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与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是中国文化？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中国文化绝不等同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天下，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是“束发右衽”还是“披发左衽”，孔子把发式和服装的不同看成是夷夏之别的最直观表现，显然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观念。由于孔子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一概略的说法在后世流传广远，至今把“披发左衽”视为野蛮，视为与文明的区别。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根本所在。

　　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当然，文化融合一般以文明程度较高，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强为后盾的文化融合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文化，促成不同文化的融合，吸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合成一种更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我们从中国人文地理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北方，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匈奴、东胡、林胡、楼烦、乌孙、西域各族，这些少数民族大都以“戎”、“狄”的名称出现在史册。其中，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自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49年南匈奴降汉，节节南迁，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其后，汉族与匈奴的关系虽出现复杂多变，但总的趋势是民族融合。

　　东北早在商朝初期居住着一个古老民族东胡。乌桓和鲜卑是东胡部落联盟中两个比较大的部落集团。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灭掉了东胡。东胡剩余部落长期受匈奴的统治。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击败了匈奴，迁乌桓入塞，结束了87年受匈奴统治历史。

　　西北山陕高原及河北太行山的东麓，主要是北狄，在春秋、战国时分散华北平原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中部。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指出：“秦、汉、三国时的狄人，除了姓氏以外，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民族特征了。”

　　西南的氐和羌都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商代就先后出现于历史记载。到了隋、唐时期，氐族已逐渐汉化了；羌族中居住在秦、陇地区的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还有一小部分居住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为羌族，屡世绵延至今，和汉族的历史是同古同今。

　　由此可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趋势，既是汉族与多民族古今同在的历史，又是汉族与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

　　目前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底本一个不可忽视的倾向，就是“选篇集萃”，缺乏文化内容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个问题是导致阐释中国文化缺乏深度和肤浅的基本根源。我们认为，文化只有在客观地反映人类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活动的真理性认识的时候，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是各种文化思想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驱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厚德载物，具有充分的精神底蕴和活力，所以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不断壮大，虽经无数劫难而终能重新走向辉煌。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始终贯穿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

　　比如先秦时期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还有法家、墨家等学派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学术观点、思维方式和代表著作，也就是说形成多元的文化范畴。但很少注意到先秦诸子学说中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元文化思想核心，这就是中国文化元典——《周易》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阴阳相推、日月运行，是变动不居的，这正是中国元典文化的认知思维和根本精神。

　　《周易》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一阴一阳之谓道。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展开提供了一种会通的可能和向度，其有关内容和核心范畴则成为儒道两家思想内在延展的基点和前提。《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孔子喜《易》、读《易》、学《易》、解《易》的明确记载。《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们再看《周易》与老子的关系：有无对举的哲学范畴，来源于《易经》；到了老子手里，则被大大地推进了、发展了。老子在《道德经》中首先从思辨哲学高度提出了道的“无名”与“有名”问题，接着，便论述有无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有无相生”的著名观点。再看与《易经》《道德经》齐名为古代三大“经”书的《黄帝内经》，是一部具有人文科学特色的医学著作。阴阳学说是《黄帝内经》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防治和养生等的重要理论，贯穿在各个方面。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等构建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依、内外相关的整体。简括地说，先秦诸子百家虽然个性纷呈，但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元典文化的认知思维和根本精神。

　　中国元典文化产生的时代正是人类文化上的轴心时代。中国古代的圣人有孔子和老子，古印度的圣人有释伽牟尼，古希腊的圣人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都相隔不到50年，出了4位对东西方文明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思想的创始人，西方哲学往上追溯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我们现在谈中国的思想史，就不能不谈儒家和道家。所以这个时代曾被称为人类文化上的轴心时代。

　　作为中国文化轴心时期的杰作——《周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所表述的自然哲学、人文哲学等思想，无不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文化所有重要的思想与理论，都没有脱离《周易》的“思考和创造”，都离不开《周易》提供的“精神的动力”。其中“阴阳”的生化构成是《周易》的核心思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易传》自觉地顺应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提出了著名命题：“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从《易经》到先秦诸子所共同组成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史，始终贯穿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

