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个性和创造性 还原历史 重塑巨匠

——《百年巨匠》编导创作座谈会发言摘要

　　继3月28日“百集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新闻发布会”之后，《百年巨匠》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文学篇陆续进入拍摄阶段，6月20日上午，《百年巨匠》编导创作座谈会在北京银谷艺术馆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百年巨匠》总策划王文章，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总裁、《百年巨匠》出品人高峰，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百年巨匠》影视顾问刘效礼，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百年巨匠》影视顾问张同道，银谷艺术馆馆长、《百年巨匠》出品人、总策划杨京岛，北京大学文化书院导师、《百年巨匠》总撰稿刘传铭，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凤凰卫视主持人、《百年巨匠》学术主持王鲁湘，《百年巨匠》各篇总导演赵伟东，梁碧波、孙铁健、周兵、陈真、肖同庆、吴琦参加了座谈会。王鲁湘主持座谈会。与会者围绕创作主旨、表现手法、工作标准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据悉，《百年巨匠》汇聚了国内纪录片精英，各篇导演均生于上世纪60年代，目前活跃在纪录片创作一线且屡获国内外纪录片大奖。赵伟东任总导演拍摄制作了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片《百年巨匠》第一部，担任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1949》(2009年中国纪录片十佳)执行总导演，拍摄了《为中国而设计》、《为世博而设计》(2012年文广大奖)、《老上海广告人》、《考古中国》、《张大千》(2012-2013中国纪录片最佳短片奖)等多部大型系列节目。梁碧波拍摄制作了《三节草》(第20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特别奖)、《婚事》(2000年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节大奖)、《太极》(第28届意大利米兰国际体育电影节最佳体育影片)、《永生羊》(2011亚美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等作品。孙铁健编导的《站在第三极》、《张大千》、《旗帜》获中国电视协会纪录片大奖。周兵拍摄及监制纪录片《梅兰芳》、《敦煌》、《外滩》、《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台北故宫》、《下南洋》等上百部，作品获几十项国家级和国际性奖项。陈真影视作品有《布达拉宫》、《千秋三峡》、《你好，香港》、《儿女英雄传》、《传奇奥运》、《钱学森》等，曾连续5届获中国电影最高政府奖“华表奖”。肖同庆主要撰稿作品有大型系列片《百年中国》、八集纪录片《先生鲁迅》、十集纪录片《峥嵘岁月》、六集纪录片《法门寺》、八集纪录片《百年守望》、三集纪录片《湘江》、五集纪录片《少年中国》等。吴琦策划、执导的历史人文系列节目、纪录片有《20世纪中国女性史》、《历史长河》、《猜想祖先》、《黄山》、《对照记：犹在镜中》等。

　　座谈会前，王文章向刘效礼、张同道、杨京岛、刘传铭、王鲁湘颁发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银谷艺术馆联合签发的《百年巨匠》聘书，高峰向赵伟东、梁碧波、孙铁健、周兵、陈真、肖同庆、吴琦颁发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银谷艺术馆联合签发的《百年巨匠》总导演聘书。

　　赵伟东：《百年巨匠》美术篇第一部现在看来有很多缺陷。第一是再现的部分，在后续拍摄时要更为谨慎，甚至是简化。第二是过多地关注人生故事，对于他们绘画的解读，包括对资料的运用，就稍微弱了一点。从第二部开始，准备采用深入浅出的办法，用最深入的方式把握这些人的作品、秉性、思想艺术，用最浅显的方式讲出来。还应该把巨匠真正的价值体现出来，不只要讲究好看和故事性，他们的价值还要再挖掘。

　　关于这些大师巨匠，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他们身边的亲属，大家都有些神化巨匠，给我们讲的故事多是道听途说。如何回到历史的真实性、严谨性，对我们是一种挑战，也有一个重新的再认识。

　　拍摄这些大师巨匠，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影像化的过程，就没有太大意义了。而应该用今天的视角、21世纪的方式，再去看待这些人物，要尽量地接近历史，实地还原真相，按照我们的感受和解读去重塑这些大师。

　　梁碧波：拍这种历史片，首先面临的是史实的选择，史观的确立。史实的选择上，往往是这本书是这样说，那本书那样说。另外，史观的确立，关于这些人物的评价，也是各种说法。

　　我建议系列纪录片在创作风格上要尽量统一，片头、片尾肯定是统一的，然后包装也要统一，不然看着就不是一个系列。还有拍摄细节，比如采访是什么形式，照片怎么呈现，做出一个套路来，整体风格就能够比较一致。如果让大家自己去创作，那么至少包装上要统一。

