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节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09日16:37 来源：谭践

　　这是一部宣传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书。作者10年跟踪采访，三载精心创作，真实地再现了泰山脚下一个失地村庄——粥店十几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变化历程。三千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以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为班长的“两委”班子领导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从泥淖中抽出身来，励精图治，绝处逢生。而今，这里的学习坚持了10年之久，这里的孤寡病残老幼得到特别关爱，这里的创业者有足够大的舞台，这里的居民生活丰足、温文儒雅……

　　血腥一日

　　粥店村民和某些略知粥店根底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村里发生的一件大事。

　　那是1992年8月7日。

　　一个年近半百的村民，以杀猪为业，通常农村把这类从业者叫做“杀猪匠子”或“杀猪的”，此人却另有一个外号“捆天月子”，意思是能耐很大，能够把天捆起来。这天中午，此人独自喝了一顿闷酒，勾起了心中一桩巨大伤心事——儿媳怀孕好几个月了，因不符合生育政策，村里动员着流了产，流下来一男婴。醉意朦胧中，他身着青衣，手提杀猪刀，赶往村委。此时还不到上班时间，天气燥热，树上蝉儿歇斯底里地叫着，当时分管计生的村委副书记孙玉林正在一个西瓜摊前跟摊主聊天，见了远远走过来的“杀猪匠子”忙招呼道：“二叔，坐坐吧。”二叔凑过来，倒背着手，支吾着，不坐也不说话，猛然挥刀向孙玉林砍来，孙玉林大惊，慌忙躲闪时，胳膊、肚子已中了三刀。孙玉林慌忙逃脱，杀猪匠子又闯进村委，将会计刺伤，转而回到村内计生主任宋其翠家，将其刺死，随后自杀……

　　一股血腥气骤然间笼罩了粥店。

　　一向默默无闻的粥店村因而“名声”大振。

　　时至今日，当我到孙玉林家中采访时，他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夜里有时候梦到那天的场景，还会吓出一身虚汗。本来健壮结实的他，经过那一劫，身体完全垮了，成了医院的常客。

　　这一天是黑色的，是粥店村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

　　这一天，将村干部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谁都不愿干了。一时间，村委会院落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秋风吹过，落叶飘零，严冬似乎早早地来到了粥店。

　　后来人们将这一天发生的事称之为“八七”事件。

　　村干部人人自危，村里工作陷于瘫痪。

　　粥店——猪圈？

　　村子乱成了一锅粥。

　　最大的“乱源”是土地调整。粥店村当时有人口2810人，耕地2396亩，其中小麦1740亩，果园656亩，鱼池30个，180亩。根据规定，村里每3年调整一次土地，由于个别村干部办事不公，多的是人情地、关系地，你和村干部关系近、交情好，就能分到好地，否则只能任凭摆布。村民意见纷纷，又无力改变，只能用消极办法以示抗议，有的不交提留，有的拖欠承包款，有的乱挖鱼塘……村里的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等各种会议，任你强调多么重要，硬是召集不起来。似乎人人窝了一肚子火，像被激怒的公牛，吵架的，斗殴的，骂大街的，处处点火，处处冒烟，真是乌烟瘴气，一团乱麻！村民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只能自暴自弃，有几次投票选村干部，有些人竟然将票投给了村里几个“嘲巴”(方言：傻瓜)。

　　几家小规模的村办企业建筑公司、石灰窑厂、砖厂、家具厂等，因为管理不善，几乎全部亏损！全村贷款达50多万元，其中30万元已到归还日期，金融部门已多次催讨。村里无计可施，已决定变卖土地和家产了。

　　粥店村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无力投资公共事业，村里小学、幼儿园、卫生室等，全都破烂不堪，勉强维持。村中大大小小街道，全都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遍地。村西南设有集市，逢阴历的二、七开张，村子是必经之路，遇上雨天，四邻八乡来赶集的人一踏进村子，便不由得皱了眉头，千难万险地涉过了泥水，回头扔给粥店一个“荣誉”称号，啥粥店啊，干脆改名儿叫“猪圈”吧！

　　以前，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号，粥店人颇为气愤和不服；这次，连粥店本村人也觉得，这“猪圈”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新人出山

