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坚守中国化的叙事方式——电影《孔二皮进城记》创作谈(张挺)

　　电影《孔二皮进城记》是一部讲述乡村代课老师在教育正规化的时代进程中被清退的故事。从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并校政策和教育正规化，所谓并校政策，就是相邻几个山村的学校并到一个希望小学里，原来在各个村庄里的“土老师”，需要重新进修，考一个上岗证，获得教师资格，否则面对他们的就是被清退的命运。这个社会事件的讨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这些“老师”没有正规学历，有的是跟着父母读的书，有的仅上过小学，或者初一初二，因为年龄大，因为要照顾家庭，因为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他们没有去南方打工，留在村子里给这些孩子上课，学费是一只鸡或者半袋米。

　　我大学毕业在教育部实习的时候，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叫《西南五省的非正规教育》，纪录片摄制组去了青海、贵州、甘肃、陕西，最后到云南，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纪录片主要是针对非正规教育现状拍摄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教育正规化运动。我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在最偏僻的牧区、最荒凉的山区里千千万万的孔二皮们，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比如，在贵州，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十八九户的小村庄，老师带着学生，上午出来做导游，下午打猪草，在打猪草的野地里休息的时候上课；在青海的一个牧区小学，有一个孩子病了，老师骑着马跑了几十里到他家给他补课，生怕他落下学业……这些老师的共同理想就是希望他们教出来的孩子能够走出这里，考中学、考大学，展翅翱翔。

　　因为这段经历，使我拿起笔来，希望能为他们说些什么，我知道教育的正规化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我也知道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一定会给他们造成伤痛，那个伤痛非常具体，是对他们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从根本上的否定。就好像我剧中的主人公孔二皮，他愤怒的是，有人说他没资格当老师，那份悲凉和愤懑，比杀了他还难受。我愿意把心贴在地面上，和他们在一个频率上呼吸，感受他们的苦难，为他们抒发心声。这就是《孔二皮进城记》这部作品的由来。

　　我一直认为，文艺作品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它不能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创造具体的价值，它甚至很容易被人忘记，但是它可以抚慰伤痛、记录时代，可以替弱者说话，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停下来打量一下自己，让我们记住孔二皮这样的人，他虽然自小残疾，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这么多年让一个村子的孩子都认字读书，没有变成文盲，这是他伟大的地方，不论怎么感谢都不为过。孩子是未来，没有孔二皮这样的人，中国的未来会减少很多色彩和质量。

　　我刚写完剧本时，有一些人问我，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问，你为什么选一个有争议的题材？我想说的是，因为那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和电影人应该做的事情，感谢所有为这个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的人，记录好这个时代，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是我内心对孔二皮这部作品的判定。它是一个我热爱的中国故事。

　　《孔二皮进城记》在叙事上采取了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叙事方式，不以事件为主，完全聚焦在人物身上，以他的喜怒哀乐为轴心，画一个圆，记录他的行走和情感半径。这部电影有105场戏，孔二皮大概是102场，几乎是毫无间歇地连续塑造人物，这种写法接近于中国戏曲的折子戏，一个主角唱满台，像《杨三姐告状》《华容道》《武家坡》，把人物心思的起伏全部表现出来；在表达方式上，去掉一切修饰，只用口语，接近于明清时候的绣像白描，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对于以塑造人物为主的小成本影片，似乎还是有一点点收获。

　　中国古代文学有很多优秀的遗产，像叙事模式、特殊的戏剧表达技巧，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开掘是不够的，我们总在说全球化，但是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统，绝对是以差异化为前提的。我们可以很快认出来日本电影、法国电影、英式电影、好莱坞电影，他们独有的叙事模式，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继承下来的，是很多戏剧人和电影人开拓和实验出来的。像中国电影《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小城之春》《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这些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式叙事的典范，他们是从唐诗宋词里出来的，从文学传统化到影像上的，中国电影能够崛起于世界，它一定不会单纯地依靠3D技术、电脑特效，只有用最具中国魅力的独有叙事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中国电影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这是所有创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对好莱坞的学习和对民族叙事形式的探讨，对商业化的开掘和对艺术的探索，应该并行不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让中国电影走到世界上去，如同我们通过《小鞋子》认识了伊朗，通过黑泽明、岩井俊二认识了日本一样，让全世界都能熟悉和了解中国人的面孔和精神，我非常期盼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