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芳：多一点跟现实的对话

来深讲述移民城市的乡愁

　　打开台湾广播人、写作者马世芳之前写的书《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有一股浓郁的怀旧感扑面而来。你能看到他在书和音乐中沉浸的童年，毕竟他的父亲是作家马国光，母亲是广播人陶晓清。也能看到他在飞扬的青春里与摇滚相遇，进而让你想起你呼啸而过的青春。

　　这种怀旧持续到他这次的新书《歌物件》，但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新书《借我耳朵》里淡化了很多，却多了一些宏大时代的音乐写作。用马世芳的话说，“我希望除了自己的故事之外，找到一些新的写作源头，多一点跟现实对话的题材。”

　　这两本书将在下半年推出简体版。昨日，马世芳来到深圳在音乐大讲堂开讲座，深晚记者在其下榻的酒店专访了他。

　　1 对音乐多一点认真讨论

　　深圳晚报：您的书《歌物件》、《借我耳朵》现在简体版还没出。我也只看到了台湾版的一点内容，能介绍下新书么？

　　马世芳：这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专栏上的集结。从2010年到2014年5月，在不同的刊物专栏上的文章集结。《歌物件》中有谈十四件纵横音乐史上的音乐物件和我自己的私藏物件。《借我耳朵》可能跟之前的书不太一样，有剖析时代的声音；漫谈台湾音乐人数十年间向世界辐射出前所未见的音乐盛况；溯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等。

　　深圳晚报：好像《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更多像是您私人化的音乐写作，但是到《借我耳朵》里面，多了一些更宏大时代的主题。请问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马世芳：《借我耳朵》是我第一次把所有焦点都放在中文世界，内容也跟当下的联系比较强。之前我写个人的记忆、青春的回忆，就好像自己累积的东西一直掏。这两年，我写文章是希望多一点跟现实的对话和记录，早期写一篇台湾乐坛的故事、人物、小掌故，下笔的角度跟说故事方式也跟之前不一样，“我”的角色浓度会稍微出来一点，但我希望把感情带出来。

　　深圳晚报：那您在写作中走出自我记忆之外，如何将写作方向确定为是与现实对话的？

　　马世芳：台湾这么多年出产了这么多厉害的作品和音乐人，回顾到邓丽君、凤飞飞、一直到罗大佑、周杰伦，他们影响力很大。可是相较于作品影响人心的力量，我们对它们认真的讨论很少。身为一个认真乐迷，我觉得除了看热闹的八卦以外，对音乐应该多一点认真的讨论。所以这些年写音乐希望将这些带出来。从零开始说，怎样既能把问题说明白，又让读者觉得我没有专业背景和知识。我希望你一看就能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看完了也许能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一点。从2010年到2014年，不管在大陆、台湾、香港，都不断有一种时代的焦虑感，虽然每个地方的人面对的事情不一样。我现在大学有一些音乐的课，可以了解到台湾年轻人的想法。我也来过大陆几次，觉得两岸的年轻人彼此欠了解，通过流行歌曲、偶像剧得来的了解其实是最扭曲、最不真实的。我会觉得两岸彼此都应该先放下成见，说故事的进度才刚开始。

　　2 写作从来都不容易

　　深圳晚报：您的身份有广播人、写作者，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您这两种身份？

　　马世芳：我没有在任何单位上班，都是在打零工。从养活自己来说，广播每周做一期两个小时后的节目，肯定不赚钱。我也不太当它是工作，没什么业务压力，爱访谁访谁。做广播二十五年，我敢说我是专业和资深的。

　　但写作跟广播不一样，如果有一个我尊敬的作家跟我说我写得好，我会非常非常开心，在写作上来说，尽管写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业余。文字上有很多高标，我觉得一辈子都追不上。

　　深圳晚报：那您平时写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马世芳：头两天就会想主题，要写什么，写作前一天开始焦虑。

　　每次写文章像是在凿井，一铲子一铲子往下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凿到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挖到，有时候挖到的水质又不好，从来没有井喷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就这么滴滴答答得写着，对我来说，从来都不容易。

　　深圳晚报：看您以前的书，能很清楚知道您在音乐上的脉络，不知道您在阅读和写作上是什么样的情况？

　　马世芳：因为我父亲是作家，小时候也做过作家的梦。追求堆砌的辞藻，标点用的也华丽，可能老师会给高分，但将写作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自觉就比较晚，高中接触到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60年代的现代诗人，他们将语言实验做得很极端，很开眼界。后来读台湾作家年度选，把台湾当代比较著名的作品都看了，也看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沈从文、鲁迅、老舍、曹禺也看，但是完全看不懂。还有翻译文学也看了很多。

　　大学时很喜欢香港作家西西。她对我影响很大，《我城》让我了解到，原来伟大也可以是温暖的；伟大也可以是明亮的；伟大也可以是举重若轻的。后来读到汪曾祺、周作人，内心才比较沉淀的下来。

　　前几年看董桥的专栏，觉得他很厉害。文章没有不避免的零件，又写得很舒展，篇幅有限的时候，该收就要收——这点是我从他的文章里学到的。

　　3 乡愁不仅是在别后涌起

　　深圳晚报：您这次来深圳定的主题是“乡愁 土地 歌”，为什么选定这个主题？

　　马世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台北也有点像。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很少，多半也是移民组成。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现代化过程跟所有开发中地区一样，有城乡人口的流动，《鹿港小镇》、《一样的月光》就记录了这种情况，在歌中对现代化都市有一种敌意。

　　青年人对现代化的敌意是一个很有趣的题材，但这些歌形式又那么摇滚、现代先锋，精神上却那么温情，是这个时代很特殊的。

　　还有，乡愁一定是有空间或心理上的距离。现在有一些台湾的原住民朋友重新建立族群认同。但他们在历史上曾一下子变成日本人的名字，一下子变成汉人的名字，想想是有点悲哀的事情。这很像陈建年在2000年时的金曲奖《乡愁》：

　　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

　　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

　　为什么心绪会无端得翻腾

　　只因为父亲曾对我说

　　这片地原本是我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