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志异叙事与当代文学

　　志异叙事是传统文学重要的叙事传统之一，其在五四时期曾遭受到严厉的挞伐，但是这种极具人文魅性的文学形式却异常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当代文学对志异传统的继承，不仅仅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学人文性价值的继承。

　　1936年，《论语》杂志推出上下两册《鬼故事专号》，周作人、施蛰存、老舍、林庚、徐訏、梁实秋、丰子恺、许钦文等各流各派的作家饶有兴致地“鬼”话连篇，堪称当时文坛的一帧小景，大约也会让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们有别样的感慨。因为在启蒙大潮中，新文化同人对鬼狐之论可谓火力全开，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陈大齐的《辟“灵学”》、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都力陈灵鬼之说的虚妄。不料不过十几年，便从捉妖打鬼变而对鬼津津乐道，此中缘由，除了时代语境的不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新文学内部对重建文学人文魅性的文化自觉。

　　《论语》为何策划这个特别的专号，编辑邵洵美在编后记里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蜇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又说，“况且鬼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个极重要的地位的，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的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这番话说得不甚明晰，但包蕴的两层意思还是颇有意味：其一，说鬼谈狐的志怪叙事是中国文学史自有的传统，与西方的哥特类小说有分殊；其二，与新文学并行的通俗文学保存了这个传统的内容，值得新文学反思和借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早就指出过，道家的“称道灵异”为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 “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蔚为大观，它们借由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度，乃至是一种诗学传统。德国汉学家莫宜便认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可定义为：跨越通往‘异’的疆界。”所谓“异”，即指奇异、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它们贯穿整个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不断以千变万化的形式活跃在中国短篇叙事作品之中”。五四时 “赛先生”大旗高帜，新文学运动以祛魅作为价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视为迷信封建遭到弹压也是题中之义。但对文学自身而言，过分祛魅所造成的人文魅性的丧失也必然导致审美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窄化，对新文学的建设未必全是好事。

　　1918年“打鬼”之后，1923年又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由此使新文化运动着力推出的“赛先生”摇身一变为“赛菩萨”，从“器”“用”的层面上升为“道”的境界，不但普遍适用于物质界，社会人生的意义危机也由其来提供解决之策，用王星拱的话说便是“科学即善”。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的乌托邦式期待，他们用“科学”代替仁德，改变了人生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法则，这一秩序的异质对换蕴含了两大吊诡：其一，五四启蒙者均以西方思潮的弄潮儿自居，但是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却显然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与五四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相对应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衰落。一战后，西方哲学分流的态势日趋明显，长于理性逻辑的分析哲学渐趋式微，而关注人类命运与生存的生命哲学渐成主流，如克罗齐、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之处便是都对科学理性制造的霸权和偏至进行反思，希冀人们走出唯科学论和唯理主义的偏失，在生存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素来被视为保守的玄学派人物如张君劢，反倒与代表最新趋向的西方思潮存在对话与对接的可能。事实上，1930年代张君劢撰文回顾科玄论战时，正是如此强调的：“我所以讲‘人生观’之故，由于我在欧时读柏格森、倭伊铿、黎卡德诸书之影响，深信人类意志自由，非科学公例所能规定。其立言之要点在此。”其二，科学派尽管对传统式的人文关怀持决绝的排斥态度，但是促使他们建构新科学信仰的根本思路却彰显了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一般认为，丁文江、胡适等科学派对科学功能的强调易陷入韦伯所谓因对“工具理性”的迷信而疏忽“价值理性”意义的误区。但是五四知识界对于“科学”等口号的倡导从一开始就是把之作为“价值层面”的形态来对待的。所以不仅自然知识、客观真理的索解要诉之于科学，探寻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意义也要乞灵于科学。自觉不自觉地，启蒙知识分子把科学塑造成为天理与人道合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恰恰正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科玄论战中科学方的胜利看似为进退失据的民众找到了新的信仰，但因其对人文精神的蔽抑，也无以提供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事实上并无助于解决五四启蒙革命以来人们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也因此，富有玄学和神秘意味的志异叙事会在五四落潮阶段卷土重来，且不绝于缕。如果说前述的《鬼故事专号》只是端倪，那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在鲁迅、沈从文、吴组缃、施蛰存、张爱玲、徐訏、爵青等辈笔下，可以一再读到诡奇灵怪的篇章，关于“异”的叙述兜兜转转，亦成大观，诚如王德威先生所言，这类作品“代表了我们在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衬托出生命想象更幽渺深邃的层面”， “在死与生、真实与虚幻、‘不可思议’与‘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暧昧痕迹”。“异”叙事之所以有如此魅惑的力量，乃正因为它以一种张力的存在，在对理性万能的科学主义和启蒙统合主义的反拨中，建构起不同于主流的富有人文魅性的叙述谱系和想象空间，并与本土的叙事传统形成内在的呼应。丸尾常喜论述鲁迅时所提出的“人与鬼的纠葛”倘引申开来，未尝不可作为对现代文学中庞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志异叙事线索互相纠葛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话语大一统的语境里，驱妖赶鬼又成时代主题，“不怕鬼的故事”借由体制的宣传而盛行一时。然而至1980年代，种种魅惑玄怪的“异”叙事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去而复返，正如魂兮归来，尤其见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动一般被惯性地解读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派文学冲击和启发之下的回应与模仿，而疏忽了志异叙事传统的浸润和熏染，倒是当事作家自己的认识很明确。比如莫言，他其实早在1987年便发表文章，表示要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灼热的高炉”，回到中国的民间和古典。他撰有两句打油诗：“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来表达对前贤蒲松龄和伟大的志怪传统的致敬，又说魏晋小说是他重要的艺术源头。这样的“认祖归宗”，在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作家那里也有体现，比如，贾平凹1989年总题为《太平山记》的20则笔记体小说，活脱脱就是一当代聊斋，也预示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鬼气缭绕，荤腥不进”的写作路向。

