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表象的“真”和历史哲学的“真”——文学史家吴秀明访谈

　　周保欣：您的学术生涯有过两次大的转向。上个世纪80年代，您从历史文学研究和历史小说批评起步，到90年代中期，转向了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 和学科史研究；最近几年，再度转向到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搞学术研究的人有学术转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像您这么大跨度的却不多见。我想，一个学者的学术选择 应该有学者非常内在的个人性的、生命化的东西在里面，那么，您的两次学术转向，是否有您作为一个学者的生命逻辑在里面？您每次的学术选择和您的个人性格、 气质、兴趣和情趣有什么关系？

　　吴秀明：确实，一个人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很多时候，价值判断可能只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性格、气质和禀赋，也就是你所讲 的“生命逻辑”。我现在很难讲清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历史文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因为，哪怕到现在为止，历史文学研究仍属于冷门和偏门。大概各个学术领域 都有各自不同的“召唤结构”吧，不同的学术命题的不同“召唤结构”，对不同的学术个体都会起到不同的作用。从我自身来看，现在回过头想想，当初选择历史文 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恐怕还是对历史文学当中包含的思辨的东西感兴趣。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我可能比较偏重于理性和思辨。历史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不一样，它除了 审美的元素之外，还有其他必须要涉及的东西，比如说历史哲学、历史观念、历史理性、历史的道德基础、真实和虚构，等等，这些是很基础的东西。这些思辨性的 东西，对我的吸引力是蛮大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最初发表在《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就是讨论当时历史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 关系问题。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在拨乱反正，如何看待历史、以怎样的历史观和价值态度去看待“历史真实”，是当时很重要的命题。也许是切中了时弊，论文发 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华文摘》《文汇报》《文摘报》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了那两篇文章。

　　我后来的学术转向从表面看跨度比较大，但实际上一直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的东西在那里，那就是“史”的规范与品质。我的研究，可以说都是沿着 “史”展开的，比如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史、学科史、当代文学史料学等，都没离开这个“史”的线索。尽管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可能差异很大，但是，从思想、方 法、趣味上讲，本质性的东西还是在那里。

　　周保欣：两次学术转向，除了您内在的个人性因素外，和当时的当代文学学科、当代文学学术研究面临的具体情况，以及学术界面临的知识思想状况和方法论背景有没有关系？

　　吴秀明：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转向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研究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吧。那个时候，有三个原因促成了我的转向：第一，我研究历史文学 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从评论到理论形态研究，格局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再做下去，突破的空间不是很大。学术的东西，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放一放，沉淀一下，新的 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所以，我决定暂时告别历史文学研究。第二，就是从学科归属上讲，我是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当时要给研究生、本科生上文学史和思潮方面的 课，所以需要备课。在备课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想法，这些想法当然也需要表达出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当时大的学术环境的促成。你知道，80年代 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学术现象：一个是随着整体社会文化反思的推进以及“海外汉学”的影响，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另一个是针对市场化和汹 涌而至的商品大潮，提出的带有强烈“抵抗”意味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都颇带有那么一点火药味。

　　我们后来喜欢用“转型”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社会文化重组和文学剧变。不管现在我们怎么看，可以讲，那是一个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活跃期和嬗变 期，整个学术界是这样，学者个体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报刊杂志上发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对话体”的文章。围绕一个话题，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进行 切磋。我也随大流发了两篇这样的文章。那是一个比较“活性”而又“纯正”的学术年代，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免有些激动。在那样一个“场域”中，你不可能无动于 衷，不受感染。最近几年，人们普遍重视80年代，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返80年代”热。事实上，无论是从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上看，我认为80年代 都是当代文学再出发，而90年代则意味着它已行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那时的思考、选择及其对今天的影响，里面的经验可能更值得总结和反思。当然，由于个 性使然，我没有撰文参加讨论，我好像不大习惯这样一种直接介入的方式，而喜欢自说自话。

　　周保欣：“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大讨论”是那个时代现当代文学学者，特别是像您这样的“50后”学者留在学术史上的地标性之物。时隔20年之后，您怎么看当时的两个讨论？