　　力避文化内容的庞杂散漫，除却强调中国文化的整体观而外，还要突出具体的多元的文化范畴，来体现它内在的系统性和整合性。比如佛教在中国历经近2000多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可以简捷地概括为佛教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以后，隋唐时期创造了中国禅宗和观音文化，形成中国佛教的范畴。特别是观音在中国的世俗化后，由男变女，寻声救苦，解危救困，传播佛法，普渡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过程中，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对铸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构建民族的传统伦理，有着重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化整体观的视野审视，把握不同的文化范畴，才能准确地解说具体的文化现象。比如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流传最广、普及面最大的一个范畴。但由于封建帝制的覆灭，龙文化与现实生活形成断层，人们对在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龙之九子的形象，也逐渐陌生了。但历史文化遗址留存下的龙之九子的形象，几乎遍布所有文物古迹的地方。而有意思的是龙之九子个个不像龙，都是龙的变形：如庙宇宫寺里驮着石碑形如乌龟的是龙之子赑屃；蹲在殿宇屋脊上形如兽喜欢望远的是龙之子螭吻；立于监狱大门左右，形似狮虎威煞镇邪的是龙之子狴犴；古钟上犹如一个兽钮，性好吼叫，有神力的是龙之子蒲牢；经常出现在钟鼎彝器上好饮食的是龙之子饕餮；刻在香炉上好烟火的是龙之子狻猊；装饰在武器的柄把上，怒目而视，性好杀的是龙之子睚眦；佛像立于桥柱头上，性好水的是龙之子蚣蝮；形如螺蚌，性好闭口，立于大门铺首的是龙之子椒图。这些龙子的形象因个个不像龙，所以有的就以形取貌，解说成各种兽类，与龙文化相差甚远。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这才是需要我们大力开掘的根本内涵。而恰恰这个根本问题还没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周易》作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源头之一，其“观物取象”的认知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哲学、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而巨大。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锻炼成长和提高的。阴与阳是对立面的统一体，呈现相反相成的状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互依互反，生生不已，变化无穷，这便成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也就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源。《易经》重要思想是强调“变”，“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万物以阴阳之道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从根本上说，大自然的运动变化，是《易经》系统的内在变化的蓝本。要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机警灵活，不拘常规地运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恰当有利的位置。因此，它倡导的谦虚谨慎、勤恳诚实、积极作为、刚健柔顺、自强不息等精神早已内化为中华的民族性格，积淀为中华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再比如《黄帝内经》在现代社会，不仅国人视为瑰宝，而且越来越被欧美以及日本等国重视，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当代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讲求生活质量的思想相契合。《黄帝内经》中关于“天地人相参”的思想是处处体现的。人体内的脏腑与体表、肌肉、五官七窍都有联系。因此，任何一个局部，都与整体有联系，都可以反映在整体的理念基础上。由此提出一套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法，其中有防重于治的可贵思想。最典型的就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大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目前，“治未病”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

　　当前有些人说“简化字隔断了中华文明”，其实，恰恰相反。简化字早在《说文解字》中就出现了。“與”，左右下全删掉，简化为“与”。《说文解字》说这两个字相同，也就是说在古代是异体字关系。“蟲”，下面全删掉，简化为“虫”。在《说文解字》里是两个字，而“虫”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比“蟲”还要早得多。“复”是“復”的简化字，而在《说文解字》同时都收入，只是“復”后来很少用了。当然这里仅仅举几个例证而已，下面略展开说明。

　　《朱自清讲国学》将《说文解字》列为首篇，表明其在中国文化体系构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学术价值。《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可称得上是辞书史上的奠基之作，对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训诂学上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其功不在禹下”的崇高地位。同时也闪耀着睿智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理性光芒，现代汉字是由历史上的隶书、楷书直接演变而来的，它们中一部分是繁体的简化字。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人文需求和精神价值成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共简化汉字2236个，90%以上都是历史上出现的俗字，像甲骨文中“从”后来演变为“從”；

　　甲骨文中“云”，后来出现“雲”，便和“说”的语义相分离了；甲骨文中“气”，隶变以“氣”代“气”。像秦汉时期，出现了许多简体字，如“報”简化为“报”， “東”简化“东”， “當”简化“当”， “稱”简化“称”， 書→书， 樂→乐，車→车，貝→贝等。像唐宋时代出现“飛”简化“飞”， “糴”简化“籴”， 塵→尘 ， 鼕→冬，齣→出等，元明清大都如此，就不一一例举了。可以说，简化字是专家把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俗字选择出来，经过整理和改进，其写法只能有一种，又以法定的形式公布出来的。半个世纪实践证明，汉字由繁趋简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简化字既符合《说文解字》归纳的中国造字的规律，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发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无论传承还是向外宣传中国文化，都应把这一部分作为核心内容。

　　上面简略地点明中国文化带有倾向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些问题摆出来，是因为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经纬交错的交叉点上，要实现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又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因此，我们必须搞清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和多元的范畴？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