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资源的革命历史

——评程步涛诗集《记住那些地方》

　　讨论中国文学，似乎总也绕不开“载道”的问题，当代诗歌亦复如此。诗人们逃离现实、追逐自由精神的冲动也或可被认为是一种本能，但该项本能与社 会历史进程的波峰浪谷往往未必合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诗人看上去茕茕孑立、遗世独行的主要原因。不过也有例外，当某些社会理想、历史潮流与诗人的精神现实 不期而遇时，就会出现“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情况，或者是出现“时间开始了”一类的兴叹。即如近代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其被 作为文学认知与表现对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以上两种情况。

　　当近代的失败和屈辱一再被加诸中华民族时，科学、自由、民主，特别是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等主题，作为一种启蒙价值而被迅速确认， 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建设理想最为诱人，其高度的人道主义、特别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人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对人的生存的理解与深切关怀，以 及对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歧视的揭示，都可谓真正的良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不只是政治人物、职业革命家、社会思想者，那个时代 的很多重要诗人实际上也被深深折服了。这表明，的确有一些思想是高于特定时代的，也会有一种感情是超越个人世界的。

　　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近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与价值体系，被纳入我们的历史认知、审美判 断，在今天却似乎还常常面临着某种虚无主义的困扰。这些困扰会渗入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当然也会渗入文学家、诗人们的艺术细胞中。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文学化 了的所谓社会“反思”内容，多不过是偏执思想意识形态的简单翻版，一些怀疑、质询甚至是亵渎和诅咒的诗句，只不过表现为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对高贵感情的遗 忘。今天的有些作品，大都徒有其表，缺少健康感情，少有思想触角，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价值取向，因为写作者们在各种“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甚至 文学的终结——之声中迷失了，找不到生命意义，找不到历史意义的绳墨。

　　程步涛的《记住那些地方》，正是需要在上述背景下来看待和理解的作品。

　　在这本充满了谦卑、虔敬和怀念之情的诗集中，我们处处看到的是诗人对历史意义、历史价值的体认。具体而言，是对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和中国国 家地位的政治力量的由衷赞美、高度肯定，是对孕育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土地和人民的一往情深，而且磊落坦荡，毫不隐讳。也就是说，当人们普遍健忘和怀疑的时 候，诗人倒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在试图完善“证据链”，在强调种族记忆的连续性，在寻求时代的精神坐标。从他的大部分诗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生 命态度，这样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众不同，有别于“诗坛”上的消极低迷和无病呻吟。与时尚背包客们天外来客式的观看不同，程步涛始终都怀揣一颗感恩之心、同 情之心和歉疚之心在行走，而且是在向来被指为“穷山恶水”的地方行走。诗人通过对自己在一次次行走中所摄取人、事、景、物的咏叹——有时是近乎悲凉的咏叹 ——而得以表现出来的，是对历史苦难的重新咀嚼，是对构成我们民族当下生活价值内涵和意义系统中“信仰”要素的提取。读者会发现，整本诗集并非随意编成， 作者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探察了中国的一些特殊地方之后集中写出了这本诗集中的大部分诗篇。那都是什么地方呢？最多的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 国内战争时期的“旧地”，或称“革命圣地”，当然也毋庸讳言，这些地方今天在新闻报道中大都位列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

　　走近这些地方/灵魂就会震颤/骨骼爆响/热血贲张/圣洁的感觉会涌遍全身/走近这些地方/会感到生命的深刻和饱满/眼前闪过的/都是秋风散关/残阳热血/疆场赴死/是生命的一种高度

　　众所周知，近年有“红色经典”、“红色旅游”之类的发明：直截了当的程式化说教与旅游“产品”营销意识的怪诞搭配，既缺乏想象力，也无从升华历 史时空所寓意的崇高精神——或许本意无错，只不过方法过于粗糙简陋，结果就难免让人啼笑皆非。正如诗人所感受到的，在江西的永新、宁冈、茨坪、瑞金等地， 络绎不绝的旅游团队和商业喧嚣，让他完全找不到什么感觉了！“莫非当年的感觉真的远去了？当年的感觉是什么？” 诗人的真诚迫使他发出疑问。作为历史遗迹，当然有其物质的一面，也就是可供商业旅游操作的世俗层面，但若论精神元素，若论历史所蕴含的深意，则根本不可能 寄望于拿着扩音喇叭、举着小旗的导游的吆喝声。如此，诗人的探访，或者说诗歌的介入方式才显得更为恰切适当。