　　吴秀明：问题得从两方面分析。常态的眼光看，文学史总是需要“重写”的，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史，自然就没有一劳永逸的“文学史”。文学史既 是作为被书写对象的作家的心灵史和精神思想史，同时也是历史叙述者的心灵和精神思想投射。从非常态的角度看，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显然是有所指的，它 有自己的特殊性，这里不多讲。总的来说，“重写文学史”是有建设性的，当时的很多东西，后来都进入到我们的学术生产和文学史编纂实践当中去了。自然，这里 面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反思。

　　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更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当时对“市场化”那么反感，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作为“人文精神”缺失的根源呢？现在看来，这样一 种预设本身是有问题的，其用于批判的武器，主要还是我们传统的“义理”伦理观。因此讨论虽然很热闹，但实际留给现在的东西并不多。关于这一点，我在《转型 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一书中曾作过探讨，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言了。

　　周保欣：您的学术路径可谓是“后退式”的，实证性越来越强。这当中，转向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研究我能够理解，但您关注很多现当代文学的学科问 题，这和您多年担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应该有关系吧？您主持编修的三卷本《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我想肯定不是简单地给一个系存史，有没有您的学科学术思 考在里面？

　　吴秀明：1999年到2013年，我曾担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段时间的行政兼职，对我的学术研究是有影响的，它使我在关注现当代文学学 科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史问题。特别是最近这10多年，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环境、文学学科生态、大学建制都有很大变化，给了我很大的压迫 感，逼着我去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过去的中文系，主要集中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现在随着大学扩张，很多理工商等专科学校都纷纷办起了中文系，由 此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如中文学科如何守正创新、拓宽内涵与外延，如何处理基础与应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中学语文教学及社会现实需求的关系， 如何充分发挥传统院校优势、凸现自我特色与优势等，都突现出来，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为此写了10多篇文章作了探讨，还曾主编出版了一部近50万字的《大 学文科人才的成长规律和教学改革与实践——以中文学科为中心的考察》，在这方面颇化费了一番心思。

　　说到《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浙大中文系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系，它有深厚的传统和积淀，通过修史，我们可以薪火 相传，从中找到根源性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现实挤压和反思的产物。这个时代，重“实用”而轻“基础”，一切都被量化了，而且到了斤斤 计较的地步。我们修史，就是试图返回到学科史那里去，与名家大师对话。这个不是阿Q“我们祖上阔多啦”，而是寻找中文系的魂魄，探寻浴火重生的“突围”和 发展的一种路径。中国语言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光”过，但后来却日趋冷落。我认为，对于传统学科来说，太热和太冷都是不正常的。

　　周保欣：作为“50后”学者，我感觉到，你们这代学者普遍有比较强的学科意识。这个学科意识里面，有使命感，当然也有很焦灼的情绪，以及这代学 者非常突出的历史批判色彩与自我反省意识。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写过文学史，您也曾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另外好几本书都是围绕文学史和学科问题展开 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50后”这代学人的现当代文学学科意识？

　　吴秀明：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历史很短，不足以与古代文学相提并论。但这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五四那代学人，因为新文学是在他们手上 诞生的，所以在写作诸如新文学的各种运动史和变迁史时，心态很从容，当然也很自豪。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放大了很多。1959 年新中国的第一个10年，就有很多纪念性的类似“新中国文学史”之类的著作问世。但在那时候，当代文学甚至包括现代文学，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被研究和讨论 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历史化问题才真正凸现出来，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一是现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长度，有了相应的 学术积累和沉淀，且与古代文学相比，确实有它属性自圆和价值自圆，需要学科化和历史化；另一点，就是我们没办法再像前辈学者那样，在“创世心态”和政治的 激情中去讨论现当代文学。我们要想立足，就必须把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独立性确立起来。

　　我们这代学者都经历过“文革”，其中的很多人都有知青经历，有底层生活经验。由之，我们也就有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感知、体悟，有了自己的观照 和把握的方式。尽管我们这代学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在学术立场、思想理念上很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但却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往往 把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带到文学中来，而且，我们有比较强烈的反思意识。再加上从8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到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因此，写作文 学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也深知，由于上述经历，我们这代人知识结构和学养都存在着先天性的、历史性的局限，“西学”不行，“中学”也不好，大概 只能算是“历史中间物”吧。我们的优势，似乎更多在“向外转”。这就造成了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包括评论和研究，带有浓厚的社会学、伦理学色彩。即使是讲 “艺术”、讲“审美”，往往也很不纯粹，很难将它付之实践。这种情形在“重写文学史”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周保欣：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您的著述里“真实”和“阐释”两个词出现频率很高。比如“真实”，历史文学研究论著里频频出现，但您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写真》是本文学史著作，却也出现“写真”字样。至于“阐释”，您有本书就叫《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去年的一个当代文学史料学国际学 术会议，会议名就有“史料和阐释”字样。可否这样理解：“真实”和“阐释”，内涵着您的学术理念和价值方法？