　　1993年和1994年，先后有两位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一位干了不足一年，一位干了一年多，却有半年多生病住院。这位书记是个大老粗，开会发言，得有人给他写材料，不认识的字，还得注上个“白字”。两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胜任，上级党组织只得着手再选，将全村党员来回扒拉了几遍(此时刘梅元还不是党员)，竟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无奈，1995年3月24日，上级党组织将粥店办事处机关干部梁延平派来，担任粥店村党总支书记(此前为党支部)。对此，村里的传言是，办事处领导跟梁延平谈话，说，你把粥店这个弯拧过来，要不就别回来上班了！

　　梁延平的压力可想而知。

　　梁书记虽然也是粥店人，因常年在办事处工作，对村里情况并不太熟悉，工作一时无从下手。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好帮手，这个人便是村委副主任刘梅元，分管社会治安和民事调解，兼任村建筑公司副经理，干着两样工作，只拿着建筑公司一份报酬。早有人跟梁书记介绍说，刘梅元为人正派，善谋事，能成事，却行为低调，在哪儿都像一头老黄牛，脚踏实地，任劳任怨。此人无不良嗜好，却酷爱看报、学习，在建筑公司和村里威望很高……

　　他还更详细地了解到，刘梅元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和实践，拿到了建筑工程师职称——那时，农民评上工程师，还是很有场面的事儿。梁书记庆幸遇到了一位能够信任、可以依靠的人。在随后的分工中，村委工作由梁延平负总责，梁延平不在家时，由刘梅元代管政务。同时具体分管企业，并任治保主任、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这样，名义是副主任的刘梅元实际上履行着村委主任的职责。他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全身心扑在村里工作上，配合下派书记，使大乱之后的粥店获得了初步的休养生息。

　　1996年1月15日，村委换届选举，刘梅元被正式推选为村委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此时，他还只是一位转正不久的中共新党员。

　　1997年3月22日，天边刚刚滚过第一声春雷，刘梅元又被任命为粥店村党支部书记。

　　在由上级党组织主持的权力交接仪式上，在“两委”会、全体党员大会上，刘梅元谦虚地宣布：“本人服从组织决定，但自感没有这个能力担此重任。在任期内一定团结其他同志，继续做好本村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今年的调地工作！”

　　显然，这算不上“豪言壮语”，也许更多的还是“低调”。私底下，刘梅元还要“保守”得多。鉴于村里十分复杂的局面，他对于自己这个书记能否干长，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但他打定主意，即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要把钟撞响！

　　几句朴实无华的话，掀开了粥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重塑粥店

　　

　　1.第一笔捐款

　　粥店村西有河，名畔河，发源于泰山西麓，宽约百米，自北向南流60华里，注入大汶河。水流长年不断，雨季河水暴涨，便会阻断行人，村人耕种、客商过往均极为不便。至清中叶，本村石匠姜桂松捐资修建石桥，名曰“通西桥”，粥店始成“通衢”。史载，姜公“不知书，以攻石起家，豁达好施，于贫乏多所赈贷”。相传，通西桥建成后，也有人说，姜石匠修桥不为别人，单是因为自家的地在河西，修桥只是为了自家耕作方便。姜石匠也不分辩，继续“攻石集资”，陆续又捐资修建了大汶河漫水桥、司家庄桥(又名广济桥)、三里庄桥，均有石碑为证。修桥石料，系几里外的枣行村所出，现枣行北有一片山坡仍叫姜家石窝。姜石匠后来被誉为“姜鲁班”，进入了泰山的光辉史册。

　　此时，刚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刘梅元漫步桥上，可谓感慨良多。2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不知书”的村民姜鲁班即有此几大善举，时至今天，绝大多数人早应该“知书达礼”，为何村子仍乱得几乎无法收拾？光滑的石板桥上车辙深深，一项善举，方便百年多少人？他记得，9岁上学那年，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专门给他讲过一个寓言，具体内容他已忘了，但寓意却深深刻在心上：人活着，要先为他人着想，再为自己着想。那时，爷爷所在的互助组，就在他家里办公，仓库也设在他家，爷爷的寿棺，用来盛了互助组的种子。仓库从不锁门，也从没丢过东西。(当时的会计刘广汉说，刘家一家三代他都认识，都是公认的忠厚人。)如此淳厚的民风哪里去了？如何才能重树村风，唤回曾经的淳朴？

