己决定时，生者需要同情还是死者需要同情？几年前听说一个乡下女孩采连翘被天雷击了。一个未过门的女孩子到未来的婆家玩，看着别人上山也想上，人走到山垴上就被天雷击了。被天雷击了的人没有重量，身体完好，衣裳被雷击得像鸟的羽毛。年轻的女孩，也是一个勤勉的女孩啊，就这样，被天公收走了。天公收走多少我亲爱的乡民？土地埋葬我多少亲爱的乡民？经年的日月借走我多少亲爱的乡民年轻的生命？活下来的人依旧活着，卑微的生命在活过的日子里转嫁苦难，那苦难被转嫁到土地里，生、老、病、死，他们因土地而踌躇满志，因土地而作为骄傲的本钱，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来不是城里人，活着不能坐着拿大把的钞票来。所以，我知道，我该写写他们，因为我也流着和他们一样的血，存着一样的对幸福的渴求。只有写到他们我才会感到语言从心底生出的快感，那是天底下最美妙不过的事情了。

　　周新民：建国后，像赵树理等作家的乡村叙述，常常借乡村的变迁来表达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思考。但是，你的作品却和前辈作家不一样，你的乡村叙述除了关注人性话题之外，还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例如你的作品集《守望》。但可贵的是，你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哲理概念的演绎，仍然注意小说艺术的思考。关于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你是如何理解的？

　　葛水平：我是一个普通写作者，我只想在作品中让读者感受到对“人”的关注和尊重，让人远离急功近利和短视的狭隘。小说毕竟是艺术而不是哲学，从文学的角度看，艺术才是最重要的。小说的存在价值是故事性，是不是存在主义哲学我真不知道。一部作品能叫读者思量和拷问是作者的幸福。文学自有它端庄的理趣，阅读后的思考永远属于阅读者的不同理解。作家永远不是自己的主人，从构思开始就是为了跟从，跟从故事中的人和事，跟从人物命运，无论作品中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存在，叙事是一样的，让他存在，让他决定，又让他无法决定。作者只能是他的观众，当对他的表现失望时，作者有时候会思考一下，我用我的思考篡改他们的命运，常常看不到生活的底牌，不知要用多少感情才好触及当下社会的神经。其实，我笔下人物的存在是没有深度的，他们消失，又正在被遗忘。

　　周新民：我感觉到你的小说致力于表现太行山的内在精神。人性的思考也好，存在性哲理的思考也罢，无非是要叙述太行山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除了思想的演绎与叙述视角的独到之外，你的小说还特别注意从细节上展示太行人的精神世界。例如，在《喊山》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哑巴红霞夜半“喊山”的情节，让人有种揪心的痛楚，哑巴红霞的喊山和其他人的喊山一定是有区别的，请问你在创作的时候想表现的这种区别是什么？当然这不仅仅是哑巴与正常能说话的人之间的区别，肯定还有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含义，我想知道你在创作时最真实的感受与初衷。

　　葛水平：喊山也可叫喊话，是典型的太行山区，荒山秃岭，寥落的几户人家日常对话的交流方式，也是夜静时敲锣吓唬山牲口的一个“怕”。而真实的背后是，我想写千百年来时间去得不言不语无声无息，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爱情和抗争。因为在纠嚣红尘之中，她们的日月是一辈子的房前屋后，幸福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稀薄。活着，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愿放弃的历经苦难磨炼的照耀。大山埋掉了多少人的脚印，多少人的光阴，一辈子长不长？好多日子是平静的，但会有很多东西和平静抵触，因为人是有疼痛有妄想的。一个善良的痛苦的人，如果她的痛苦是来自自然体会的话，她会更多地为别人着想，而不觉得自己痛苦，她把自己放在贴近泥土的地方，她用痛苦解除自己的铠甲。一个会说话的女人，被强制禁言，她听到世间的声音时，她是人间的一只走兽，没有生命质量的喊是她迫切想要做的当下。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我见到她时她不说话，我坐在她的对面，我们是一对互相守望的姐妹，我盯着她，突然，我明白了，生活和生命对于世界的意义就是这样，她已经麻木了。更多的姐妹都已经麻木了。