　　吴秀明：我没注意到，当然也没统计过，或许你说的不无道理。真实不是文学创作及研究的全部，甚至不是其最高的境界，但它无疑是构成一切学术活动 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评价和把握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价值。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嗣后也从这个“原点”出发“重写文学史”，实现对原 有虚佞的所谓的“倾向性”解构的。从这个意义上，“真实”可以说是构建新时期文学的“阿基米德点”。然而，真实只是一个方面、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维度，这 是一；其次，什么叫真实，怎样才算真实，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其实无论从理论还是就实践角度讲，还真的不好说，也很难指认；第三，真实是需要阐释的，而阐释 就与作家创造主体以及文体形式、传播载体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期而然地成为主体、文体、载体的一个“复合话语”，而不像我们原来理解是文学与生活 的“反映论”式的镜像关系。

　　最近一二十年，学界有关真实的讨论，基本也是从这个角度展开，将它看作是一个“复合话语”。这也反映了人们思维认知的丰富开放和日益深化细化。 现在回过头看，自己过去有关真实的阐释，包括对历史文学真实的阐释，尽管注意到了作家创造主体、读者接受主体以及彼此连接的艺术中介，但也残留着不少“反 映论”及“本质论”的痕迹。不过我也并不完全认同“一切历史皆文本”、“一切历史皆碎片”的历史观和真实观。绝对真实的叙事当然难以存在，但不等于文学不 能在一定程度上叙述历史和生活，新历史主义观点无疑是偏颇了，它同样需要反思。

　　周保欣：接着上个问题吧。目前，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同样面临着探寻“历史真实”问题，面临着文学事件、材料等的阐释问题，而现有的文学史在如何处 理观念和材料的平衡、处理文学表象的“真”和历史哲学的“真”等方面的确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您多年研究历史文学，有很深的思想积累。以您的眼光看， 您认为文学史应该求取什么样的“真”？如何获得“真”？

　　吴秀明：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史的功能，一个是文学史当中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问题。文学史的功能，不外是文学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 三部分。不同的文学史，对文学史的真实要求是不一样的，文学教育的文学史，主要是事件、材料的真实和作家作品评价的切体性；而学术研究的真实，则更多地是 探寻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盛衰的规律。不管是哪种文学史，都有一个历史观问题在里面。这个历史观是我们进入历史的路径和维度。你从哪个维度进入文学的历 史，决定着你看到的就是怎样的文学史。历史是不可复现、不可还原的。我们所有的表述，都不过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言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吧。这里面的差别在于，有的摸得全面、准确一些，有的摸得不全面、不准确。所以，我们对于文学史必须抱持一份应有的谦卑，不能过于自 负，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须知，任何一种概括都是有限的，哪怕最佳的范式和切入角度，它在敞开的同时造成对其他的遮蔽，有洞视也有不可避免的盲区。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尽可能寻找适合自己观念的文学史范式，个性化与开放性结合。作为教材，给教师与学生提供驰骋发挥的空间。我在10年前曾主编 了被黄修己称为“描述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实际上追求的就是一种开放对话的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中，我更像是一个“主持人”而非裁决者。我以为 对于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还没有经过严格历史筛选的当代文学史来说，还是多留下一点弹性和余地为好，不要把话讲得太满太绝为好。这样的文学史，至少可以允 许存在，这大概也是一种“真”吧！

　　周保欣：最近几年，您集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2010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这几年发表了很多论文，学术界反响较大。很 快，还将出版一套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丛书。当初准备转向史料研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现在能做这么大？有没有想到能得到学界这么积极的回应呢？

　　吴秀明：当初转向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我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就是觉得，第一，现当代文学研究历来注重思想性，而不太注重史料的积累；第二，就 是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必须要有坚实的史料做基础。再加上不少当代文学的亲历者年事渐高，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很多鲜活的当代文学史料处在随时可能湮 灭的紧迫状态。因此，我就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的是想引起学术同行的重视。这些年，我就此写了一些文章， 其中有的是与博士生合作。去年，我们还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会议，也是想借此推动此项工作的展开。