　　刘梅元苦苦思索着……

　　1997年4月12日下午，村民、家具厂承包人赵泽奎、孙继林将1996年奖金捐献给了粥店小学和幼儿园。赵泽奎捐出全部奖金1000元，孙继林捐出全部奖金200元，另外当场多捐300元，共捐500元。

　　近几十年来，粥店村第一次有人无偿捐出如此“巨款”，刘梅元感到，这是一次重树村风、再塑粥店新形象的大好良机，便邀请了办事处倪庆军主任、宣传办张继峰、教育组孙新财来村里举行捐赠仪式，刘梅元及村委成员姜兴国、丁林香、王安荣及粥店小学校长梁传义一起参加。

　　当赵泽奎、孙继林分别将捐款双手递给梁校长时，大家热烈鼓掌。

　　此次活动拉开了粥店无偿捐资的大幕，从那时至今，粥店村每年都举办一两次捐助活动，无偿捐献已成为粥店人的时尚。村里用所捐资金设立了救助基金，随时救助需要的弱势村民。

　　2005年，姜公桥曾被洪水冲垮，粥店村投资8万元重修。历经岁月磨洗的石桥，又加进了新一代粥店人的义举。

　　2007年，姜公桥被列为泰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实，更重要的，石桥蕴含着一段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感，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更为恰当。

　　此时，粥店也已脱胎换骨，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了。

　　2.“村约”发威

　　无处不在的粥店乱象，让很多正直忠厚的粥店人揪心。刘梅元分析，村子之所以乱，是因少数人只从一己私利出发，任意而为，而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对于违法乱纪的事，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平头百姓就更没理由管了。正直的村民对违法乱纪的人有意见，对村干部更有意见。

　　坏的风气得不到抑制，好的风气就难以形成，村里的各项事业就得不到健康发展。而要根治多年的痼疾，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除发动村干部、党员率先垂范外，还必须有一部考虑周到严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根本大法”。

　　1997年3月28日，到任一周的刘梅元主持召开村党总支会议，当众宣布，书记工资按上级规定是404元，他仍旧拿380元；其他两委成员、工作人员按规定分别上调。针对村里工作人员作风拖拉、不按时上下班现象，实行全天候考勤，规范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严格控制招待费、办公费支出，厉行节约；讨论通过粥店村基层组织建设计划，决定本年度培养村民梁传法、梁兴海、梁晓等3名入党积极分子；讨论并通过1996年3月31日由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讨论的《村规民约》——一套治理粥店村的规章制度诞生了。

　　同时，连夜分别召开党小组长、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学习党章及有关廉政条例，严肃党的纪律，重树党组织和党员威望，鼓励全体党员做好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全体村民的表率。

　　对好的风气大张旗鼓地宣传，坏的风气则严格执行《村规民约》，以铁的手腕对付那些违法乱纪之人。

　　“村约”规定，禁止在河道以外的任何地方挖沙。一村民违反规定，刘梅元亲自找到他，跟他谈村里的规定，他羞愧地停止了，并按要求恢复了地貌。

　　为制止村民互相攀比房高的陋俗，“村约”统一规定了房高，超出者予以罚款或自行拆除。但仍有部分村民不予理会，随意超高建房。村里组成测量队，由周庆贵、姜兴国亲自带队，实地测量疑似超高房屋，发现有几家新建住房超高，责成这几户自行拆除。

　　一果农未经允许在北果园挖蓄水池，村里集体研究形成处理意见：损坏果树按《森林法》有关规定处罚，果树按年产果50斤计算，按3倍处罚，每损坏一棵责令其补栽两棵。蓄水池按面积增加承包额，即每亩水面每年100元。法制面前，该果农坦诚认罚。

