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有德者居之

郑板桥作品

　　历史上王朝更迭，基本规律是廉而建国、腐而失权，都没有逃脱由廉而腐、由兴而衰的历史规律，统治者的信誉危机和群体官吏的奢靡之风是历朝历代无 力回天的历史性难题。唐代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透过两千多年“兴勃亡 忽”的历史迷雾反思教训，以德治国，以德治政，有德者居之，是朝代兴盛、国泰民安的历史前提。

　　我国历史上西汉的“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清 代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以德治国、以德治政的结果。史称尧“定历”禹“治水”开创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尧“顺天而行”，“垂衣而治”，勤政爱 民，感化四方，无为而治。尧因“四岳咸荐”，氏族长老认可，与其九子相比较，最后把治事权交给了舜。舜不负众望，顺应民心，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 泽，治理国家28年，靠爱民得天下。禹由部族联盟、氏族长老推举继承舜位，其吸收父亲治水教训，变堵塞为疏导，开掘黄河下游淤塞，支流通畅归入主流，围堰 造湖，蓄洪防害，劳身焦思，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消弥，造出万顷良田，爱民行动垂范千古。有德者居之，成了原始社会维护氏族首领的习惯法，也 成了后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朝代更迭和吏制好坏的“魔咒”。

　　自古以来，人民一盼政治清明，二盼官员有德。这两条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诚信守法。在两千多年的封建 社会中，苛政多而仁政少，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当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究其本质而言是人治社会，重大决策出自帝王之口，吏治和廉政均以巩固自 己的地位或争夺天下为根本目标，其廉政建设始终是在各利益团体的斗争与平衡中进行。专制体制中，一般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廉政措施一旦与政治利益冲突，轻则 被弃之不顾，重则背道而驰。但也出现了不少真儒、清官、廉吏，有的宽厚仁爱，爱民如子；有的敢言直谏，为民请命；有的廉洁奉公，严拒贿赂；有的不畏强权， 执法如山。

　　一

　　政治清明，德为根本。在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指取得并执掌天下、管理并教化人民。关于“清明”，《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 明”；《岁时百问》有“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可见“清明”指从美好时令引申出的 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主要来自于“君圣臣贤”、“官清吏廉”的“圣贤政治”，实质就是“德治”。“德治”主张由周公较早提出。周公将君 德、臣德、官德、民德以“礼”的形式颁布施行，并身体力行，实现了几十年“刑罚不用”的清明之治。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周公的“德政”思想，形成了更加完备的 “德治”思想体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以君臣圣 贤人格为价值目标的德治思想精华，经战国孟子、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的进一步阐扬，绵延影响至今不绝。纵观中国历史，尧、舜、禹、周文王、汉文帝、唐太宗 等，都是能践行君德的开明“圣君”，而“贤臣”更是不计其数。当“圣君”遇上“贤臣”，一个清明时代就应运而生。当然，历史上昏君奸臣比比皆是，理想中 “垂拱而治”的清明之世往往是昙花一现。不过，“德”作为政治清明的重要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

　　自古以来，没有经历800年不改朝换代的天下，但普天之下都有经历千年而不衰的道理。一个朝代更替时间或长或短，是因为拘泥于开国祖宗创制的陈 法，不能弃旧图新，与其让后来者奋起改革而取而代之，不如主动自觉进行改革以求长治久安。正如《易经》所说，事情到了穷尽的时候就需要变革，变革了就能通 顺，通顺了就可以长久。

　　二

　　春秋战国500年，政权组织破旧立新，时代变革脱胎换骨，王室权威名存实亡，争霸与兼并中，势力不再是血缘与名分，而是富国与强兵的实力和“德 法并举”的治国模式。治国之本在于治官，废除官员特权，官民同守一部法律，将法典悬挂在城楼上，供万民观瞻，还把刑律铸在鼎上，摆放在街头巷尾，特权阶层 违法难逃，也监督执法者滥刑于民。以德教化，以法约束，开了中国法治的先河。《史记·循吏列传》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执法如山的故事：李离为晋国的审判官，他 听汇报说一个在押犯罪大恶极，于是判了死刑。后来发现只听了一面之词，杀错了人。他主动找到晋文公要求抵命。晋文公说，这是你下面的官错杀了人，不是你的 罪呀。李离回答：我是长官，不能让下面的人为我承担过错，我受大王的俸禄很多，也从不与属下分享。现在是我听了下面的陈述，经过自己的判断而发生过错，杀 了无辜之人。因此我不能文过饰非而让下属代我受罚。于是伏剑而死。