　　应当说，文学史料问题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这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套11卷近60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丛书》，就放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周保欣：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相比，您认为它有什么特点？

　　吴秀明：当代文学史料当然有它的特点，而且特点非常明显。所谓文学史料，不外是人类文学活动中留下的文字(包括影像、图片、声音等)与实物材 料。当然，这里的文学活动并非是纯粹的文学活动，而是和人的其他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文学史料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多触角性，即与社会、经济、文 化、历史，特别是与政治之间具有特别密切的关联，以致文学史料的边际效应被放大了许多。很多时候，有些材料看似与文学无关，但它对我们解释作家作品和文学 现象，却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文学史料的边际效应，导致很多边缘性的史料会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徘徊，增加了文学史料的复杂性和辨识的难度。当然 了，这样的边际效应在现代和古代文学那里也有，但都不及当代文学突出。况且，当代文学与当代处于“同构”状态，它的叙述者往往同时又是参与者，有更多人为 的、主观的因素，所以，较之其他时段的文学史料也显得更为丰富繁杂，充满歧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实物性史料。研究唐代诗歌的，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知道唐诗里面的“敬亭山”、“桃花潭”是什么样子；研究鲁迅的，现在的鲁迅故 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都是很重要的现场资料。当代文学因为它的即时性，类似这样的物质性史料非常丰富，你读《红岩》，如果去过“渣滓洞”，可 能就会有另外一种感受；而如果你能够去看看季羡林、杨绛他们下放的地方，可能就会对他们后来的晚年写作有更深的体会。这些感受和体会是文字传达不出来的， 它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料的优势吧。

　　周保欣：和古代文学相比，我认为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更迫切。古代文学领域，史料当然重要，但史料对文学史框架不会是颠覆性的；而现当代文学， 我总觉得现在很多史料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学史，如果进入了，对很多结论和表述，甚至对文学史结构都会产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脉络不是历 史自身的，而是根据现代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一种叙述脉络，像“启蒙”、“救亡”、“革命”等。不知您怎么看待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学现状？

　　吴秀明：你所说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是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产生的，尽管这不是全部，但是确实是很重要的历史压力。晚清时 节，整个知识思想界都有理论上的焦虑，再加上西学的引进，从现代文学的源头来看，它本身就是各种思想交汇、对话和冲撞的枢机之所在。这一点，必然会顺流而 下进入到后来的文学历史建构里面，影响到文学的历史形态和审美形态。文学史的叙述当然亦是如此。我们总是以各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来作为文学史构造的骨架，甚 至有一种提法，“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过去，是政治化的“新民主主义”，现在则是“现代性”或“人性”等。在这个观念化的文学史背后，文学史料当然只 能是第二性的存在，是一种解释性的东西，它要服务于那个第一性的“观念”。

　　当我们戴上“观念”的眼镜，我们所注意到的文学史料，必然是为各种观念所激活的东西，其他与你观念无关或相抵的内容，就很难进入我们的视野。当 然，从史料自身来看，的确，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史料像近现当代文学这样，如此受制于各种意识形态和观念实践。但是，如果我们剥离出观念的、思想的、理论的 东西，重新进入到文学的现场，我们能否重构出别样的文学史呢？这里首先就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如道家所说，我们要“致虚”，要清空我们的心，要把你 内心里面故有的知识形态和各种观念清除出去，然后才有可能回到“婴儿”状态，去重新认识史料，发现文学史。可问题在于，谁能做到无知、无识地看待文学史 料，并在此基础上去构建出文学史？

　　周保欣：一般研究史料，都会注意到史料甄别，但我觉得，史料进入文学学术和文学史，还存在史料和想象力的关系问题，因为文学史料无法连缀成文学史，编修文学史也不能一味地靠逻辑和思想。您怎么看待史料和想象力的关系？