　　有少数不孝子女打骂老人(有一人与老母亲争执某事，竟拧断了老母亲的胳膊；一老人下跪向儿子索取养老费而不得)，拒付赡养费，这也违背了“村约”，村干部找上家门，勒令该不孝子到村里，严加批评，耐心说服教育，直至子女给老人道歉，如期如数交上赡养费。如再违犯，就要张贴上墙，暴露在全村老少爷们跟前。人要脸面树要皮，老少爷们跟前脸皮厚了能对付过去，还有孩子呢，孩子还有同伴、同学呢，孩子因此受了歧视，在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就剜了爹娘的心头肉了——不得不含羞改正。

　　对欠村里果园、鱼塘、企业承包费的，由周庆贵、姜兴国负责，派村里得力人员一家一家催交。现任村委委员王安荣当时是“第一清欠人”，原来一些承包户，觉得承包是集体的事，总想找各种理由少交点钱，要不就拖着不交，似乎谁拖的时间长谁有能耐。按规定准时交的，倒成了傻瓜蛋，成了一些人耻笑的对象。现在不行了，你如不准时交承包费，又无正当理由，村里立马与你中止合同，与别人另行签订。承包毕竟有利可图，谁也不会眼见自己碗里的肥肉落在别人手里，又看到村里一视同仁，都顺当当地交齐了拖欠的承包款……

　　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规民约》多次重新讨论，重新修订，既约束着村民的行为，又是村民的保护伞。

　　3.旧貌新颜

　　集体收入回笼后，村里有能力为村民服务了。

　　投资改建、扩建了卫生室，修缮、绿化了学校、幼儿园；

　　美化、绿化粥店河两岸，昔日旧河道，成为粥店村一条风景带；

　　整顿村容村貌，清理路旁垃圾、粪坑、柴草、沙石等杂物，主要街道路面硬化；

　　治理小东河污染，让两岸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的村民用上放心的自来水；

　　新上100KV变压器，不再因用电超负荷经常停电了；

　　同时，他们还多方筹措资金，购置6台打麦机及一批农业机械，无偿为村民打麦子；投资数万元，购置水力设施，免费为村民浇地。稍后，村民的“三提五统”、医疗保险也由村里统一支付，免除了村民的所有负担。

　　老年节为村里60岁以上的每位老人发一条毛巾、二斤白糖，虽是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啊！

　　那些日子，刘梅元和村委一班人，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上午还衣冠楚楚在会议室主持教授们的讲习班，下午就光着膀子来到地里，和村民一起抬电杆，架电线，修水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刘梅元至今还记得，一根电杆六七百斤重，几个人一下午不停手，晚上回家累得腰酸背疼，饭都不想吃了。

　　此时，刘梅元家中还种着7口人的地，除他一家5口，还有母亲、弟媳的，一共4亩多，有些地块孬，分得还要多。他是家里的主劳力，得先把集体的事干好，才能回家干自己的，麦秋两季，抢收抢种，累得要死。那时，村里还处在拨乱反正期，有些村民因为浇地、打麦等琐事，一不合适就吵架；还时有停电或者机器故障，有人来喊，他都得扔下自己正干的活路去处理好，回来才继续干自己的……

　　刘梅元对我感叹道，那时下了多少力啊！

　　年底，评选出“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科技致富能手”，村里的锣鼓队敲锣打鼓把牌匾和奖品送到家门，引来多少由衷的赞叹和羡慕的目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无论村庄外部形象，还是粥店人的精神风貌，都焕然一新，再也没人说粥店是“猪圈”了。

　　这是刘梅元治村迈出的可喜一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思想观念还会不断变化，刘梅元和村两委注定还要经过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

　　公道之地

　　1997年早春，田边地头的野草还没冒绿芽儿，一场关于土地的话题已在村里暗中议论多时了。其时，土地承包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粥店属于丘陵、平原交叉地带，土地有肥有瘦，肥的地插上根拐棍能发芽；瘦的地，你就是像伺候亲老子一样，它也不领情，硬着心肠不给你回报。对于庄稼人来说，能够承包一份好地，等于交上了好运，似那平地里捡到了金子；如果承包了孬地，则无异于交了恶运，丢失了宝贝，一连几年都会感到窝心。