　　秦国以风卷残云之势实现天下统一，在统一前秦国便以商鞅变法开始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还设计出一套完整、细致的廉政措施。各级官员不再世袭， 由君主求贤，朝廷征辟，官吏举荐。有德者居之，要求官员廉洁诚实，通晓法令制度，官场行事合规，忠于职守。以德任用，选官中最严厉的一招是，哪位官吏所荐 之人有了过失，推荐者要负责，甚至要受同罪处罚。“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无等级”，秦太子犯法，商鞅毫不手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 鞅发现单靠管理系统内部官吏相互监督是不够的，就像马夫监督马夫一样，因为相互之间的利益一致就会串通一气，只有让马说话，马夫才无法隐藏罪恶。于是建立 了从上而下的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检官制度，带有法官性质的监察使，发现行政官吏侵害百姓利益，或玩忽职守，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官吏和百姓同犯一样的罪， 官吏处罚重于普通百姓。这可能是中国监察制度的雏形。

　　汉朝曾出现过历史上罕见的吏治风貌，提出过“先民后己”，“移风易俗”，“武将不惜死，文官不受财”等让百官畏惧的勤政节俭风尚。廉政首先是有 德者居之，把德才兼备的人选入官吏队伍，用铁面无私的人来监察监督。让溜须拍马、逢场作戏、专横霸道、鱼肉百姓、丑态百出的官吏受到民众的道德谴责；让既 有雄才大略、治乱兴邦之才，又有集思广益、为政公允之德的人担当重任。汉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政治主张，以道义和良心的力量，凝聚起民众强大 的向心力。曹操本人率先垂范，各种诏书、指令、手喻均言简意赅，有的两三页，有的只寥寥数语。他曾作《内诫令》：“ 孤不好鲜饰严具，用新皮苇笥，以黄苇缘中。遇乱世无苇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此孤平常之所用者也。”意在自上而下清除歌功颂德、追求形式、 喜好华靡的官场恶习。为了整治“投上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官风，曹操发出了《求言令》，自上而下说真话，尽管忠言逆耳，他认为批评的话贵如真金难如登 天。他每月初一向主要属官发送格式表，填写自己的述职报告，对上不要作颂辞，对己不要一律表功，对上要提批评意见，对己要说过失原委。曹操创立了官吏的 “面谏”程序和“面谏”制度，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走出“围城”招揽人才，汉代举官，德行第一，“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用此三者来考核官员的品德与 政绩，出现了政风朴素、政令简洁、人民少受烦扰的现象。

　　三

　　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节俭则倡，淫逸则亡。惟俭则助廉，惟恕则成德。西汉桓宽写了一部叫《盐铁论》，其中有一篇憎恶贪婪的文章《疾贪》阐明了一 个观点：上层官吏要在廉政方面作出表率，否则自身不正而要下属官吏正派是不可能的。贿赂的风气，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大官在朝廷搜刮财 利，朝廷认可，小官在下面拒绝贿赂是不可能的。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要向乡里要，乡里要向哪里要？“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这句发人深省 的名言，佐证的是贪婪卑鄙的在领头的人而不在下面，需要教育训诲的是当政者而不是百姓。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蜀汉时期的诸葛亮曾著书立说，把东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原因归结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五 毒”，即因公为私，乘权作奸；扶强抑弱，法令不均；纵容罪恶之吏，百姓无处申冤；贪图报功升赏，加重百姓负担；官场喜好奢靡，官员贪图享乐。不但找到了问 题，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己教人”，“立身俭约”，以自己的言行作百官的示范。他说：“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 是谓顺政。”他还说：“人君无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有人曾劝诸葛亮进爵为王，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劝说其不应该贪 图名利。他生活简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执掌大权，却不藏私心，光明正大，开诚布公，带领蜀国官吏立身俭约以安百姓。

