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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创作的青春情结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23日11:24 来源:中国作家网 蔡 葵

  一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设计上的特点,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角,历史地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前进和沉沦、欢乐和痛苦。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作家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作家队伍中真正属于工农劳动者的很少。因此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也是最多的形象。这与其说是作家自觉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争取应有的地位,毋宁说是知识分子作家精神立体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和渗透。

  当历史进入了一个工农兵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文艺的题材、主角、倾向等等,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一段时间内,似乎文艺作品不应写小资产阶级,一切具体的作品都绝对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新中国建立初期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就正是这种片面认识的反映。哪怕作家原是知识分子,哪怕他笔下的人物也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作品却绝不能有知识分子。

  杨沫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这种艺术选择到今天似乎并不值得特别炫耀,允许各类作家有自己的主体审美倾向,是开放的时代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标志。但在20世纪50年代,《青春之歌》的创作时期,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具有独立意味的艺术选择。《青春之歌》一出版就受到了“左”的思想攻击,被认为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的作品。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了全国200多种小报的批判,说它是腐蚀青年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杨沫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有时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不一定表现在思想理论上有多少新的建树和突破,而是它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原来工作的层面。这同样是值得重视的。杨沫同志以她《青春之歌》的创作,恢复了长期中断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应有的位置,证明小说如能正确描写他们,不仅不违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相反却拓展了创作的自由度,使工农兵文学更丰富多彩,同样具有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杨沫同志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就在于它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显示时代的动向。我们看到《青春之歌》是从1931年9“九一八”的炮声中开始林道静的主要活动的。那除夕之夜热血青年的聚会,使她觉悟到“要个人的出路,应先找民族的出路”。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的时代面貌。

  林道静是一个警策动人、含义深邃的艺术典型。作品一开始就落笔不俗,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呈现了林道静的肖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旗袍、白线袜、白球鞋,手拿着素白的手绢。这展示出人物洁白无瑕的灵魂、清高狷介的性格,还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林道静不甘屈服地主养母的凌辱、虐待,反抗为她铺设的当姨太太的人生道路,并逃出了家庭的牢笼。作品写她苦闷、彷徨、反抗的性格,但并未给她设计一个高起点,而是写了她的年轻幼稚,对狼窝虎穴的社会缺乏起码的了解和防备。她浪漫地漫步在海滨,吹奏着“云儿飘飘,星儿摇摇,海——早息了风潮”的儿歌,这与周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与投海的渔妇等等是多么的不协调。所以那再一次等待她做县长小老婆的圈套,就几乎真要吞噬这个脆弱的灵魂。

  小说的爱情描写不是一般的点缀和调料,而是人物命运的转折,是人物性格的展开,是与社会的变化休戚相关的。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相识和爱怜,他们对大海的欣赏,对莎士比亚的议论,一方面编织了一个温馨甜蜜的初恋,表现了林道静的天真和热情,另一方面也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后来他们勉强同居,“迷人的爱情构成的绚丽彩虹,随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尤其是余永泽对老佃户的冷酷态度,终于使她认清了“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后来,余永泽又拒绝了卢嘉川的求救而导致卢被捕,更使他们彻底分手了。这种决裂,就不只是个人感情的破裂和私生活的改变,而是两种人生道路的严重分歧,是林道静投身革命道路的关键性的一步。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中,也有很大的代表性。

  曾经有评论说,林道静入党以后性格发展就停止了,作品也就不再吸引人。我以为这种评论是苛刻的。林道静刚入党就被分配在搞发行和联络的机关工作。她不安心,幻想着激烈的战斗生活,后来又想同许宁一起去陕北,都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改造的艰巨性和曲折性。《青春之歌》在酝酿中,书名曾叫过《千锤百炼》和《烧不尽的野火》。我以为就是对知识分子改造主题的寄寓。

  在《青春之歌》的续集《英华之歌》里,林道静已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县委书记的身份领导和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作品中描写了1939年春到1941年底,这段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斗争十分尖锐。林道静的丈夫,地委书记江华奉行上级“左”的指示,使“肃托”扩大化,而对顽固派却一味迁就。林道静自己也陷入了扩大化的冤屈之中。但她终于在昔日的情人,现任军分区司令员卢嘉川的支持下,对江华一“左”一“右”的错误展开了斗争。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一方面也描写了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林道静对江华和卢嘉川的复杂和矛盾的感情,描写了革命与人性、道德与感情、婚姻与爱情等多种矛盾冲突,全面地掀开了人物的感情世界。杨沫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分析过,林道静的弱点不是对敌人的软弱,或是对剥削阶级家庭的留恋,而是对爱情的缠绵,对革命的狂热,和某些个人英雄主义。

  林道静这个艺术典型之所以宝贵,不仅是她形象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和历史命运,而且在于她体现了一种上世纪50年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种自我改造的虔诚,那种对理想的执著,那种献身革命的纯真热情,都体现了蓬勃向上、光明美好的时代精神。

  三

  除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外,作家在“青春三部曲”中还着力描绘了一系列共产党员形象,如卢嘉川、曹鸿远、林红和江华等。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在生死考验面前视死如归。