　　孙铁健：我拍摄书法篇，书法的难度在于里边负载的文化含量非常多。做纪录片既要深入，还要浅出，完成对人物的解读，确实有些难，所以我先了解和整理资料，做好文案，成熟一个拍摄一个。

　　对整个片子的宏观把握，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说一下：第一个是现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今天这个出发点来看，多从这些大师巨匠的评论、追随者、文化现象的社会性入手。第二是细节。用已知去求未知，采访量要大。第三个是情感。注重这些巨匠对亲人、同事、事业的感情。

　　周兵：《百年巨匠》是我做同类型纪录片遇到的学术资源和政府支持最强大的一个项目。下一步就是在拍摄中怎么让我们导演与学术团队做到无缝连接，把这种学术资源的优势直接指导我们的创作。我同意孙铁健导演说的情感性作为一个创作方向。而且也赞同注重创新性和艺术性，在统一的包装和规范下，还要形式多样。

　　我今年46岁，很幸运在20年前见到过一些大家，我还为他们做过几部纪录片。我记得见巴金老先生，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已经不能说话了，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手还在动。还有吴作人老先生家里的场景等，老先生们对我20年成长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内心的坚守。我有一个提议，在这个片子里边，以好看的故事、感人的情节、细节的展示打动人，最终还要把握价值导向，让观众和年轻人能感受到这些巨匠内在的思想，感悟这些人何以能成为巨匠。

　　陈真：人物片要做很容易，但做好不容易。因为中国的人物传记片，更多的是讲事，而不是讲人，讲事很简单，但讲人很难。我们往往把历史讲得很清楚，但这个人完全不了解，艺术家的成就与时代有关系，但也相当一部分是他的个性。

　　我还有个观点，能不能不做人的生平，从他出生到死全说完，而是选择其中一条线或一个故事来讲。国外好的纪录片往往不是从头说到尾，我们的纪录片都是从什么时候出生，后来干了什么，怎么死的，着力于叙述生平。这个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创作就要求不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事，我们看的是背后的故事。

　　肖同庆：这个片子最大的难点，就是解决持论公允与避免平庸的问题。前人做了那么多片子，我们通过现在新的技术手段和表达方式再拍一次，如果在观念、思想上的突破做不到，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需要确定拍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找到共性和个性，这才是我们拍摄的价值。

　　具体到文学篇，这些人不仅仅是文学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甚至是与这个百年联系在一起的命运性，这个很难把握。我觉得首先要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历史态度，对这些先辈要有敬畏之心。其次才是我们这些晚辈对他们的描摹。另外，我希望在这个片子中，能够在表达方式和叙事方式上追求电影化的表达。我希望制片方和顾问团队，能够鼓励大家的个性创作和难得的创新。

　　吴琦：和美术、文学篇相比，我觉得戏剧篇可以做得形式感比较强。戏剧是随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从西洋舶来的一门艺术，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金山他们在戏剧表达上都找到了一些中国式的东西，比如“假定性”，强调人、戏、梦之间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预算的支持，我想用舞台的方法呈现，请一些青年学生复排这几个大师的戏剧片段，来和他们的人生进行一种对话和嫁接。人类是需要戏剧的，在我们生活中戏剧是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大家忙于奔波、生活碎片化的现在，戏剧能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启迪和愉悦。

　　《百年巨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和梳理20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我顾虑的是，这一百年的沧桑我们能放进去多少。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金山是中国戏剧的奠基人，我希望能拍得更有敬意，更有创意，因为他们当年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我们虽然达不到大师那种高度，但要尽量去接近，用他们的精气神来拍。

　　刘效礼：在座的各位导演是中国纪录片的杰出人才，他们如果做不好，我相信很难有人做得好。

　　我们很容易把纪录片搞成宣传片。我建议《百年巨匠》的拍摄要远离宣传片，但要和文化零距离。要让观众感觉出来他在文学、书法、戏剧上的贡献，不要扯太多别的事情。我们不要搞孤芳自赏，还要把这些大家作为普通人去拍摄。如果总是仰着头去看，就会变形，所以要平视，把一个真实的艺术家介绍给观众。