　　讲道德自律，前提是人要有羞耻之心。礼仪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培养人的大节。不知羞耻就会无所不为，投机取巧的人，是没有地方用得着羞耻之心 的。张伯行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任福建巡抚，礼部尚书，老百姓称赞他为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康熙皇帝赞扬他为“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他 1709年调任江苏巡抚时，发现官场充满着对官吏送礼行贿、对上司拍马溜须、对百姓敲诈勒索的不正之风。为整肃官风，他发布了一道亲拟的反贪尚廉令。他明 确保持自身的廉洁、尽力为国家服务，是官员应该遵守的礼法；常存仁心，爱护民力，保护资源，是搞好吏治的根本。他直言：近来一些不良风气腐蚀官场，使官吏 们的方正品行、坚定节操每况愈下，他们搜刮民财以中饱私囊，对民间疾苦置若罔闻；敲诈勒索民脂民膏以向上司献媚讨好。控制下属的办法是看贿赂钱物的多寡， 奉承上司的手段则以通关节、献款曲为能事。他指出，其实有万贯家财，也不过图个自身温饱就够了。为官者的政策宽大一分，老百姓就多一份恩惠。你贪了一分 钱，你的人格就受一分钱的污染。老百姓称呼你我为“父母官”，你我称呼他们为“子民”，这就应该想到子民中孤独无依无靠者，由我们安抚体恤；子民田地被豪 强侵占，由我们伸张正义；子民财物被盗贼劫持，由我们驱赶缉捕。我们体察民间疾苦、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人民才能拥护爱戴你。这才叫父母官，切不可用见利 忘义的权术去剥削残害老百姓，切不可掉进钱眼儿沾满铜臭。

　　四

　　政安之本，惟在得人。公正无私，选贤任能。政治是否清明，关键在于用人。能者在政，贤者在位，才是百姓之幸。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基层官员素质如 何，对民心向背与政权稳固关系极大。评判贤能者的重要标准在于廉贪与否，廉者能够约己而利人，而贪者则损人而利己。冷面寒铁，一是清则无私刚正，二是理国 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

　　一个国家，由于能够任用贤能人才而以兴成盛，因为独断专行而走向衰亡，这是必然的趋势，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有贤才而能用，真是国家的幸运，有贤 才而不用，等于没有贤才。天下比夜明珠还要宝贵、比美玉还要重要的是人才，而往往不易重视的也是人才。珍珠隐藏在蚌壳里，美玉深藏在石头里，与田螺蛤蜊、 土瓦石头没有两样，但把它剖开凿开，哪怕是愚蠢的人也知道是珍珠美玉。人们钻高山，下深海，冒着老虎豺狼鳄鱼的危险寻求珍宝。而比这贵重的人才，往往在你 的左右，甚至在眼皮底下，就不去寻访，弄不好还要讥笑一番。阻碍选贤任能的另一个阻力是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俗话说：“新官忙得像石磙子那样团 团转，旧官却像石猴子那样逍遥自在。”在古代，士子考取功名开始做官的时间，大概30到40岁不等，平均30岁为限。新科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当翰林，算是最 光荣的选拔了。但从庶吉士升到尚书职位大概要30年时间，升到大学士职位，又要10年左右。造成贤良有才者终身得不到破格提拔，从30岁出任，最后官至宰 相、首辅，为一品大臣时，头发已白，牙齿已掉，虽是老成持重，但变得顾虑重重、畏缩不前。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勇于任事者不受激励，玩忽职守者不受警戒。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吕览》中，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个县令，你看谁去当合适？”祁黄羊回答：“解狐行。”晋平公问：“解狐行不是你 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大王只是问谁当县令合适，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于是就起用了解狐行，百姓都觉得他干得很不错。过了一些日子，晋平公又问祁黄 羊：“朝廷少个军官，你看谁可以担此重任？”祁黄羊回答：“祁午能行。”晋平公又问：“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黄羊回答：“大王只是问谁当军官合适，没有 问谁是我儿子。”于是又起用了祁午，后来百姓都称赞祁午很称职。祁黄羊这样公而忘私、举贤不避亲的品质不就是今天官员举贤的榜样吗？

　　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才之人。庆历年间，跟随范仲淹主张改革的人被保守 派扣上“朋党”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呈给仁宗皇帝。此文中讲明了官场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所信奉的是道义，实践的是 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誉节操，君子法成联盟，是因为共同坚守道义，为国效力，为民服务，就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钱财，当他 们利益相同时，会暂时勾结在一起争先抢夺利益，没有共同利益时，交情就疏远，甚至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他的弟兄、亲戚也不会相互保全。官场做大事，要齐 心协力，一万人一万条心做不了事，一千人一条心就能办成大事。

　　五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顺应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本、爱民是一切政治的根本。社会主体是民而非官，政治重心是民而非 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之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圣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东汉会稽郡太守刘宠体恤民情，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段鲜活的廉政佳话。

　　刘宠在会稽郡任职满3年，奉召赴京。那天成千上万的会稽百姓不约而同聚集到江边的十里长亭，顶香跪送。刘宠只带了两名随从，除随身衣物被褥别无 他物。即将登舟启程，他抱拳作揖：“我怎敢接受父老乡亲如此送行，请快快起来，回家务农吧！”说着把百姓一个个扶起，互道珍重。刚要转身作别，忽见后面急 匆匆赶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大喊：“大人请留步！”老汉手里拎着5条金色的新鲜大鲤鱼，来到他面前。“老人家有何吩咐？”刘宠关切而和气地问。“大人 就任以来，帮我们疏通了河道，又为我们惩处了渔霸，使我们能安居乐业，现在您离任而去，我特受沿江渔民之托，为大人送行。”说罢，老渔翁双膝跪地。

