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

　　一

　　母亲的身份有两种：老革命兼作家。这就使她不得不在战争年代把孩子交给农村的公婆抚养。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了童年。直到1944年春季，母亲才接我到她战斗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还是儿童的我，虽然对母亲的战斗岁月记忆不清，她所遭遇的一次大惊险却至今不忘。一个冬夜，母亲只对我说有情况，没有多加解释，就留我在老乡家，独自匆匆而去。不记得过了多久，妈妈终于回来了，告诉我：“好险哪！”

　　原来她是渡过封冻的拒马河，躲避日本人的扫荡。那天夜里，母亲爬上黑黢黢的拒马河堤，看看四下无人，就冲下大堤，踏冰去对岸那隐约可见的村庄。进村时，母亲经过村口的一座瓦房院，看见临街两扇厚重的大黑门敞开着，阒无人迹，就沿路直往村里走。凌晨的村落，清冷沉寂。母亲正欲寻找可藏身的“堡垒户”，忽然与一人迎面而遇，那人向母亲盯视片刻，似乎看出了母亲的身份，悄悄惊呼：“老天爷，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瞄了一下周围，不远处有个柴垛，就推拉着母亲钻进了柴草垛，这才说，“村里有日本人，我不来你可不能动！”

　　母亲所遇到的是一位进步的村干部，几个小时后，他得机会才把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带到一个老乡家。那家人给母亲换上当地妇女的衣装，刚安顿好，就被敌人赶到场院上集中。母亲站在妇女队里，她看见，场院上几个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战士被日本鬼子捆绑着……

　　她就这样闯过了日本人的屠刀。

　　使我对妈妈此次历险不忘的还不是以上情景，而是后来她和那位救她的村干部的一番对话：

　　“你从哪儿来？”

　　“从河北边儿。”

　　“日本人占这村儿好几天了，河堤上一直放了哨呀！”

　　“……”

　　“你进村过一个大黑门没有？”

　　“过了。”

　　“那是鬼子的司令部，大门口有哨兵呀！”

　　就是这么巧，母亲上堤，进村，恰遇村干部都千载难逢的幸运。

　　“八年抗战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不止一次，母亲怀着既遗憾又难过的神情对我说。

　　《青春之歌》的出版尽管也有坎坷，但她在1958年问世，时间是恰当的。在她之前，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加爱情加革命的小说大都受到了批判；在此之后，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之歌》出版后，《北京日报》的田藏申女士独具慧眼，在日报上给予连载，扩大了作品影响。接着由崔嵬导演并配以国内一流摄影、优秀演员的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成功，更使《青春之歌》家喻户晓。再后，作品引起争议，讨论，又有茅盾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这是《青春之歌》毋庸隐讳的机遇。

　　母亲的右眉上部有一颗黑痣，我的奶奶是个崇尚多神的迷信老太太。她不懂《青春之歌》是什么，但对于儿媳妇当八路大难不死，却深有感慨，她常念叨：“你妈那眉毛上是什么？那是喜鹊登梅！你妈是福将！”

　　然耶非耶，听了总是让人高兴。

　　二

　　人，往往对近在眼前的东西越不仔细看，越难看得清。我是编辑，业余又舞弄点文墨，使我对她的作品的艺术功力有些不服气。我似乎说过：“《青春之歌》就是那么回事儿……”“土八路的作品，就靠那么点打日本的生活，表达一个既定的概念而已。”

　　改变我的狂妄自大是在两年前。不记得是哪一篇文章，我写到母亲怀抱婴儿的我逃出上海，在南京遭轰炸，她把我放在肚子底下，我使劲哭的情景。我好好琢磨了一阵子。那场景，母亲叙述得有声有色，我写出来却怎么也不生动，无论怎样权衡辞藻，还是干巴巴的。不久我拿到《杨沫文集》的散文卷，三翻两翻翻到一篇文章，那儿，母亲正写着那让我犯难的同一情节——“我一人紧抱着孩子，趴在潮湿的、杂草丛生的野地里，这时，我既不看星星，更不看月亮，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我孩子身上——只要她不被炸死，我就心满意足。”既简单又明白，却使一个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读着读着，我入迷了，心却有点不是滋味，有点迷惘不解。思索了好久，我服气了。朴实厚重是母亲的文学风格；文学表达能给人以憨实朴重而不是华丽轻飘，本身就是高明的文学技巧，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吧？

　　我相信“文如其人”，尽管文与人的连带形式常常极为复杂，但一般总有其可循的规律。母亲正是一个憨实朴重之人。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的成功依靠的是写来写去，熟能生巧。妈妈到70岁还在写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快80岁还在自己动手整理、增改《杨沫文集》，还在应邀为出版社编改适合儿童阅读的节本《青春之歌》等等。晚年的母亲，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许多限制，她老了，笨了，但在文学上却始终保持着敏慧的头脑。

　　不令母亲遗憾的是，七卷本，280余万字的《杨沫文集》，抢在她逝世一年前竣版。书十分精美，每一封面都是妈妈不同年代笑意盈盈的照片。遗憾的是，这些年许多名著都曾搬上银幕，“三歌”也曾有不少影视部门问津，但母亲却始终未能目睹她的作品搬上电视屏幕。

　　三

　　《杨沫文集》第七卷，作为附录登载了母亲写给我的约10万字的书信。因为母亲老迈多病，付梓前我作了一遍校改。实话说，从前拆读这些信，此时整理这些信，我都有点儿忐忑——怕挨骂。妈妈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我在文章中称她为“正统妈妈”。包括我女孩子时代的感情生活，妈妈干预的言词竟是：“像这样雷锋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不爱？”

