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溱：大院

　　大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出生的城市平民的特殊记忆。大院，是集体生活的代名词。大院里许多东西是公用的，比如水龙头、厕所、楼梯，甚至晒衣服的架子、绳索都属于“集体所有”，连那些有意无意暴露的“隐私”，也常常被邻居们了如指掌，成为公共话题。

　　大院的邻居是“一家人”。凡是住在大院的人都会按年龄论辈分，不管是否沾亲带故，更不在乎你来自何方，只要住进了大院，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着沿袭下来的传统论资排序，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情况下，年长的辈分就高，上一辈如此称呼了，下一辈就自然而然地衔接上。比如，我曾称一位比我年龄仅大一岁的女孩为“姨”，而她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则是我的“舅”。原因是我外祖母与他们的母亲以姊妹相称，到了我这辈，只能委屈“降格”了。

　　听母亲说，邻居们大都是解放前就聚在了一起。当时马路对面是一片工厂，有英国人和日本人经营的卷烟厂，有大大小小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制线厂、橡胶厂等等。大院的主人原本也想开工厂，但后来发现周围没有住宅，许多做工的人大老远地上下班很不方便，于是便灵机一动，临时决定盖住宅。这大院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方形的门框，木质的大门。进门后，对面和两侧是一间间住房，与四合院不同的是，分上下两层。楼上一色的松木地板，窗子很大，采光很好，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住宅了。改革开放后，那些工厂搬迁的搬迁，倒闭的倒闭，拍卖的拍卖，都消失了。但大院经过改造，虽然变成了大楼，但依然矗立在那里。

　　大院的邻居们大都是平民百姓，工人家庭居多，但这些工人并不都是所谓“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大多就在附近的工厂做工，但有些人家在解放前不是干过小买卖就是在洋行跑过腿。解放后小买卖做不下去了，洋人跑了，公私合营了，没了更好的去处，就进工厂做工。那时工厂好进，断文识字的更受欢迎。大院里本来就有些人在工厂里做工，那些想去的，打个招呼，第二天跟着去劳工科一介绍，问几句话就成了厂里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院邻居的话题都跟工厂有关系。什么这个厂开动员大会了，那个厂来了新厂长了，要不就是某厂技术革新受到上级表扬了，或者某厂新建了澡堂，等等。

　　当年文化生活贫乏，晚上吃罢饭，许多人家闲着无事，兴串门子，拉呱儿(聊天)。男女不分，老少无别，文化高的跟文化低的也能谈到一起。很少涉及大院里的事，即便说，也不议论具体人，更不去说那些容易引起是非的家长里短。发生了让人看不惯的事，大家也会议论。但议来议去，最后一定会推举某个“德高望重”的邻居去找当事人“谈话”。我们院里有几个邻居们公认的“德高望”，我母亲就是其中一员，当教师的她，教过周围许多学生，跟家长们都熟悉。不光大院里有事找她“摆平”，周围大院有时发生了解不开的疙瘩，也会请她出马化解。平时如果谁家有事，不用招呼大家会主动去帮忙。记得有一次，楼下的一户邻居生病突然住了院，谁也没通知，院里的邻居几乎每家都派人去医院看望。那时我还小，跟着母亲和其他邻居一起去医院。医院离我们大院不算近，大家步行去，都一副焦急的样子。到了医院，大夫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对生病的邻居说怎么又来了一拨，该不会又是邻居吧？邻居说不是邻居是谁？我在这里没有别的亲人，邻居就是最亲的人。这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

　　大院的平静被打破是因为“文革”爆发。当时几乎每个角落都有造反组织，街道上成立了造反司令部，我们居委会成立了造反大队。其实院里没有几个退休闲散人员，但街道“造反司令部”为了扩大势力，非要我们大院也成立个大队。没办法，凡是没工作和退休在家的都成了应征的对象。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地富反坏右、军政警宪特，这些被列为革命对象的“黑五类”家庭成员，是万万不可进入造反队伍的。大院里万幸没有这样的人家，但也没有那种纯正的“红五类”。“司令部”的阶级立场划得很清楚，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意识也非常明确。于是那些自以为最根红苗正的造反头头们宣布了一项决定：派两名政治上过硬的造反派进驻我们大院。

　　大院里没有闲置的房屋，造反派要来进驻，就意味着要赶走两户人家。消息传来后人心慌乱。邻居们都担心厄运会落在自己的头上。特别是那几户自认为背景有些“毛病”的人家，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隔壁大院里，有好几户家庭出身是富农和资本家的被造反派抄了家，然后又被遣返回老家了。大院的人家虽然不是明显的“黑五类”，但曾跟着洋人跑前跑后，或者做过小买卖，造反派给你扣个不好听的帽子，也没人敢说个不字。

　　司令部的人终于进了大院。趁着傍晚大家都在做饭，十几个戴着红袖箍的人来到大院。很快，大门洞、围墙、屋门上都刷上了醒目的大标语，让人突然感到一股杀气涌来。“司令”是位有病长休在家的工人，也是我们周围惟一一名工人党员。尽管他脸色白得有些吓人，但在众人的簇拥下仍显得很得意。他双手叉着腰，拿着一只简易的卷筒扩音喇叭告诉大家，大院里有阶级敌人，要求大家揭发。如果不揭发，一旦揪出来，就是包庇罪，同样要受罚。“司令”给大家两天时间，过了期限，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采取行动，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那天晚上，大院出奇地静。邻居们没像往常那样凑在一起悄悄交流各自听到的消息，不到8点，大院里竟灭了一大半灯。