　　刘宠慌忙将渔翁扶起说：“我任职3年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有些事办得还很不够称心，如今您这么大年纪还赶来送行，我实在过意不去。”“我们素知大 人喜欢吃鱼，你买鱼总是分文不少地付给我们。这次大人离我们而去，再也吃不到这江中的鱼了，今天我受沿江渔民之托，特奉上5条鲤鱼，请大人笑纳。”说着双 手把鱼呈上。“谢谢大家的一片心意，可这5条鱼我万万不能收，请老人家带回去吧！”“我们敬重大人为官清正，万不敢以鱼来玷污大人的英名，这次送鱼是因不 舍大人离任，略表寸心。大人倘若拒绝，不是伤了我们一片真挚之情吗？”老渔翁眼里含着泪水。刘宠望着渔翁饱经风霜的脸不禁动情了，他从渔翁托着的5条鱼里 缓缓取过一条，深情地说：“老人家言重了，我收下这条鱼，收下大家对我的一片情意，您说好吗？”老渔翁激动地点点头，拎着余下的四条鱼依依不舍地和他爱戴 的太守作别。

　　刘宠站在路边，默默地目送老渔翁远去的身影。他吩咐随员打开自己简陋的衣箱，取出10文钱向江边不远处一家馒头铺走去，随从不解地问：“大人， 您这是做啥？”“这条鱼大约值10文钱，我把这10文钱买成馒头，喂江中之鱼，算没有占百姓的便宜。”待船至江中，刘宠亲自将馒头一个个掰开，抛入江水之 中。

　　六

　　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民主之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从善如流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贞观政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 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 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皇帝应听取臣下意见，兼听 则明，且要引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错误。

　　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商代忠臣比干，宋代铁面御史赵林，明代清官海瑞，五代时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的冯道，唐初大臣魏征、明于兼听的贤臣明尹。直言者，国之良药；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执政者坚持开放言论，允许人民自由发表批评意见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有重要意义。只有广开言路，才能体察民情，接受舆论监督，凡是违背百姓意志、压 制批评意见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样的道理，连公元前722年的执政者都明白。当时的郑相子产以人民为师，以人民的批评意见作为治国理政的良药。郑国人民 经常聚集在乡间学校或议事场所，批评执政当局的是非得失。郑国大夫熊明建议郑相子产：“把乡间学校废掉，立即制止批评”。而子产不仅不同意，还说：“人民 言论执政是好事，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努力推行，他们讨厌的予以改正，人民是我的老师，制止批评，就像防止河水大水冲决堤坝，不如开一些小缺口，以疏导水流 使之畅通无阻，把人民的批评当作良药以治疗执政的弊疾。”

　　西周有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用高压手段压制舆论的周厉王。有一个开明的大臣叫召公，有一天，他向厉王报告：“老百姓忍受不了您的政令啦。”厉 王很生气，找来几个巫师，监视抨击朝政的人，把那些批评者处死。于是老百姓不敢讲话，路上遇见熟人只能用目光示意。厉王很高兴地对召公说：“我已经制止了 别人说我的坏话。”召公却直言：“您这是硬堵住人们的嘴巴罢了。封堵老百姓的嘴，后果比阻挡洪水还要严重。河流被堵，决堤泛滥，受害人很多；堵住百姓的 嘴，也是这个道理。治理水患的人总是疏浚河道，使得水流畅通；治理百姓的人总是开导人们畅所欲言。政事的好坏成败就能从老百姓的言论中体现出来。老百姓的 话是内心思虑后从嘴里讲出来的，堵住老百姓的嘴，执政者由谁支持呢？”厉王不听召公的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过了3年，老百姓造反，把厉王驱逐出国 门，于是有今天的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还有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早在战国时期，有个大臣叫邹忌。身高八尺以上，体形容貌俊美。他早晨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自我欣赏，问他的妻子：“我同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个更 美？”妻子回答：“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呀！”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太相信，就再问他的侍妾同样的问题，侍妾回答：“徐公哪能及得 上您啊！”第二天来了一位客人，一起坐着说话，他又问客人：“我跟徐公谁美？”客人回答：“徐公不如你美啊。”过了几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端详他， 觉得自己真不如徐公美。徐公走了，他自己照着镜子看，觉得差得很远。夜晚躺在床上思考这件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妻子说自己美是偏爱，侍妾说自己美是害 怕，客人说自己美是有求于自己。不顾实情的夸奖，要误国误民，于是邹忌上朝晋见齐威王，说：“现在齐国方圆千里，后宫嫔妃、左右亲信都偏爱大王，朝廷大 臣、身边人员，没有一个不怕大王的，一国之内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不有求于王的，国王您受到蒙蔽已经非常严重。”威王一听很有道理，于是发布命令：“无论官 吏还是百姓，凡是能当面批评指责王的过错，受上等奖赏；呈上书信劝谏王的，受中等奖赏；能在公共场所说国君的坏话，传到王耳的，受下等奖赏。”一个当政者 能广开言路善于接受批评意见，不仅是个人之幸，也是国家之福。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谏太宗十思疏》的文章，这是唐朝时任谏议大夫的魏征给唐太宗的奏章。他认为古代君王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能坚持到底 的不是太多。一般而言，得天下比较容易，而守天下比较艰难。原因是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傲视他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监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 人们，人们只能表面恭敬，而内心不顺从。要大兴土木，就要想到百姓安宁；地位不巩固，要想到自我修养；骄傲自满，要想到虚心听取意见；害怕受蒙蔽，要斥退 邪恶小人；一时发怒，要想到乱用权势。