　　文化大革命对她毕竟有所撼动，她才认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要进步快点”、“要做一个好的革命后代”一类的话语，才不再经常出现在她的信中。她是真真切切信奉她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的事业，一点也不是作假，没有信仰上的个人功利。我相信。

　　20世纪80年代，在我寂寞的文学路途上，有作品获了几种奖拍了电影。面临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时，一个文坛前辈告诫我：“还是要活动一下，最好杨沫能打个招呼。”我没有找人，也没有恳求母亲，我知道她不会帮这种忙，哪怕是为她自己也不会。作品落选了，落选的日子心里挺失落的。

　　1994年，母亲与我合著的共写女性的集子《青蓝园》出版，有谁知道，这本书差点出不来呢？根结是因为其中我的一篇中篇《韶华杨家三姐妹》。还是八九年前，我曾采访母亲，听她叙说她自己以及我的外祖父母及二位姨妈的往事。除笔记外还有6盘录音。我自然用我的见解和手法行文，对于“性”，因为牵涉到母亲和白杨，实在是小心又小心。完稿后的1993年秋，我挺自信地把稿子送给母亲过目。忽然有一天，母亲来了一封信，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沉甸甸的！那封信我没有胆量再看第二回的。 是因为我写了她的初夜，写了外祖父母的浪漫结合。

　　“这么写不行，我给你说的你就都能写吗？”她说。

　　我也犟，决定不理妈妈，不出这本书，还通知了出版社。许多天不去看望正在海军总医院住院的妈妈。还是她心软了，打电话告诉我，改一改用……善良多情的妈妈又回来了。我也妥协，但是改起来毫无激情，删去前面的细节，后来却又延续，剩下干巴巴的骨头。——连名字也改了。原名是《青春杨家三姐妹》，妈不让用“青春”二字……

　　可以想见，对于人家写《杨沫的初恋》、《梅开二度访杨沫》一类，正统的母亲是何等的反感。

　　两场纠葛，尤其是后者，伤了妈妈的元气。

　　妈妈一向豁达宽容。她喜好读书，从不拒绝新鲜事物，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渴求地注视着世界。直到晚年，我与她谈话，无论是抽象的抑或是具体的，她都善解人意。却不知为什么，一关乎她的私生活，别人想弄几笔，母亲就非常警觉，毫不宽容。

　　当然，她是个信仰纯正的革命者。

　　四

　　母亲离世后，一些报章登载纪念文章，谈及她的死因，说法不一。虽然母亲已年逾古稀，但弄不清楚她的死因，于我说就有母亲死的不明不白之痛。1995年8月，查出她胸部有积液，在积液中找到癌细胞。母亲尚无自觉症状，依然红润，健康，精神。那时有从医的友人告知：“老年人新陈代谢慢，相对癌细胞发展也慢，她身上的癌细胞可能早就有了，到危及生命总有一段时间，多加强点免疫力，就更有希望……”

　　我始终相信这分析有道理。

　　在选择进行放疗的医院时，母亲因为得知叶君健在北大医院治好了癌症，而对这家医院情有独钟。我则兴奋地在一旁帮腔：“妈，我相信我的直觉，就这儿好！在市中心，我们看你方便。”那时，妈妈眨动着眼睛含笑望我，轻信的她怎会不相信女儿的直觉？

　　中国人善礼仪，知道谁得了不治之症，再忙也要见上一面的。北大医院在北京市中心，我去看望妈妈方便，别人也方便。这样，母亲一面做放射治疗，一面要不断会见前来探视的亲朋好友，病房里你来我往，有时五六人同挤小屋探望妈妈，这其中包括我一家。

　　秋末冬初，大城市流感极其猖獗……

　　母亲一直充满自信地配合着医院进行治疗，后来的一波三折不是她所料，也不是我们所料。

　　不包括使用维持生命的机械而延续的那几个小时，母亲告别人世的实际时间是1995年12月10日(周日)上午11时35分。那一个上午，母亲曾多次用眼睛示意，用嘴巴嚅动表达某个要求。我猜了几次，大声问着她，她都急切地摇头表示不是，就那么带着遗憾匆匆而去了。

　　因此我有着久久的懊悔和自责。

　　临终前，她十分难受，让我叫大夫？

　　是让我去叫她感情深笃的晚年伴侣——我们的李叔叔？

　　是让我拿纸笔，她说不出却可以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走后，梦中见过她的。我与妈妈看展览，到达一个大厅，她说：我鞋不合适，脚难受，你回家给我找一双合适的鞋来。我奔走在都市的楼宇间，总不能找到母亲的住所，又去百货店，店里一副收摊停业的混乱状况，没有鞋可买。梦醒的那天上午10时，在母亲的寓所操办后事的弟弟打来电话说，妈妈的脚肿着，你给她再买双大点号的鞋……

　　还是这一天的正午，小睡一刻，恍惚中想，明天下午的活动，约妈妈一起去。立刻凄然而悟——明天下午是妈妈的告别式啊……

　　母亲生前打电话给我总是一式的开场：“徐然吗，我是妈妈！”不管我对她的声调多么熟悉，妈妈总是认认真真地自报：我是妈妈。

　　听！电话丁零，我依在期待……

　　栩栩如生的妈妈无处不在，总感觉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