　　那天我们家也很早就上床了。因为听母亲说早已去世的父亲年轻时在学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爷爷过继给别人当儿子，但划成分时却落了个地主帽子。母亲说如果遣返我们，我们不到你爸爸老家，那里没有什么直接的亲人了；我们到姥姥家，姥姥家的亲人很多。我知道姥姥家，曾去过，但我从内心里不喜欢。那里对我们兄弟来说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遥远。

　　那天晚上许多人家肯定像我们家一样，都在考虑两天后可能出现的结果，也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一大早，大院的大木门没有像往常那样准时打开。为了安全，院里的大门由邻居们轮流值班负责开关。轮到谁家，晚上十点半锁上，早上五点半打开。如果哪家人家有事，要跟值班的邻居打招呼，免得回来晚了进不了门。昨天晚上是老刘爷爷值班。老刘爷爷家是院里最老的住户，1936年大院刚建成他们家就搬了进来。因为老刘爷爷的资历老，年龄大，所以在大院的辈分最高。当时老刘爷爷其实也就六十多岁，但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就非常老了。他解放前在一家工厂做职员，解放后公私合营仍旧在科室里当职员。老刘爷爷人很内向，平时不太说话，跟邻居们客客气气。可能整天待在办公室的缘故，他的皮肤捂得很白，鼻子长得有些偏大，梳一个后背头，头发花白。这样子恰好跟当年“最大的走资派”有些相像，所以背后不少人叫他“走资派”。

　　实际上老刘爷爷没有任何权力，在厂里就管个统计报表什么的。惟一有些不同于他人的是工资比一般人高点。这是因为他随着老板公私合营了，从照顾私有主的角度考虑，工资定得高些。老刘爷爷没有儿女，跟没有工作的老伴生活在一起。他住了两间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老刘爷爷的房子不大，但很有特点，那间做厨房的房间虽然在楼上，竟然是水泥磨沙地面，家里还有独立的水龙和上下水，这在全院是惟一的。老刘爷爷没有正式办退休，但体弱多病，很少去上班，过去街道上有些活动，比如学习什么的喊他参加，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去，但老刘爷爷老实，只要有人叫，就拿着马扎子跟老头老太太们凑到一起。老刘爷爷有文化，念报纸读文件大都是他的事。他很认真也很卖力，街道上对他也挺好，他们家连续两年被推荐为模范家庭。过去轮到老刘爷爷值班，他都很仔细，早上怕误了开门，还专门拨上闹钟叫醒。今天老刘爷爷是怎么了？起早的邻居去叫老刘爷爷的门，喊了半天才见老刘爷爷颤抖着站在门前，手里哆嗦着拿着钥匙说，你们不是要去揭发我吧？我没做什么坏事，我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了，我们不想回去啊！老刘爷爷说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邻居们都愣了，说怎么可能呢，我们不过要去上班而已。

　　晚上大家都在议论老刘爷爷的事，有人说他可怜，有人说他心虚，也有人说是“司令”早就看中了老刘爷爷的房子，以前托人换没成，现在借机报复。说着说着大家又说到了明天就要到期限的事。不少人开始叹气了，说那些造反派可不讲什么情面，轮上谁就倒霉了。也有人说咱们又不是什么“黑五类”，如果真的谁家被捣鼓着了，大家一起帮忙就是了。人多势众，量他们也不敢怎样。谁也没表示赞成，谁也没提出反对，大家只是相互看看，以沉默作了回答。

　　第二天造反派如期到了大院。这次还带来了“文攻武卫”，“司令”更威风了。他指着老刘爷爷家说，这个老家伙看模样就不是个好东西。几个年轻力壮的“文攻武卫”一脚踢开老刘爷爷家的门，把老刘爷爷像拎小鸡似的揪了出来。邻居们一阵骚动，“司令”说，怎么着，真要帮忙啊？告诉你们，昨天晚上你们开的黑会我全知道。想造反啊？无产阶级的铁拳正等着你们呢！“司令”的话让全院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在邻居们中间竟出了“犹大”！

　　老刘爷爷算是幸运，遣返的车都开到大院门口了，他们厂里的造反派突然赶来把他押走了。据说厂里批斗老厂长需要老刘爷爷去揭发，老刘爷爷因此躲过了一劫。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遣返风被刹住了，老刘爷爷仍住在大院里。

　　大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人们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说话聊天走家串门了。大院的邻居一下子形同陌人。“文革”结束后，邻居们一直想揭开当初充当“犹大”人的面纱，但惟一的知情人——“司令”早病死了，此事永远变成了谜。

　　老刘爷爷去世时，大院里的人帮着张罗后事，几乎所有人家都参与了，能看得出来，邻居们都有重新找回那已变得陌生的亲情的意愿。大家无声胜似有声地忙活着，一直把老刘爷爷送走。从火化场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谁都不喜欢这个气氛，但谁也不出面挑头打破这个闷局。分手了，互道一声再见，各自进了各自的小屋。日后如旧。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以后大院里陆续有人搬出，有人搬进。新来的不了解大院的习俗，跟大院的人也没有什么感情，大院里曾留下的亲情称呼逐渐消失了，换上了“先生”、“太太”、“同志”、“同学”。10年前，大院作为棚户区被改造，邻居们从此分道扬镳，几乎不再见面，即便是偶然相见，也仅是客套两句而已，那些曾经的温馨旧事只能当作回忆被大家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