　　七

　　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当今是知识更新一日千里的时代，从政者的学习更是当务之急。一天不学习，就落后一天，一月不学习，一年工作没有方向。这让 我想起了战国时期荀况写的《劝学》。荀况认为，学习是不应该停止的，刀剑在磨石上磨过就变得锋利，君子在不停地学习，就变得聪明多智。不登上高山，就不知 天有多高，不面临深渊，就不知地有多厚，不学习先辈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有多大，我曾经整天思索问题，不如坐下片刻学习。堆积土石成为高山，风雨就从这里 兴起，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就不会有明辨事理的智慧，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就不会有事业的巨大成就。他认为学 习要以做圣人为终极目标，要学到死而后已，放弃学习如同自做禽兽，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不是向人炫耀。学习所需的知识，要像爱看五彩缤纷、爱听五音调和、 爱吃美味食品，这样的学习自觉，权力淫威不能压服，事情繁多不能转移，任何干扰不能摧毁，生生死死坚定不移，道德情操高尚，做人意志坚强，顺应历史潮流， 知识人格完美。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爱书如命，学习用功。后周时，他任军队的最高统帅，掌握了兵权。有一次，他随周世宗柴荣出征淮南，私载重货好几 车。有人疑心他贪污金银财宝，向世宗告发。世宗立即派人去检查。才发现这些重车里装的全是各种书籍数千卷，以备行车途中随时学习。赵匡胤之所以有勇有谋， 知人善断，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同他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皇帝之后，特下一道诏书，要各地吏民给宫中史馆捐书，献书的人经 学士院考核，有才智的赏以官职。他坚持每天看书写字，有一天，暴风雨将要来临，他正伏案疾书，忽然在书桌附近响起了一声惊雷，他毫不畏惧依然端坐不动地写 下“吾案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这事一时被传为佳话，他奉行重文轻武的策略，促进了宋朝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古时，很多人并不把读书作为升官的资本，而主要作为修身的途径。荀况在另一篇叫《修身》的文章中，讲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家无礼 则不宁”。必须以礼法为准则，以自己的道德和学识明辨是非。比如：准确恰当地当面进行批评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老师；当面称颂阿谀逢迎的人，是极端憎恶的坏 人。可人往往喜欢亲近阿谀逢迎的人，认为这些人忠诚可靠，远离或疏远忠诚批评规劝的人，认为他们在诋毁或祸害。人不该用花言巧语取悦别人、闲言碎语损坏别 人、道听途说攻击别人，凡用恶毒语言鄙视、嘲笑、谩骂别人的往往是自吹自擂说大话的人。当然一般过错，哪怕是伟人贤人在所难免。人的可贵不在于没有过错， 而在于能认识过错，并果断改正。只要能彻底涤除旧习惯，即使从前是盗贼，也不妨碍他今天成为君子，无论什么贤能贵人，凡以揭发别人短处、揭露别人隐私，来 换取自己正直名声的，都谈不上劝勉从善。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  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人一姓之兴亡，而在于千万人民之忧乐。在人们想象中，封建时代至尊至贵的皇帝，常常过着锦衣玉食、歌男 舞女、骄奢淫逸的生活，极难想象他们之中也有人会过着刻苦学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