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五”，音乐引出的回忆（何平）

　　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夏尔·迪图瓦的带领下，前不久在广州大剧院完成了他们35年中第二次访华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奏响，音符将时间拉回到1979年。

　　那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17日中国文化部发出邀请，3月15—19日，波士顿交响乐团于上海、北京举行了四场演出，当年的访华演出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都前来观看。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地点还选在了能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馆，乐团离开北京时，上千人去机场送行。场面可谓壮观。

　　我有幸聆听了波士顿交响乐团当年在首体的最后一场演出，从排队买票、入场，到聆听、鼓掌、欢呼，直到散场，轰动的场面、热烈的情绪、精湛的音乐诠释，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的演绎，这些至今历历在目。如今乐团再度来华，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上次演奏了“柴六”，这次演奏“柴五”。不管怎样，柴可夫斯基的两部经典交响曲，用音乐的线条将35年的时间连接在了一起。

　　1979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曲目的选择方面做了精心安排，体现出中美两国音乐家的合作与友谊：中国作品是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刘德海独奏，波士顿交响乐团协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西尔沃斯坦独奏，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在首体演出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时，则由两国的交响乐团联合演奏。

　　老柴的“第五”“第六”两部交响曲，是作曲家继创作“第四”进入第二个创作时期后，最重要的两部交响曲，二者的创作时间相距11年。这期间，作曲家滞居在西欧，受到西欧作曲技术和作曲风格的影响。很明显，“柴五”在创作技巧的完善方面，已超过了作曲家此前所有的交响曲。同时，作品的标题性也十分清晰，其“命运”主题贯穿于全曲的4个乐章中，这种写法对作曲家来说，完全是一种新尝试，也成了“柴五”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此次，广州大剧院将歌剧舞台改造为音乐会舞台，为我们提供了较佳的聆听空间。当“柴五”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一出现，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渴望和追求，它是激动和永不停顿的。音乐在空中回荡，我们仿佛置身在那个俄罗斯知识分子彷徨的变革时代。柴可夫斯基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为祖国的命运担忧，然而又无所适从。这从引子——“命运主题”刚刚升起但又马上悲伤地下降的音调上，可以听到这种叹息，这也是作曲家后期创作中特有的音调气质。主部主题延续了这个引子主题的气质，它是叙述性的，奠定了整个乐章的戏剧性特点。

　　第二乐章是作曲家抒情主义的杰作之一，主题丰富鲜美，但又兼有肃穆和哀伤之感。作曲家本打算在这一乐章用圆舞曲主题，不过最终将这个圆舞曲主题留给了第三乐章，但这第二乐章的行板风格仍保留了圆舞曲的特征。整个乐章的音调组合简洁，发展手法却十分多样。波士顿的音乐家们，将这个乐章的抒情性表现得十分彻底，圆号那迷人的音色，使抒情的情绪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挥。第三乐章是几乎没有强烈情绪重音的圆舞曲音乐，这大大区别于前两个乐章，圆舞曲特有的华丽和无忧无虑，并没有掩盖住乐章所要表现的焦虑因素。波士顿的音乐家在这一乐章开始小提琴声部的演奏，充满了歌唱风味，轻盈娇媚的音乐咏唱展现了乐章的生活情趣。当然，“命运主题”仍伴随着这一乐章的发展不时隐现，虽然很文静、很神秘，但它最终还是破坏了欢乐。

　　对于庄严行板和急速快板的第四乐章，历来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它是悲观主义的：如果作曲家想在这一乐章表现生活的完全胜利，应该完全抛弃这个凄凉单调的命运主题，或将它改头换面，而作曲家并没有这样做。另一种观点认为，第四乐章是乐观主义的，是一个节庆的乐章，虽然“命运”线索贯穿全曲，但在第四乐章中，一切恐惧仿佛都消失了，胜利的感情已然战胜了命运，“命运主题”的不祥性质已被不可抑制的欢乐改变了。波士顿的音乐家们或许更赞同后一种看法，结局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们的演奏下完美地表现了出来，弦乐齐奏带来的密度极大的音响实度，全部铜管乐器合奏带来的和声性的音层厚度，尤其那首欢乐的主部主题——活跃的俄罗斯民间舞曲，都成了乐队演奏的点睛之处。这一乐章奏鸣回旋曲式的结构布局，预示了它辉煌的特征。尽管作曲家在这最后的乐章并未对提出的问题作答，但乐章末的壮丽音响，似乎在告诉我们意志的胜利、对勇敢精神的肯定、对乐观主义的赞叹。

　　值得一提的是，波士顿交响乐团此次来华演出，地点由当年的北京、上海两地，拓展到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从中多少可以看出中国古典音乐土壤的改观，对这张带有名片性质的乐团来访，我们此次的期待也更多地落在了艺术本身。从小泽征尔到迪图瓦，从1881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建团的首场演出，到今天已进入第十五任总监时代的第二次来华演出，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无穷魅力，它可以跨越时空，留下美好的音乐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