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鲁迅的谦辞

　　鲁迅在文章和书信里说到自己的时候，有不少谦辞，不能照字面完全当真；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容易产生出误会来。试举两个例子一谈，以为隅反之资。

　　其一，1932年4月24日，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倒是我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如果我们完全相信这里的说法，认为鲁迅先前的进化论思路是在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之后“轰毁”的，他从此以后才对青年加以具体地分析，“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样的结论曾经见于不少论著，而其实是不确的。

　　不错，鲁迅的确曾经坚信过“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这一观念在此后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已经日见动摇，1925年以后鲁迅已经经常用“怀疑的眼光”来看青年了。例如1926年鲁迅对青年作家高长虹的无理取闹，就采取了“刀来刀当”(《两地书·1926年11月20日致许广平》)的战斗姿态，新编的故事《奔月》就是非常厉害的一刀，高长虹从此难以痊愈——哪里还有什么“无条件的敬畏”！

　　不错，鲁迅的确曾经坚信过“生物学的真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指望着人类慢慢地进化。但是这种思想在1925年特别是1926年以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论人、狗不两立，狗性不会变，必须痛打之，一直打到底，这已经不是什么“生物学的真理”，而是富有鲁迅个人色彩的阶级斗争论了。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学界的三魂》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鲁迅到达广州以前思想上这些新的萌芽，表明他已经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正由于有着这样的基础，当鲁迅出现在中山大学讲台上的时候，他的讲授便有了新的内容、新的风采。如果说在北京时他讲文艺理论还不免为日本厨川白村的理论所拘束，而他在广州讲“文艺论”一课，虽然仍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却有了全新的发挥。厨川在《苦闷的象征》一开头就写道：“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他所说的两种力，一是“创造生活的欲求”即生命力，一是压抑这生命力的“强制压抑之力”，他认为这两种力的冲突乃是生活的本质，因此也就有必要“将文艺的基础，放在这一点上解释起来看”。而鲁迅在广州讲文艺论，却就此发挥道：“迸出火花的两种力是社会矛盾，是矛盾着的两种社会力量，是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就是个人身上的矛盾，也是根据于社会矛盾的。”(转引自瀚若《鲁迅战斗在广州》，《历史研究》1976年第5期)这就完全不同于厨川白村的抽象玄虚，而靠近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论的基础。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写于1927年4月10日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该文中心思想在于“永远进击”。文章说，中国革命先前屡受挫折的原因在于“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这些敌人往往口头上挂着“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而只用其名，实际上对革命者却苛酷已极，对异己者不惜采取斩尽杀绝的残酷手段；敌人既然如此，则革命者千万不能心慈手软，而必须“永远进击”。鲁迅在这里讲清楚了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因此必须坚持革命的道理。这篇文章可以作为鲁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四·一五”政变时，“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给予鲁迅的教训是无比深刻的，像这样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鲁迅先前还没有见过，流这么多的血尤为前所未见。北洋军阀的屠杀学生鲁迅是见过的，但他们都是清朝留下来的余孽，而被杀的全是青年，所以鲁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的有生气”(《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这种情形同所谓“生物学的真理”尚可并行不悖，鲁迅长期未能彻底抛弃进化论的偏颇，原因大约就在这里；现在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事实的教训具有很大的力量，促成了鲁迅思想彻底的变化，这一点确实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但总不能说政变一发生，鲁迅的思想就忽然发生了飞跃。

　　其二，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里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

　　这话说得太绝对化了，与事实不合，如此则一部中国诗史，简直就没有法子写。“齐天太圣”这个名目似乎显得很奇怪，1981年版《鲁迅全集》为此作注说：“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2005年版《鲁迅全集》照抄此注，毫无进步。这两份注都不免更奇怪，“原作”云云大错特错，好像鲁迅弄错了似的。这恐怕是书呆子气在作祟。《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没有能够翻出如来佛掌心的，而鲁迅杜撰的“齐天太圣”则是比孙猴子要高明得多的高人——所以鲁迅特别给这四个字加上了引号。

　　鲁迅说这一番话完全是开玩笑，而且也正是谦辞。杨霁云称颂鲁迅的诗写得好，不让唐人，可以同李商隐(号“玉谿生”)并驾齐驱。鲁迅则回答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自己乱写的几句诗哪里能同唐诗相提并论；他又继续写道——

　　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说自己的诗不过是“诌几句”，自谦之意相当分明；为了表示谦抑，就干脆说，没有“齐天太圣”的神通，本来就不必动手，自己言行不一，可笑之至。

　　曾经看到有些意见，往往完全不管鲁迅致杨霁云信的下文，单独来讨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一怪论是怎么回事，或批或赞，似皆为隔靴搔痒，同鲁迅几乎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为文婉转多姿，有许多谦辞，甚至不惜极而言之；如果呆看，那就很对不起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