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翻译送戏曲出国(罗群)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书影

　　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莎翁早已因他的剧作而蜚声全球，英国文化也因而被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可见戏剧艺术之力量不可小觑。而堪与西方戏剧比肩的戏曲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把中国古典戏曲翻译成外语，自然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条理想途径。

　　日前，“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第一批成果由外研社出版，为送中国传统文化“出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该丛书的翻译策略也为今后的戏曲翻译乃至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

　　“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是陈独秀在1904年《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言论，虽然“戏子”一词的轻蔑意味不足取，可他的话糙理不糙。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时期，受教育对广大平民来说是一项较为奢侈的权利，多数人了解历史、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认同往往并非通过书本教育，而是通过戏曲欣赏这种更通俗、更易接触到的渠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并不能识文断字的人说起忠孝节义来却头头是道，为什么在信息传播相对困难的古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体认、守护能在最广泛的民众间代代相传。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也正是看重戏曲的这一特点，“我认为戏曲这种形式比小说、诗歌等贴近生活，对人们影响更大，也更能反映作品诞生时期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的生存状况。”因此，在斟酌将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讲述给西方的时候，他首先就想到了戏曲。

　　其实这个念头早在30年前就萦绕在何其莘脑海中了。上世纪80年代初，何其莘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做莎士比亚研究，发现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所知甚少，中西方戏剧方面的交流做得很不够，于是他就打算将中国的研究成果乃至中国的戏曲翻译成英语，介绍给西方世界，怎奈当时美国的众多出版社都觉得这样的书太过专业，没有足够大的读者群，因而这个想法就搁置下来了，如今才得实现。

　　“读者意识”是关键：

　　写给有英语阅读能力的普通人

　　30年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倒是给何其莘当下的工作提了个醒，“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古代汉语尚有困难，如果把古典戏曲剧本直接翻译成英语，外国人肯定看不懂。”何其莘怀着这样的担忧，慎重地拟定和设计了这套丛书的译者和写作方案。“我们这套书的目标读者不是外国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海外的汉学家，而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英语阅读能力的普通读者。”因此，他选择的译者，绝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并留在国外任教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不仅英文、中文的功底过硬，而且多年来接触的正是我们预设的这些普通读者。”

　　具体到写作工作，也绝不是一句句把剧本翻译过去就能了事的。为了摸索出最佳写作方案，何其莘2008年亲自做了一个昆曲《大闹天宫》的翻译。在剧本译文之前，首先有三章介绍。第一章让读者了解《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文学生涯，了解《西游记》中与《大闹天宫》有关的故事情节；第二章则对昆曲进行概要的介绍，从服装、道具到音乐、唱腔，不求深刻，但要全面；第三章则着重介绍孙悟空形象集中了哪些中国文化的要素。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剧本之前，先对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有了认识。而翻译剧本时除了译台词之外，对于台词当中涉及的中国文化的要素以及舞台表演的效果也做了注释。剧本译文最后，还附有“昆曲ABC”，即一个昆曲小百科，供有兴趣或阅读中有疑问的读者查阅。这样一来，外国读者接受中国戏曲剧本，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这种写作方式对“俘获”预期中的普通读者来说行之有效，“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写作亦照此办理：每本书的字数约为10万，其中剧本译文的比重只占三成左右，而正是另外那七成的文化知识介绍，保证了这看似微薄的三成能够被充分理解和吸收。

　　不必拘泥于直译，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

　　可见，这套丛书的写作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每本书几乎都是以剧本译文为中心的原创作品。何其莘说：“我觉得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时候，没必要拘泥于直译的方式，完全可以节译、选译、编译甚至改写，只要传达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即可。”

　　这一“得鱼忘筌”理念的产生，从翻译家林纾那里受到很大启发。林纾一生翻译外国小说近250种，是中国近代以降最重要、最知名的翻译家之一。而有趣的是，林纾本人不会外语，他的译作都是请会外语的人将小说的大概情节讲述出来，再由林纾增删后，用古雅的文言写出。因而林译小说的许多情节并不忠于原著，但是其典雅的语言和纯正的文学趣味却滋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何其莘相信，经过专家们考量加工的这套丛书，定会与林译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套丛书目前计划出版23本，现已出版了9本，收录了包括京剧《白蛇传》、《秦香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西厢记》以及河北梆子《钟馗嫁妹》等多个剧种的多部经典剧目。这是一次浩大的工程，更是一次勇敢的试水，或许这种翻译模式会给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对外推广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