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梁启超传》：晚清“自改革”的内在逻辑

　　2012年9月，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出版。这本书试图通过梁启超及其生平经历为枢轴，以其生平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从而立体展现近世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进程。应该说这种结构是成功的，此书不仅重新唤起知识界以及传媒界对梁启超政治及思想遗产的讨论与再评估，这种反思还波及到大众阅读层面，也使其成为年度热门，获得“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等诸多奖项。他新近出版的《君主立宪之觞：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则是对这一研究的继续，甚至可以说是《梁启超传》的续篇。只是，这次他选择了一个更为微观的视角——即梁启超矢志以求的晚清“自改革”历程。虽然这场探求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断，然而其内在演进的历程，其失败的根源及后续影响绵延至今，是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中国，尤需回顾与反思的问题。

　　“自改革”一词，首见于龚自珍的政论文《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其意思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与其相对的“劲改革”，自然就是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这篇文章据考订写作于1814年至1815年之间，龚自珍只有二十四五岁。嘉、道以后的清王朝饱受鸦片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之苦，政治和社会危机已显露无疑，龚自珍甚至预言道：“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时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行将结束，他们凭借自身的实力迫使英国人放弃收复殖民地的意图。当时人认为龚自珍所言过于“激厉”，然而我们看看二十余年后鸦片战争所遭遇的挫败，以及此后的洪杨之乱、义和团战争等，不得不佩服龚自珍的远见卓识。

　　此前的传统历史叙事，习惯于采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改革意识，进而催生出“洋务运动”至晚清废科举、行宪政等系列改革。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从帝国的内部长程的历史演进——包括经学的内在裂变——入手，探究晚清“自改革”的内生性。虽然“自改革”一词由魏源首倡，然而此寻求变革的传统却可回溯至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知识分子有感于亡国之痛，对宋明理学提出的反思，也更注重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的学问的探求；此后所谓的“康乾盛世”文网密布，知识分子为了避祸只能转向汉学——即所谓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这也导致传统经学内在的系列变革，最后走向汉宋学的调和折中；待至嘉、道时期清朝内外的敌人已经肃清，政府对言论的管控也渐趋放松。嘉庆四年(1799年)洪亮吉上疏呼吁改革，直指嘉庆当政不勤、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吏治未肃等问题，随即被放逐新疆伊犁。然而，次年大旱，嘉庆帝为此下“罪己诏”召回洪亮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意义是空前的：一方面它结束了此前万马齐喑的局面，同时也为后来者建立了足资仿效的知识分子论政的传统，堪称要求自改革的“历史的先声”。

　　龚自珍吁求变革的观念有其历史渊源，在当时也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时代风气使然。与他同时的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都是先行者，及至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针对时弊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戊戌变法中，此书甚至被光绪帝颁发给各部门作为参考资料。这就是梁启超“自改革”思想的历史背景——如同龚自珍，梁启超也并非凭空而起，而是附生于这一传统之中。

　　咸丰以后，晚清的“自改革”之路，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吁开始变成上下共识，造就“同光中兴”之局。可惜，这一阶段的“自改革”还是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面，甲午一役，号称当时亚洲最强大海军的北洋舰队被日本彻底摧毁，也标志着这一阶段自改革走到尽头。然而，这种局限性并非当时人没有意识到，而是其时庞大的“历史惯性”使然：据解玺璋分析，当时的洋务派主导的改革，始终处于夹缝求生的状态：一方面要顺应慈禧文化保守的一面，才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同时还要面临来自所谓“清流”和守旧权贵的攻击，“他们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在惨败于此弹丸小国，遭受丧权、割地、赔款等耻辱，举国震动之下才有可能突破此固有惯性，使得改革深入制度层面。义和团战争之后，面对来自国际的改革压力加剧，又把“自改革”往前推了一把。

　　在此书的研讨会上，秦晖说中国人只尊重权力而不尊重王权。梁启超也曾经历过一番摇摆，甚至筹划自立军意图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权，拥立光绪实行君主立宪。然而，最终他还是回转到改良一途，办报纸、写文章，力求“再造新民”，改造社会基础。可是，立宪派所面对的状况与维新派何其相似：清政府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慈禧光绪死后，新上台的满族少壮派政治经验不足，却借助立宪疯狂揽权；种种举措又加深了满汉矛盾，并把原本对政府抱有希望的士绅阶层，一步步推向革命。面对如此世局，他唯有感叹道：“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革命与立宪竞赛的快车道。1911年武昌首义，老大帝国的丧钟被敲响，也敲碎了梁启超的维新旧梦。从此，中国步入暴力革命的死循环。然而，辛亥以后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梁启超等立宪派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不可低估，亦可谓“功不唐捐”——历史终究不是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