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跃文：我鄙视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

　　1962年出生的王跃文如今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然而这位著名作家出版的新作却名为《我不懂味》。“不懂味”是湖南方言，意思是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话常被人奉为人生信条，我却鄙视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我不懂味》中，王跃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其实并不认同贴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标签。

　　曾经的理想是当教师

　　●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儿的大嫂给了他一个红薯，他都没有力气走回家。

　　和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王跃文的童年时期正赶上“文革”。他的父亲因为写了一首打油诗便被打成“右派”，他的童年是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时至今日，王跃文仍然记得，有一次他到离家几十里的大山里去砍柴，回来的路上饿得浑身发软迈不动步，就坐在路边哭了起来。如果不是一位正在田里干活儿的大嫂给了他一个红薯，他都没有力气走回家。“我是在受冷落、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从小就慌张而怯弱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将在乡村终老，死后埋进村子对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在现实世界不如意的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构建独立的精神世界，然而那个年代，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没什么可读。

　　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王跃文只读过几本小人书。但那时候的小人书，很多都是名著改编的，比现在的卡通读物有营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原著，他只读过《红楼梦》《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楼梦》当时读得不怎么懂，却是印象最深刻的。说个有意思的细节，书中并不分男他女她，我就非常困惑：林妹妹分明是个女孩子，怎么用男他呢？少年懵懂，又不好意思问别人。”

　　那时候的王跃文，并没有想过以后要成为作家，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到县里一中或二中去教书。大学毕业的时候，县政府想从毕业生中挑个“笔杆子”，刚好王跃文的父母跟当时的两位副县长有些故旧关系，于是王跃文就被挑中了。“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

　　对官场有很深的了解

　　●“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

　　因为身在官场多年，王跃文对官场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从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越来越复杂化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王跃文的单位以优惠价卖鱼，有一条20多斤的大鱼没人买。王跃文把鱼买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出一些话来，说他不懂事。“为什么？因为那条鱼应该是县长才能买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一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

　　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数月之内加印五次，次次脱销。这部被称为“官场小说开山之作”的作品，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线索，揭开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挤压。“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

　　在《国画》之后，王跃文又写出了《梅次故事》《苍黄》等多部反映官场的作品。他在《国画》的后记中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这样的阐述：“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

　　相信自己对得起良心

　　●“如果我同现实形成冲突，不是我错了，而是现实错了。”

　　■记者：听说您的书让官场中的某些人不高兴了，压力最大的时候，您心中是什么想法？怎么走过来的？

　　■王跃文：客观上讲我是有压力的，但我同时又是有力量的人。我的内心很强大，这种强大源于自信。我相信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同现实形成冲突，不是我错了，而是现实错了。我仍然安静地写作，时间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冲洗掉了。

　　■记者：您曾经患抑郁症离家出走？

　　■王跃文：我独自出走，直接原因是那天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这对我心理冲击很大。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内心。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一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进入中年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容易湿润了。我听不得人间悲剧，但悲剧天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我却无处诉说自己的不开心。我时常觉得胸闷，需要强制自己不断做深呼吸。抑郁症也许有，不过我自己调整得没问题了。

　　■记者：不管是社会也好，官场也好，之所以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王跃文：圣经里有个故事，一个妇女犯了通奸罪，依照法律应该拿乱石砸死。这桩公案被交给耶稣来裁决。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结果人们听了这话都不作声了。中国的传统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所有人都没有罪，缺乏忏悔意识。

　　“官场作家”的概念不严谨

　　●“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

　　■记者：您被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请问您认同“官场小说作家”这个定位吗？

　　■王跃文：我几乎同所有媒体都得谈这个话题，像个祥林嫂了。我不赞同。它不是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如果简单拿题材标签作家和作品，那么我写过《龙票》，我是历史商战小说家；我写过《大清相国》，我是历史小说家；我写过《亡魂鸟》，我是知青小说家；我写过很多乡村小说，我是乡土作家；我还写过很多杂文，我又是杂文家。

　　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熟悉这种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我并没有刻意将朱怀镜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太深刻的人性。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

　　■记者：现在官场小说很火，您认为当下的官场小说对官场的揭示是非常深刻还是存在距离？

　　■王跃文：我上面提到过很多类型的“小说家”，但被舆论广泛认知的我就是所谓官场小说家。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原因。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

　　我无法对当下官场小说作完整评价，因为我不可能对浩如烟海的官场小说全面了解。不作研究而发言，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记者：生活中的您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阅读和写作，还有其他爱好吗？

　　■王跃文：我是个非常普通，普通得没有太多个性的人。我不喜欢那种扮作家状(故意装得像个作家)的人，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也喜欢同朋友们喝茶聊天。不太运动，这是我生活方面最大的毛病。

　　我平时像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紧张的时候，白天写作，晚上休息，我的写作状态是轻松自如的。晚饭后，天气好就散散步，这是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最爱胡思乱想，可以想想问题，也可以清静灵魂。

　　■记者贾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