  卢嘉川和林道静一样是贯穿“青春三部曲”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原来也是一个青年学生,但却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爽朗的谈吐,潇洒不羁的风姿”,像有“一股魅力”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小说突出了他英勇机智和自我牺牲的性格特点。学生南下示威中,他被敌人扣留,营救他的同学冲到牢房的警戒大门,眼看就要发生流血冲突,他设法坚决制止了战友们前进,并含泪微笑说:“假如因此我们要终生住在这里,不是也很幸福吗?”表现了他的英雄主义精神。他在《青春之歌》里是最早被捕的人,但通过这些生动的情节,他却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伴随着林道静对他无穷无尽的怀念,他的革命精神贯穿全书。

  也许是作家太心爱这个人物了,本来已在《青春之歌》里牺牲的卢嘉川,却在《芳菲之歌》末尾复活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国民党里一位高级官员救了出来”。这种情节安排比较突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为设计的痕迹相当明显。作品对这个关键性的情节又只是一般性的交代,缺乏说服力。在《英华之歌》里,卢嘉川作为全书最高领导的军分区司令员,也似乎缺乏更多个性。他深入改造绿林好汉高大成,整编他的部队,但他的作用并不突出。他纠正江华“肃托”扩大化的错误,描写也有点一般化。

  同是青年党员和领导骨干,江华与卢嘉川的性格就很不相同。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淳厚又质朴”,他总是“沉稳地坐着”,“好大工夫并不开口”,说话也简单干脆。他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当过煤矿工人,带有更多的工人干部气质。江华性格内向,他早就爱慕林道静,当他发现她爱着自己的战友时,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卢嘉川牺牲后,他也只是兄长般地关怀照顾着痛苦的林道静,直到后来他感到林道静需要感情的慰藉时,才吐露真情,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可是到了《英华之歌》,江华的变化让人无法理解。他不仅在政治上搞“肃托”扩大化,对顽固派一味迁就,而且在感情生活中也变得粗暴、狭隘、多疑和大男子主义。他要林道静放弃独当一面的工作,到他身边当一名家属或秘书,而这对林道静来说,“简直是一种自轻自贱,甚至是一种耻辱”。他们分别两年半,他却“无动于衷”,不愿和林道静相聚几天,甚至怀疑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最后发展到以“托嫌”为名逮捕了林道静,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这些描写就《英华之歌》这部书而言,应该说是可以的,只是难以与《青春之歌》的江华性格相统一,至少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和桥梁写得不够充分。对于这个形象的缺憾,似乎比留下的优点更值得理论地探讨。

  四

  《芳菲之歌》在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脱胎于《东方欲晓》,是吸取了《东方欲晓》的经验教训而创作的。它否定了原来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设计,重新确定了以知识分子的成长为主线的创作思路。小说从1937年“七七”事变写起,写日寇占领北平和华北,写城市的地下斗争和根据地的抗日战争等等。这同样是作家的一部重要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柳明,不仅外貌与林道静相像,而且在生活经历和精神气质方面也都有共同之处。卢沟桥的炮弹不仅粉碎了村姑香兰的花轿,也轰毁了她攀登医学高峰的梦想。她在地下党员曹鸿远的启发下,积极参加了为根据地买药的活动,并配合曹鸿远等人的抗日活动。她经历了感情上的痛苦,逐渐接近并终于投身于抗日洪流。后来,她配合曹鸿远的地下工作,两人以假夫妻的身份住机关,作者用大胆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炽烈恋情,两人的互诉衷情,既有爱的渴求,又有高度的自制,是相当动人的篇章。她还利用在教会医院的有力条件,为干部战士看病,掩护革命同志,并大义凛然地揭露了已经堕落成特务的白士吾,这些描写都是惊心动魄的。

  五

  作品对生活中丑的事物作出否定性的审美判断,这种逆向性的处理就转化为艺术美,满足鉴赏者对生活中丑恶事物的愤慨,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得到艺术的启示和教益。“青春三部曲”中的戴愉、余永泽等,都是在上述的意义上取得成功。

  《青春之歌》的余永泽,在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原先的个人品质并不坏,与那些穷凶极恶的叛徒特务之流有很大区别。他希望林道静做个贤妻良母,今后就“陪着丈夫,照顾孩子”。他竭力反对林道静参加革命活动,冷酷地拒绝了老佃户借钱回家的求告。使人们看到了这位“多情骑士,有才华青年”的真实面孔。作者通过社会政治的冲突,更剥去了他斯文的外衣,逐渐显露出他卑琐的灵魂。他不顾民族危亡,追名逐利;他嫉妒多疑,把卢嘉川送进了虎口。当他后来瞪着“那双亮亮的小眼睛”,观望游行队伍时,就完全变为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一个可怜小丑。

  叛徒戴愉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产物。每当冲突尖锐的关头,他总是经不起考验而动摇。小说写他本来就不是纯正的革命者。他狂热地推行冒险主义,在群众集会上高喊“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使大量群众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在党内,他更“神色凛然”地侈谈中间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之类的论调。而他一旦被捕则“仅仅过了半小时”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小说另外重要的一笔,是写他无耻地骗取了天真无邪的少女王晓燕的爱情。她是那样温厚沉静,一往情深;他却是那样诡谲狡诈、阴险狠毒。

  比较起来,《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中的特务白士吾就显得有些一般化和漫画化。由于缺乏个性描写,人物的典型意义也似嫌开掘不够,因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太深。

  杨沫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她的作品不务情节的铺排,不作人物的夸张,而是以广阔的视野,注视着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描写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以人物的性格和多舛的命运吸引读者,文章中充满着蓬勃的青春活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读者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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