　　太行山实在是太古老了，老到山上的石头挂不住泥土，风化成麻石，最薄瘠的地方不长树，连草也不长。村庄挂在山上千姿百态，当空的风霜雨雪走过，农民请它们留下来，给他们的生活添加福气，有时候添加来的福不是福也许是祸，但是，他们已经融入了这种生活记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想和虚荣，他们的理想中含有焦虑的目光，他们的虚荣常常是挂在脸上的，靠天吃饭，靠地打粮食。靠天靠地还不是他们心中最好，最好是政策好。然而有一些人因为无知和良善，像掷出骰子一样抛出了自己的命运，为的是想活好或者活得更好！当然，没有比无知更易于制造残酷的生存了！当你看到山里人切实的生存状态，你就会知道他们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放弃赖以生存、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曾经日夜厮守的村庄和熟悉的农业，宁愿一切荒芜也要豁出去！为什么一定会是在农村发生“喊山”这样的事？女人，更因为社会中劳苦功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女人的美丽是女人的悲哀与绝望，无论她们是如何从男权社会中走向现实和流于平庸的，她们中一部分是如何与社会抗争的，她们的最后却是淹没在历史中，留下惨淡的影子。时间去得不言不语无声无息，而她们曾经的抗争必将在我的作品中给暗淡的岁月留下一双黑色的眼睛。

　　周新民：你创作视野比较宽广。除了乡村叙述，你还创作了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你的作品集《今世今生》不仅包含有农村文化特色和乡土风情的文章，也有大量关于城市生活的文章，可见你对城市生活也是有着关注和思考。你怎样看待当下的城市？

　　葛水平：把握当下的城市很难，很多现象也很复杂。我总觉得城市的肠壁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猪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学得又腻又滑。一切城市里的时尚都是复古乡村、国外的、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当我面对这些时只想在城市里逃亡。虚空的边缘似乎朋友如云，有些时候又感到极其痛心，无法交流，奔命似的生存状态，连个交交心，谈得深刻一些的人都找不到。

　　朱光潜说：“如果一件事物叫你觉得美，它一定能在你心眼中现出一种很具体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必定能在霎时中霸占你的意义，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领略它，以至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却，这就是美感经验。”在美感经验中，物不是实质需要或效用价值，而是一种形象直觉。比如月亮，一个梦的轻盈的影，沁凉彻骨，在空际澄澈的云团高处，那垂老的辉煌，日日望着依然震惊。而这些城市里还看得到吗？我还是喜欢乡下，走远了的人事让我善感，写乡下的物事我感觉很自在，山风在那山岭间出没，我在乡间我会想到“浪”，是放纵的，是真。浪是精神的事，动物、飞禽，看它们跑着飞着自由自在，我甚至怀疑灵魂是适合安放在那里的。走进城市，人变得焦躁不安，我不知道怎么和人交流，我是一个残留着乡土气质的女人，我做不来虚假的深沉，我不想说虚假是一种什么坏行为，因为我的周围遍地都是。因为虚假的魅力更容易激动人心。我实在不想说城市的坏话，我在城市里生活，我更像一只狐狸，在城市里只睁一只眼看世相百态，所以我的文字一生都放在乡下，乡下才能藏住我的狡猾。

　　周新民：你是一位成熟的小说家，你能谈谈你小说创作的追求么？接下来你有何创作打算？

　　葛水平：生活有着不尽的麻烦，离人间很近，我追求永不可能知道的真实。社会之丰饶自是不可言说，俯仰间皆是阳光，在民间，背负之苦，连善也虚荣。我为那些活过的灵魂，为那些消失的村庄，愿无烛无香，供奉我心。

　　我们的世界可有安放灵魂的地方？我接下来的长篇还没想好名字，暂时叫《贵人》。只是要写一个树立的典型，没有爱，没有婚姻，活在一种状态中，风生水起。石木通神，才能万物滋生，目睹了一个人的一生之后我涕泪交流。活着，是人就一定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是人就应该懂得爱，爱是一颗锦绣心肠。活着的这个人她拽不住自己的步履，活着她最终活成了一个“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