　　吴秀明：史料是文学史的基石，但史料不是文学史，史料也不是文学史的断片残简。史料要想成为文学史的构成部分，必须要经过文学史家和学者的 “识”、“思”、“悟”、“证”等。你所提到的文学史的想象力，实质上它是与文学史料勾连和文学史建构的一种方法，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史料在具备的情 况下史料与史料之间的勾连；一种是史料在匮乏的状态下展开的历史想象。就前一种情况来看，理性辨析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理性的烛照，我们可以对史料断其 前因后果，理出文学史的脉络来。但是，文学史料不是没有生命的死材料，它是有生命的。很多情况下，理性、逻辑推断都没办法去研判史料所内涵的生命的东西。 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作家的生命经验、内心经验都相当复杂，这些生命经验和内心经验往往都内化在文学史料里面，当我们面对那些个史料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自己 的生命为镜，对史料作出富有生命质感的想象，这样才能在史料之间建立起联系。再有，就是像胡适说的那样，史料不可能是完整的，往往是有一段没一段，这就需 要研究者具有“精密的功力”和“高远的想象力”。当然，这种想象力不是文学上的虚构，更不是凭空捏造，它要有自己内在的历史理性，有个“度”。

　　总的来说，史料研究没有想象力不行，想象无“度”更不行。

　　周保欣：您是从历史文学研究起家的，尽管这些年没怎么研究历史文学，但想必您一定会关注历史文学。您认为现在的历史文学(包括网络文学和影视剧)，和您10年前研究历史文学的时候相比，有没有变化和新质的产生？

　　吴秀明：变化肯定有。不单是历史文学，其他类型文学也如此。就历史文学来看，我想可以分两方面讲，一个是传统的历史文学，一个是新型的历史文 学。传统历史文学这块，它一直有个功能性的东西，就是“古为今用”。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有两类历史文学作品特别多，一个是写历史上的改革，一个是写反专 制、反皇权的，这些都与当时的现实贴的很紧。到了90年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调整，那种直接干预现实的历史文学就少多了，作家们开始从文化或人性的 角度写历史，题材上呈现出了向先秦上溯和明清下移的二极发展的态势。这个变化，与整个当代文学的变化是同步的(当然，同中也有异)。这个话题比较大，这里 没办法展开讲。

　　至于新型的历史文学，就不能不提到新媒介和审美资本化这两个因素了。这些年，你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历史剧，有传 统型的，像前些年的《康熙王朝》；有新形态的，比如《甄嬛传》。数字媒体、网络化对文学的影响，这个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但对历史文学来说，还有一个 审美资本化和资本介入的问题。相对于一般文学来讲，大家对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审美消费可能兴趣更大些，所以，审美资本化和资本的审美化对历史文学的影响 也更大些。

　　周保欣：历史文学研究方面，您有批评、有选本、有理论建构，但是却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学史，如果从完整性和圆满性的角度看，没有写类似中国历史文学史方面的论著，这多少是一个缺憾。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不完整？

　　吴秀明：过去曾有这方面考虑，还为此拟过一个细纲，有位热心的作家还主动为我联系落实了出版社。最后之所以没有做成，除了史料积累之外，主要还是心态问题——我似乎对当下正在行进中的历史文学更有兴趣。我希望在退休以后，有机会弥补这一“缺憾”！

　　周保欣：“当代文学”是个含混的概念，它是个“进行时”，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不管是做思潮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首先得是个批评家。实际上，在您的学术经历中，有很多就是写批评文章。您怎么看现在的文学批评？

　　吴秀明：在一篇谈文学史料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史料不能代替理论，也不能代替文本解读即批评，不能代替鉴赏”。自上世纪引进西 方文学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重在知识，而忽略了文学最根本的东西，即审美和趣味。我曾经呼吁当代学者最好是一个批评家，起码有批 评实践或经历这个环节。至于谈到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看法，我想有很多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比如说批评的理论创新问题、批评与创作的对接问题等。另外，文学批 评的人文性问题也有必要引起注意。文学批评当然需要“批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作为一种“人文性”的批评，同时也应该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对话性。它是 有弹性、有宽度、有温度的。哪怕是在尖锐批评之时，也蕴含着善意和对批评对象的充分尊重，或如陈寅恪所说的有一份“了解之同情”。

　　中国近现代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或动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不受时代风尚影响的作家和学人是很少的，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批评时，一 方面不回避、不讳言；另一方面，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场中，给予“了解之同情”。我们最好不要先预设一种伦理化的标准，以此来代替历史评价。须知历史是不 能假设的，也不可假设，它不是用简单的是非和道德伦理就可以评定的。历史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