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邦德：我的戏剧不“造梦”

爱德华·邦德在排练中

　　编者按  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生于1934年，战后英国左翼剧作家、导演与戏剧理论家，于今创作戏剧50余部，在英、法、美等60多国上演，代表作有《被拯救》、《清晨》、《战争三部曲》、《柯林五部曲》等。2014年6月，邦德受著名民间公益剧院——蓬蒿剧场创始人及艺术总监王翔之邀，与新生代导演曹曦携手，在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举办工作坊，以作品《单纯》为载体推介他的戏剧理论。对这位极其重要的英国剧作家，国内文学戏剧界的翻译和研究刚刚开始，本刊特邀邦德研究专家夏延华先生撰文评介，以飨读者。

　　“健在的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

　　“你要研究我的历史剧，我对此饶有兴趣。假如你在欧洲，我们定可见一面，不过我已受邀明年去中国，即使你不来，我也会去。祝你好运！”这是英国剧作家爱德华·邦德去年7月29日来信的最后一段。每次通信他都保持相同笔调，袒露赤子之心，叫我不自觉去想，我们的初见会像煮开的小火锅，有几分欢天喜地。当我6月2日上午走进蓬蒿剧场，邦德远远就认出我来，颔首，满头银丝的他冷静、沉着，正跟剧组商量着什么。我走向他，他顺势伸出右手，轻声道：“延华，很高兴跟你见面，北京真热，不过我们在努力做到有条不紊。你可观摩，咱们晚上再单独聊。”久怀慕蔺的会面不如想象精彩，但简约的对话告诉我，我的忘年交——爱德华·邦德，正在他的戏里，不容打扰。他为戏而生，这是见面给我的第一印象。

　　如果要问战后英国戏剧史上谁最强悍，那一定非邦德莫属。1958年，尚为工厂工人的邦德被皇家宫廷剧院发现，逐步走上职业编剧之路。戏剧讲自由，更讲严肃。邦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该剧院并肩战斗，一起对抗英国戏剧审查制度，在七十年代问鼎英国国家大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确立起在主流剧坛的地位后，又因反对宫廷剧院在八十年代的商业化、娱乐化倾向与老东家分道扬镳，把国家大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也一同炒了鱿鱼，却被巴黎柯林国立剧院奉为座上宾二十余载，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历经三波戏剧浪潮仍岿然不倒，被《独立报》称为“健在的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

　　终结英国戏剧审查制度

　　皇家宫廷剧院曾以演出创新型剧本而与最负盛名的英国国家大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分庭抗礼，独树一帜。1962年，邦德小试牛刀，处女作《教皇的婚礼》以尤内斯库《杀人者》为原型，在荒诞的气氛中探讨战后的流浪汉文化，思考流浪汉何以成为人的问题。两年后，《被拯救》问世，讲述倍感压抑的工人阶级青年不自觉的暴力行为，公园里几个年轻人拿石头砸死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宫务大臣认为该剧违反《戏剧审查法》，责令删节。导演加斯基尔执意认为应把这部优秀的剧作完整呈现，在1965年9月3日以俱乐部演出的形式将其推出。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剧评家、媒体的群愤把剧院和邦德送至法院，在1966年4月1日被处以“五十英镑罚款”，而此时该剧已在欧洲多国巡演，反响热烈！愚人节的判决不无反讽，令邦德自嘲道：“我以为大家会同情剧中的每个角色，结果被判死刑的却是我。”随后的《清晨》以新历史主义的蹊径消解了古典主义的端庄——既完全背离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以“真实”为纲探讨人生涵义的现实主义戏剧原则，更不同于左拉、斯特林堡等人所倡导的“真实不需要矫饰”的自然主义戏剧观，近乎一部荒诞历史剧。该剧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王室和经济文化符码作为讽刺对象，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戏仿历史，首演即被警察当场叫停，重蹈《被拯救》的覆辙，再次引发关于戏剧审查制度合法性的争论。英国众议院经过数轮专项辩论后，最终废除了长达231年的“戏剧审查制度”(1737-1968)，英国艺术委员会当年颁给邦德一千英镑奖金。可以说，时年34岁的邦德为英国戏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仅凭这一点，他足以彪炳史册。

　　戏剧的终极使命是公正

　　在邦德看来，人性本无，全凭建构。把生活戏剧化，人之天性使然。我们身上都有普罗米修斯与安提戈涅的基因，戏剧的终极使命是缔造人性和公正。古希腊戏剧、雅各宾剧场分别展示了神、人为中心的时代精神，21世纪的不幸是人类依然靠19世纪的思想来管理社会，大剧院都把自己交给了市场，惯于“造梦”，麻痹观者，美其名曰“净化”。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建构现代两大戏剧体系的教父，然而布氏因陌生化而滑入说教，斯坦尼则过于强调真实而忽视观众。这正是危机所在，也是戏剧的责任所在，人类必须创造一种能够戏剧化自身境遇的戏剧。为了激发剧院的创造性，邦德提出要让演员和观众从境遇中获得能量，而不是从情绪中制造能量。观众和演员都是戏剧意义的生产者，观众将自我置身于角色的境遇中，在见证演员选择的同时做出自我的选择，在选择中获得创造人性和公正的可能。此次工作坊期间，邦德把《单纯》中母亲与儿子争夺背包的行为分解成45个动作，这个逐渐沉重得让母亲扛不起的背包演化为中心戏剧事件的过程，就是把演员和观众推向选择的艰难和必须选择的过程。而《赢了》一剧凭莎士比亚手里的“一张纸”打开了良知与金钱两个空间，用“隐性的客体”探讨了莎翁在作家身份和地主身份间的摇摆和矛盾。

　　从《被拯救》到《柯林五部曲》，看似充满暴力，却是邦德对藏匿于现代性面具下的种种危机的演绎乃至预言，迫使观者在由惊悚编织的戏剧场景中做出孤注一掷、反暴力的选择。通过借助想象力来填补现实与艺术的鸿沟，邦德使观众在艺术与自我的双向对话中去除蒙蔽，在感受戏剧针砭时弊的犀利中向内发起自我检视。他从不直接宣泄情绪或宣扬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用“极致的单纯”、“隐性的客体”诱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认同或不满，令其在久违的庄重与神圣中直面习以为常、隐蔽不彰而又肆无忌惮的丑恶和威胁，从而使我们在不得不回应的境遇中开始担当。在这个人性异化、价值失范的时代，邦德不随俗流的理性剧场把戏剧的意义还给了观众，不仅重新定义了政治剧场，还使行动成为可能。

　　戏剧有很多类型，有些让人似在温泉中造梦，但邦德则以炙烤人性的祛魅让人醒来。假如你不想在温水煮鱼中浑噩迷失而意欲在烈焰中觉醒救赎，那么邦德正适合你。

　　夏延华，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