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研究的最新成果——读张健《三十年代民国喜剧论稿》

　　张健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专家。30年间，他对偏冷的喜剧和喜剧学研究一直倾注着巨大的学术热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期出版的《三十年代民国喜剧论稿》不仅是他喜剧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最新收获。

　　标志着张健学术生涯起点的《三十年代中国喜剧文学论稿》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喜剧的断代史论著。但是，如果说这部起点很高的著述只是作者 关于中国现代喜剧理论与创作的研究论纲，那么该书则是其经过整体审视与系统研究之后的扩展版或升级版，实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宏观与微观、理论研究与作品 研究有机融合的学术追求。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是旧作的再版或修订，而应视为一种学术思想与研究理路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后的改写、补写或重写，应视为突破 旧作框架和内容的一部“新著”。这种“新”主要表现在：

　　第一，纵横捭阖的理论视野。从本土文化视野看，作者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囿于中国现代喜剧成熟期的20世纪30年代，而是以此为原点，前溯后拓。先 秦至宋代儒道思想支配下的前古典时期，中国传统喜剧观念基本形成了主体内向发展，重生命体验和精神愉悦的价值导向；宋元至明代的古典时期，传统喜剧观念关 注娱乐性和艺术性，更加执著于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社会正义的主观期盼；明朝中叶以降的后古典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传统喜剧 观念游戏精神的膨胀和对排遣苦闷心理需求的强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喜剧的滥觞期，传统喜剧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受到了进步思想文化界的严峻挑战，传统 喜剧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夷和敌视。对此，作者一方面为传统喜剧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在对于喜剧的本质理解方面，多数批评者并没有高于传统民族喜剧观 念之上的认识高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传统喜剧观念的致命内伤：“对于我们民族的喜剧传统，人们应当自觉地扬弃那种极易流为面对现实苦难的一种低调的 补偿性的精神满足的倾向”。《论稿》不仅前溯中国喜剧的历史，还将民国喜剧延伸到40年代中国现代喜剧的黄金期。至此，中国喜剧已基本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 代形态的历史转型。同时，作者还将民国喜剧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探讨了喜剧发生与发展的外部规律。在这种历时性文化视野的纵向观照中，30年代民国喜剧 的观念形态和艺术成就便得以彰显。

　　从西方的文化视野看，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生成，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喜剧观念进行扬弃，另一方面也需要西方喜剧理论进行激活。因此，《论稿》认为亚 里士多德之后，喜剧是模仿“坏人”与表现“丑恶”便成了西方人理解喜剧本质的一种普遍观念，以讽刺和嘲笑为主的否定性喜剧也成了西方喜剧世界的主角。经过 莫里哀和哥尔多尼时代，直至黑格尔、别林斯基开始，西方喜剧理论的思辨深度才有了质的飞跃。作者详细论述了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都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的 喜剧观念，独具慧眼地指出了王国维深受西方生命哲学影响却鲜为人知的喜剧观，即以讽刺和幽默两个关键词为轴心建立起的“痛苦说”。这是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 喜剧观念最大的理论贡献。王国维之后，林语堂对欧美幽默思想的借鉴、丁西林对英国近现代喜剧的吸收、陈白尘对俄国果戈理喜剧的拿来，等等，都是吸纳西方文 化的自觉行为。正是在中国喜剧界面向西方博采众长的横向文化观照中，作者全面展现了民国喜剧繁荣的西方影响源流，使其论述在中西文化的遇合中建立起深厚稳 健的根基。

　　第二，加重了喜剧作品的个案研究。《论稿》新增加的10余万字，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喜剧研究如果只有理论阐释而没有作品分析，理论研究显得空 泛；如果仅有作品分析而无理论阐发，作品解读显得缺乏深度。丁西林、徐訏、李健吾、陈白尘等喜剧家个案研究的增添，实现了喜剧观念研究与喜剧作品研究的有 机结合。如第六章《徐訏的喜剧》，作者认为徐訏为中国幽默喜剧艺术增添了“新的因素”，作出了独特贡献：幽默的喜剧与机智的话语、神秘的诗意和奇诡的哲 理、佯谬式的结构范型。而“佯谬式的结构范型”为“徐訏喜剧所独有”，这种“发现”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第三，不断完善已成研究成果。作为一位“深挖式”学者，张健已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领域打出了一口“深井”，甚至打出了一眼“清泉”。无论是宏观 的喜剧理论研究，还是微观的喜剧作家和作品研究，作者都能反复探研，不断加大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仅以李健吾为例加以阐明。《论稿》之前，作者已发表 多篇专论，多层面阐述了李健吾的喜剧创作和喜剧观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李健吾的每一次阐释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那么，为何如此偏爱李健吾？在作者 看来，李健吾是“最易被忽视”，对其研究也“最为薄弱”。但也正因其研究的“薄弱”，才可能有更大的创造性甚至原创性阐发空间，而实践证明果真如此。有学 者认为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是“悲剧”，而作者在通过深入研读得出它是一部“喜剧”的结论。这一观点被作者写入之前的《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生成》《中 国现代喜剧史论》等多部著作。到了《论稿》，作者在这一结论后又增加了一个“脚注”，即2009年的新史料：1936年，李健吾曾委婉地表示过，该剧实际 是出“喜剧”，是献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可别小瞧这个“小注释”，它反映的可是“大问题”。这个注释，既佐证了作者当年判断的准确，使其立论因李健吾本人的 表述而更加令人信服，又体现出作者及时跟进研究的最新信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中国，戏剧学研究属于“又小又偏又冷”的学科，研究者原本就不多，研究喜剧的就更少，而能30年倾心研究喜剧者更是少之又少，张健就是这少之 又少中的一位，这种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和学术追求令人感慨不已。值得欣喜的是，如今，张健已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中国现代喜剧研究体系，为中国现代喜剧研究作 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