　　再看先锋文学，笔者以为，在公认的叙事革命、暴力美学和话语狂欢几个基本向度以外，关于“异”的叙事亦不可小觑。苏童的《仪式的完成》《樱桃》《菩萨蛮》、杨炼的《鬼话》、叶兆言的《绿色咖啡馆》、余华的《世事如烟》等都力图通过对超验的迷魅形象的描写来捕捉匆遽时代里人们恍惚迷离的日常感触。这种返魅的叙事不但接续起汉语文学中关于“异”的探讨的悠久诗学传统，也在寻根文学之后用更决绝的方式质疑了1980年代的人的神话与启蒙的神话。比如《樱桃》写邮递员尹树在一个医院废旧的铁门边总能碰到一个向他询问信件的穿白睡袍的女孩，女孩叫樱桃。尹树对樱桃由好奇而同情，答应去医院探视她。等去医院那日，才知道樱桃所在的病区早改成了太平间，而樱桃本人则是一具很久无人认领的冰冷的尸体，手里居然还紧握着尹树送给她的手帕。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把生存的有限性概括为：“异化和疏远人生基本的脆弱性和偶然性之感；理性面对存在的深奥而无能为力；‘虚无’的威胁以及个人面对这种威胁时的孤独和无所庇护的情况”。苏童的这篇小说鬼意森然，非常有效地表达了非理性的现代生存感受，“在永恒的忘却以及偶存的记忆间，鬼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提醒我们欲望与记忆若有似无的牵引”。

　　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对超验叙事与故事的格外青睐，显然也回应了1980年代初的启蒙思潮曾再一次允诺的科学和理性掌控的前景，当人们把伤痕记忆倾诉利落之后，发现单靠理性依然无法缝补虚无和匮乏的人生感受，抛开令人目眩的现代小说技巧，这些作家们引“鬼”上门，投射的乃是“异”之将为“常”的焦虑，看重的是志异叙事对悖论荒诞的人生体验的体贴传达，以及其丰沛的想象所赋予文学空间的内暴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重视文学的魅性、重视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重视贴伏地面的写实与飞扬的想象力之间的平衡渐成为一种共识，不但前辈作家日益精进老到，“70后”和“80后”的新生力量也格外重视此一向度的掘进。比如，“70后”作家中的偶像兼实力派冯唐在小说《不二》的跋语中提到自己有“子不语”三部曲的写作规划：“在成长之外，我决定写我最着迷的事物。通过历史的怪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不二》《天下卵》和《安阳》三部皆取历史题材加以后现代理解的点染，注重故事的“丰腴、温暖、诡异和精细”，彰显出对接传统的主动跟热情。借新概念作文大赛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颜歌对“异”字情有独钟，她的《锦瑟》《飞鸟怅》《异兽志》和《朔夷》等，驰骋奇幻，放任魅惑，以异类精灵的视界重新标注青春别样的体验，其敷衍旧事、谙熟志怪、长于意象营造的习气在在可见。与此同时，借助网络平台风行的盗墓、玄幻与穿越小说也不断打捞着散落在历史文学长河里的“异”的珍宝，刷新大众读者对本土叙事元素的新认识。

　　当然，强调志异叙事并不是说凡遇鬼怪类的作品就点赞，要者还在于作品能否借由志异和奇幻扩充文学的风格和品格。《论语·鬼故事专号》的首篇是周作人的《谈鬼论》，其中说道：“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说到底，“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统合力之下，在消费主义的蔓延所导致的均质化让本土智慧逐一式微的情形下，志异叙事作为中国文学的独特基因，其在当下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异”如何花样翻新、悚人心神，而在于可否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借助这些资源尝试与畸变的社会现实沟通对话，可否以玄学之光照拂人们被资本和欲望蔽抑了的灵心，可否真正构成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相抗衡的人文性倾向。

　　晋人郭璞在《山海经》序中道：“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其斯之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