　　节目首先是好看，要在有趣上下功夫。知识要密集，细节也要密集，不要大而化之，说一说具体事，不然看了以后留不下印象。另外创作上兼顾自由与统一，我觉得不见得全部统一。

　　这些大师巨匠，生活和艺术非常丰富、浪漫。我希望《百年巨匠》拍得柔情似水，不要搞得硬邦邦的让人难以接受。

　　张同道：大师肯定是神话，还是一个文化现象的代表。所以我觉得拍大师非常难，要揭示这种让他生成的文化现象，怎么让他从一个普通人长成一个大师的。

　　大师有三性。第一是神性，没有神性就不是大师。第二是人性，而且是极端的人性。第三是复杂性。我觉得，《百年巨匠》最大的贡献是要能回答：当下为什么没大师？我们从这些大师身上发掘出一种纯粹的状态和精神，对当下我们做人、搞艺术、从事文化都会有启示。

　　如果把大师视作针对当下中国文化浮躁症的一剂药，我们应该给出这剂药的基本元素。我认为这个片子不应该变成像“快男”一样争夺收视率的东西，如果为争夺收视率，我建议就不做这个片子了。既然要做这个，就不要过多地考虑收视率，要为时代留下一剂良药，留下对这个世纪的一些思考。在拍摄中是用赞歌的方式，还是对话的方式。我认为应该是对话。

　　刘传铭：《百年巨匠》第一部(《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选择的巨匠本身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再加上都有比较详实的文献，所以面世后反响很大。现在分门别类地拍摄40位巨匠的艺术人生，对片子质量、可看性和艺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导演除了关注人物、大量采访，在学术上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还要多关注这些大师们共有的精神上的东西。

　　20世纪的这些大师巨匠，他们面临的是“旧邦新命”。所谓旧邦，晚清是一个行将崩塌的王朝。所谓新命，这个门类里边有区别，比如美术、书法、京剧，可能更多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音乐、戏剧、文学，恰恰是求新求变。这里既有旧邦的历史延续性，又有个人对时代、社会的新使命感。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虽然国家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新旧思想碰撞，但是对于文化来讲，恰恰是一段文化斑斓、丰富的历史时期，那一批人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特殊的历史现象。

　　我们拍摄《百年巨匠》，如果不回到那个大环境去，我担心会过分地神化。在总体把握上，要考虑怎样解决高山仰止和深入内心、亲切述说的矛盾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就滑到“高大全”，滑到一种简单的颂歌、唱诗班的声音里去了。

　　高峰：各位导演已经是纪录片中的大家了，还是希望诸位大家能把大家的事做好。我同意每个导演有自己的风格，因为这些巨匠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创新才成为巨匠的。我也赞同，作为一个系列片要考虑统一的包装。

　　我觉得，《百年巨匠》可以比作是一个三军仪仗队，都穿军装，但是海、陆、空穿不同颜色的军装。文学篇有文学独特的包装方式，戏剧篇有戏剧独特的包装方式，美术篇有美术独特的包装方式，这样就有整体感，而且有特色，达到统一和个性的完美结合。

　　杨京岛：导演团队都是1960年代生人，我也是，我们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共鸣。通过交流，我感觉各位导演都有社会责任感，也都是以发自内心的崇敬来做这个事，我再次感谢各位导演。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得很深入，也都有独到的思考。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后，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工作标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各个专业研究所可以从学术上给我们提供支持，我们制片就是给各位导演提供好服务。

　　王文章：我相信，一流的人才会有一流的创造。各位导演都有优异的专业经历，对所拍摄的人物有着深刻的思考，也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很好的意见。还有各位理论家，也是很有智慧、很有思想的。

　　人物的塑造和纪录片的拍摄，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脱离艺术形式本身的局限，尽管有限制和局限，各位导演完全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发挥个性是创作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个性和创造性发挥得越好，片子也会越成功。希望大家都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思想可以放开些，我对这部片子充满期待。而且，京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基础，他细心的工作也是我们成功的保障。

　　王鲁湘：今天的《百年巨匠》编导创作座谈会，是我们主创人员第一次见面会。在体育里有梦之队，我们的导演团队也可以说是一个梦之队。这里有很多老朋友，而且是纪录片行业里的资深专家，有他们的担纲，这个片子就成功了一半。

　　怎么解读、塑造巨匠，避免造神现象，我引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可能是不存在的，是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当下人所要的、所理解的那个历史。所以，会有一个还原历史、重塑巨匠的问题，就是还原、重塑怎么尽可能接近真实。

　　王文章院长今天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在不脱离现实社会限制和电视片本身的限制前提之外，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而且必须突出这种自由发挥，突出个性和创造性，才是我们这部片子成功的保证。

　　本版文字整理：记者冯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