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不是诗人的终极问题

——关于台湾动见体剧团《台北诗人》及其他

《台北诗人》剧照

　　舞台性的构作巧思

　　我看过几个台湾青年戏剧人做的戏，发现有个共性——在构作上都有巧思。这种巧思不是心灵的、逻辑所最终辨析的，而是类似一种比较外在的、舞台性的。这更像戏曲的传统。比如这次两岸小剧场艺术节在77剧场上演的动见体剧团的《台北诗人》。

　　台湾戏剧人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死亡的设想。不是像安德烈耶夫在《七个绞刑犯的故事》里那样反复猜测、试图模拟死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像有一次蓬蒿剧场演的美国戏剧《灵》那样，写一个人走向死亡过程的不堪，用尽思辨的脑力挽回文学教师的精神尊严。这部《台北诗人》选择了另一个不难想到的角度——把面对死亡的问题，换作关于生活关于记忆的问题，就像《假如给我三天生命》这样的高中作文题。通过诗人的设定，去进入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拉开了一个大架势，吊起胃口。因为诗人向来就是思考死亡、品尝生命的，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题解？

　　这部戏介入问题的巧妙安排是这样的：弥留之际的年轻诗人，依次回到了一些从前的生活场景，见到了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人，就像一个人死前对最遗憾的事挥之不去那样。但他并非在，也并非不在。他与过去时空的当事人说话，但他不是作为当年的自己，而仍然是现在的自己，因为那些当事人认不出这个穿越回来的人，他也没法揭穿他的死前探访，于是他假装成一个别的人。所以他既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又成为过去生活的旁观者。这就很有意思，因为他无意于改写生活，而是反观生活，认清自己忽略、遮掩的部分，而之所以一直忽略、遮掩，是因为那些是他所逃避的隐痛。

　　诗人依次见到他早逝的高中铁哥们儿、他的孤立支撑家的大姐、他的辍学而想当拯救家的英雄的弟弟。而更具创意的是，这样回溯不仅限于诗人，另一主人公，与之离婚的诗人之妻，也这样回到了中学他们初恋时，回到了他们婚姻中发现裂痕的那一晚，并且回到未来——诗人死后，他们仍然都活着，彼此原谅和相爱。这样，我们发现整出戏并不是谁的意识流，而是和具有假定性的生活一样或然的存在。

　　我不断定即兴创作对于台湾戏剧的重要性，但这样的构作确乎带有某种即兴创作的印迹。情境圈定，要素备齐，看角色如何做，如何成为剧中人，完成戏剧。不但之于排演，这也深深影响了剧本写作。我发现对于前者，这种方式造就了真实、娴熟的表演风格，演员特别懂得让自己做那个情境中的人，接收情境的变化，在细微之处做出戏剧性的自然响应。他们不仅塑造有某种性格的人，而且创造人的可能性。演出结束，我看到导演那么年轻。这些技术上的成熟，是大陆青年戏剧难以达到的。

　　悲惨不代表悲剧

　　如果说妻子的表演带来对爱的探究和体认，那么诗人的塑造难以提供一种对等性。尽管用了大量的诗，这部戏的不足仍是文学。戏剧所最终追诘的诗人的心结，即戏的题眼，仍然落在“家”上。我看过的几部台湾的青年戏剧——《守岁》、《贼变》，还有这一部，都是关于家的。似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冲击，于他们是格外重要的，比我们重要得多。如果说文本的戏剧仍然需要辩证追诘、提供精神资源，那么抵达终极就是必须的。家在我们文化中是重要的，但它是终极的吗？剧中诗人不能爱他的妻子，整日抒写烦闷、忧愁，归结为从小家里欠债、父亲跑路，留下大姐孤立支撑，而缺失了家的氛围。他没有家，就不安于能否给别人一个家。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理由。但这是否意味着，有完整原生家庭的人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人就不会遭遇爱无能、爱的困窘了？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还是一个个例问题？

　　照此来看，这部戏剧给出一个结论：维护完整的原生家庭是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很容易拿另一些戏剧辩驳，比如斯特林堡的《塘鹅》、奥尼尔的《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曹禺的《北京人》等等。因为它们讨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家是充满爱的吗？人的某种社会结构投射，比如权力、控制，是否能豁免于有血缘的人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中就凸显了个人和他者的普遍性矛盾，并导向家的存在与个人成长的冲突，导致家的观念撕裂。而这正是现代人爱的异化的脐带。

　　因此我看到这样的设定，就会有生理反应上的质疑。比如这个剧里把原生家庭写得特别惨，无父无母无家可归。之前看过的香港戏剧《最后的晚餐》也是，父亲赌钱，把儿子送进孤儿院。难道一个人的内心缺失、内在冲突就一定源自一眼看上去就那么悲惨的童年吗？这种设计容易导致剧作家对成长并没有独到的洞见，因为这很容易想到呀，也很难出新。悲惨不代表悲剧，而通常只引向个例。我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冲突主要源自他的敏感。人无论经历多么如常甚至幸福，人都有各自的苦难。这才是普遍的。这样才好探讨到我们社会生活常态下的危机，这种情形下的主人公才配得上诗人的敏感度。

　　因此我不是很喜欢这部戏里的诗人形象。有了悲惨的童年就有了自己不能爱的理由？诗人是无论如何他都能够去爱，无论经历什么他都充盈着爱的。一个不为眼前的爱人担忧，总在写自怜诗的人不是诗人。另外，剧中诗人的职业设定为离开大学就进了研究所，他死前想到的不涉及任何社会体验，也无对社会中人的观照。我认为这样的诗人也不能称之为一个现代诗人，现代诗人必有对现代社会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