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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中外,再说“长征”——我看《十送红军》第一单元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25日10:27 来源:中国艺术报 赵彤

电视剧《十送红军》剧照

  目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十送红军》不仅为“长征”题材创作增添了新样本,而且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提供了新案例。尚未看完,但已经有新的发现,值得关注和研究了。

  从第一单元到目下正在播出的第四单元, 《十送红军》的故事角色在渐次交接与替换中,接力式地进行着焦点转移,从钟家父子五人,经张二光,转移到三连,经金宝,转移到老憨。这样的结构,在《水浒 传》里是从高俅,经王进转移到史进,经李忠,转移到鲁达。 《水浒传》在这种角色交接、替换的转移中,最终完成了梁山聚义。看《十送红军》的剧情概要,似乎也是在角色的前仆后继中,完成到达陕北的历程。

  在笔者所看到的“长征”题材影视作品中, 《十送红军》前四个单元显示出的结构策略是很特别的。同时,这样的借鉴,不仅显示于通篇的结构策略中,而且也体现在单元篇章的结构方式上。这在本剧第一单元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部分的结构借鉴对象,却不单是古典演义小说。

  在《十送红军》第一单元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两部作品的些许影子,一部是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 ,一部是评书《杨家将》 。

  钟石发和四个儿子的故事明显借鉴了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结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二战期间,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下令,派泰勒上尉带领一 只小分队去欧洲战场,找到三兄弟中尚未阵亡的弟弟瑞恩,并把他带回美国。在《十送红军》中,红三军团长下令,让老兵钟石发去寻找四个参加了各自所属部队敢 死队的儿子,要带一个儿子到相对安全的中央纵队。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泰勒上尉找到了瑞恩,但瑞恩执意不离开马上面临残酷战斗的班组。在《十送红军》 中,钟石发先后找到了四个儿子,但每一个儿子都坚定地拒绝了父亲和父亲执行的命令。

  不同的是: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泰勒上尉指挥瑞恩所在班组守住了阵地,泰勒阵亡了,瑞恩活了下来。在《十送红军》中,钟石发先后找到四个儿 子,并和他们分别并肩战斗,最终与二儿子一同牺牲。这样的情节安排,不禁会让人想到《杨家将》中那“满门忠烈”的角色遭际—— “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被马踏如泥……七郎被乱箭穿胸” ,杨老令公也撞死在李陵碑上。在我国传统演义文学中,催人泪下而义薄云天的故事,常常是需要以“满门忠烈”来做修辞手段的,除了《杨家将》 ,还有《岳飞传》 。

  在“满门忠烈”的视角下, 《十送红军》较《杨家将》还要彻底些。 《杨家将》虽然惨烈,但作者还是让杨四郎和六郎活了下来。这一抹为血脉留下传人的亮色和温暖,却没有出现在《十送红军》的“钟石发父子故事”里,但在《拯 救大兵瑞恩》中得到了呼应。在二战故事讲完后,影片回到当代,银幕前的观众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瑞恩携妻带子,来到墓园向泰勒上尉的墓碑致以庄严的军礼。 在《十送红军》的故事讲完后,荧屏前的观众已无法看到钟家的后来人了。

  “大团圆”的结局或称“光明的尾巴” ,曾经受到过艺术理论界的非议。问题是,非议作为一种话语,也是要讲语境的。在大众通俗文艺作品中,以家族或家庭群像为主角,来讲述奋斗与牺牲的故事,不 能不考虑叙事背后的社会伦理效果。同样是讲述“长征”故事,在电影《万水千山》里,教导员李有国牺牲了,但他妹妹李凤莲却安然无恙。同样是颂扬牺牲精神, 在《英雄儿女》中,王成牺牲了,他的妹妹王芳也平安。这些作品尽管没有运用大家庭角色模式,但创作者还是注意了到,一旦触及角色的血亲关系,就要为“满门 忠烈”留下一步余地。愚公如何信心满怀地要移走王屋、太行?只因其相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

  将家族史与革命史、创业史缝合起来,是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长篇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普遍策略。在这个策略的背后,是家庭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地 位上升、在老百姓心目中的维系性日重的社会心态。 《闯关东》 《大宅门》 《乔家大院》都在讲述前仆后继的故事,但没有一部是“满门忠烈”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源远流长的大众文化思量共振的结果。

  从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算起到今天,“长征”距今已有80年。从1959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万水千山》算起,到今天播出的电视剧《十送红军》为止,在新中国的银幕荧屏上,“长征”故事被讲述的时间跨度已历55年。

  在时间的流转中,“长征”故事的观众大都不再是长征的亲历者,对今天的绝大多数观众而言,他们对新的“长征”故事的审美判断,更多地来自于对前 “长征”故事的比较,甚或是对战争故事的比较。而长征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者们所凭依的资料,大都不再来源于与长征亲历者的交流,而更多地来自史籍,乃至此前 的长征题材作品。如果把“长征”题材放置在“战争剧”之下考虑,编剧们可资借鉴的影视资料,范围更是扩大。

  55年来,我们通过影视作品来讲述“长征”故事,也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形态的变化相伴随的。如果说,电影《万水千山》是诞生于计划经济时 代、出自解放军文艺系统的“长征”故事,电视剧《长征》是诞生于市场经济时代、支撑于党史、军史研究系统的作品。那么《十送红军》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时代, 由民营影视公司牵头创作的作品。 《万水千山》的原创作者陈其通本人参加过长征, 《长征》的编剧王朝柱近三十年爬梳于党史资料之中, 《十送红军》的创作者们则是“70后” 、“80后”的一代。长征对他们的意义和价值不同,他们讲述长征的观念、目标人群和创作方式也不同。

  新一代的编剧面对新一代的观众,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怎么讲“长征”故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课题了。 《十送红军》给出了一个方案。即如,它把叙事视点重新放到基层指挥员和普通士兵身上;即如,它对敌军身份、性格、模样描绘的极度淡化;即如,它让红军指战 员的形象描绘不再借助“大老粗”模式等等。还有,也许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叙事结构和情节设计上对国外名作、传统小说的借鉴。这个借鉴的“长征” ,有历史依托,但更多地是依靠想象与技巧来完成的。它之于中国“长征”故事体系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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