　　比如这首《又见槐花》：

　　槐花开了/穷人的心也就舒开了/饥饿暂时离开灶台/一树槐花/能点燃一年的希望

　　这是现实中的槐花，但也是历史中的槐花：

　　那个年代/那个战火弥漫的年代啊/乡亲们用槐花充饥/战士们也用槐花充饥

　　诗人明白，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哪里的穷人是没有吃过槐花的，而槐花那“细碎的柔软的花瓣”，也因为给瘦弱的肌体补充过生存的力量和营养而成为了“生命的旗帜”。所以，在某个地方，当他轻拉枝头将一串槐花贴近自己的脸颊时：

　　一股清苦扑面而来/像烈酒/伴着一阵长风/猛然掠过我的心房

　　在诗人心目中，养育了革命和养育了人民的，是同一种东西，因而，革命的一切后果，包括成功的、胜利的喜悦中，永远都有一种清苦的味道。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如果只是对花瓣作为食物而伤怀，如果闻不到那一缕特别的清苦味道，如果不是诗人的敏感嗅觉，如果不是诗歌的含蓄、真挚、自然和朴素，那么在历 史遗迹上的盘桓就可能绝然不同，一如按线路流程走过场丈量土地的参访者，嘴上唏嘘，眼睛茫然，心中麻木。

　　让我们回到“载道”的问题。在关于历史的种种表达中，除了浮光掠影的游历，除了恶意的玷污和中伤，在今天我们更需要找回的，是一种公心与良知， 我们也许应该学会诚实地面对历史——无论遥远的历史还是就近的历史；同时，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堕入无方向、无意义、无信仰的虚无之境，也有必要重新在群体 的、共同体命运的框架内检视个体的存在，在与集体命运、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中确证自我的成长及价值，也就是从作为共同记忆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这个意 义上，程步涛的《记住那些地方》就是一种“载道”的诗歌。在历史已经被学舌者们作为“谎言”和“垃圾”而抛弃，革命被用所谓的“纯知识”、“纯学术”解构 之后，在历史进步的信念也遭耻笑的所谓扁平世界里，诗人继续称颂古老的乌托邦价值理想，呵护种族记忆的整一性、连续性，在功利主义时代提示给世人一种无功 利的价值和情感，这正是真正的清醒。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佐夫斯基讲座教授裴宜理，曾于2012年出版一部专著《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 统及其持久生命力的秘密。她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先生的一次对话中指出，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复杂，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善 于利用中国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动员人民。他们“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间文化资源”。以裴宜理着重研究的安源革命传统为例，她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遗产 就是李立三在当时所提出的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点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强调了人的尊严。”而且她还认为，我们今天其实可以通过研究 历史，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以便使用这个历史的资源来改善当代的情况(见《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F31)”。依此来看，马克 思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和最新的历史遗产，或者说存在着文化资源、艺术创造资源这 样的向度。诗人虽非历史学家，其直觉力量、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却能够启示于今天的人们，甚至警示于今天的执政者。即如他在《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一 诗中所写到的：

　　大道一马平川/为什么总有人跌倒/号令就在耳边/为什么步履再也不那么整齐……/寄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的私欲/和贪婪啊/如何才能把它们彻底清除 /难道这/也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需要我们用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破解求证……我们在高速路上感受发展/感受路旁的迷人的风景/可是/凋敝的茅屋/和泥泞 的乡路/依然会时时刺痛我们的神经

　　我所说的诗人的磊落和坦荡，就体现在这里。程步涛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吟颂者、无所事事的消遣者。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歌者角色的深层，仍内含一个 共产党人的本真党性，这种党性使他对革命及其传统的敏感超出了一般浮泛的感伤之类，上升为责任和忧患，这种由政治觉悟转换而来的政治性抒情，可以说是一种 高度的入世精神，也是同历史上中国诗歌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从《诗经》中的各种风谣到两汉乐府，从曹氏父子到后来的杜甫、元稹等人，都是这一传 统的创造者。反观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诗人身上，这样的情怀和禀赋都不多见——或者他们迫于时风而不够理直气壮吧！

　　不仅《记住那些地方》这一本诗集，在程步涛已出版的多部诗集和散文集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以贯之的审美立场，那就是以一个歌者的反思勇气，实现对时代精神、社会情感的艺术穿透。爱与忧患，文化责任的承担，以及拳拳爱国之心、殷殷中华之情，是其不变的温度和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