　　所以，为了承包到好地，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几千人的大村子，家族、亲戚、朋友、同学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内中亲疏远近又各不相同。大权在握的村、组干部便成了全村瞩目的焦点，调地前，请客的、送礼的、拉关系的，挤破了干部的家门。调地时，有人如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只苦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家，眼看着一些上蹿下跳的人承包到了好地，而自己名下却是一些边角余料，心里那个火啊！还有人分到的地不如愿，抱怨村里不公。于是，告状的、吵架的、骂人的，撸袖子攥拳头找村干部打架的……乱哄哄一盘散沙。

　　以前，几乎历次调地都是如此。

　　现在，村里新换了书记，还会像以前一样吗？村民都在拭目以待，有些脑瓜精灵的人又像从前一样开始四处“活动”了。

　　很快，这些到处“活动”的人都碰了“钉子”，带回来的消息是，今次调地大不同于往年，村里已经组织人马，将每块地估产后，按高产和低产两种，再根据各组人数，分别搭配编号，最后由每家代表抓阉，抓着哪块是哪块！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村民们将信将疑，空气中充满了期待的味道。

　　果然，村子显眼处张贴了几张大红“告示”：全村所有地块都标着号，似在等待大家认领。“告示”说，如有何意见，可以到村委提出，如无意见，三天后，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按此标号抓阉决定各户承包地块。这个办法可真公正，也真新鲜！告示前，挤满了张眼观望的村民，大家评判着，争论着，感叹着，总之一句话，新村官要有“真事”了！

　　还有更令人叫绝的，正式抓阉前，先抓顺序号，按抓到的号依次开始抓“地块”，这样，等于又加了一层“公正”的保险。

　　几天后，全村12个村民小组顺利完成了调地任务，面对自己名下新的承包地，村民们心服口服，反觉得以前为分地打架斗殴的丑事恍如隔世了。

　　如此强有力的举措，如一阵大风，吹散了多年来笼罩在村民头上最厚的阴云，晴朗的天空下，村民们甚至觉得喘气也比以前匀和了。

　　还是原来的土地、原来的村民，只因采取了公正的办法，效果竟有天壤之别！

　　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时至今日，参与当年分地的居委会副书记姜兴国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分地，比现在征地还难，调这儿不合适，那儿不合适。有的骂骂咧咧，甚至想揍人。我带着一个组，周庆贵(现居委会主任)带着一个组，先摸清地块，哪个好，哪个孬，甚至一块地里也分出孬好；再定产量，把整个地里全部情况摸起来。你这个组里，总的人口是多少，应分多少产量，哪块地多少产量，得分多少块。然后再召集全体村民，说明情况，每个号都是两块，一个好一个孬，然后张榜公布3天，没疑义，就开始分了。从开始到分下去，我带的组分了4个生产队，200多户，有八九百人的样子。大约得分将近20天，分的时候倒快，但前期熟悉地块、定产、摸情况，得5个多月，你想想，全村近3000人，3000多亩地，这样一块块标出来，分下去，得多大的工作量？！”

　　在刘梅元任期内，这样的调地共有三次，每次都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刘梅元和班子成员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这样的理念：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怕麻烦，不但要有担当的勇气，还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一家人的田园

　　在村西北坡，有一片荒地，大约六七亩的样子，原属生产队，因是丘陵，土薄石多，又无水井，基本靠天吃饭，也没有路，不适于耕作。长期下来，便成了荒地，村里收上来，对全村招标承包，价低到每亩60元，愣是无人问津。村里找到几位种田能手，力劝他们承包下来，还是无人应承。眼看着种植季节将到，身为村主任的刘梅元自告奋勇，将这片地承包到自己名下。他还做出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自愿提出加价40元，每亩60元没人要的地，他竟然出到了每亩100元！

　　村里人都知道，刘梅元也是种田能手，他种的小麦年年丰收，每年打下的2000多斤小麦，总是早早被街坊邻居抢着换做麦种；自家产的颗粒饱满，换回来的却是又小又瘪，刘梅元也不计较，反而有点小小的成就感。村民们不知他有个种麦的“诀窍”：美国的免耕法，是他从《参考消息》上学来的，省力又高产。不过，这个法子他没公开，一是说了别人也不信，二是也怕别人说他懒啊。

　　这次包下地来，刘梅元没有搞传统农业种植，而是率妻子、儿媳、闺女一齐上阵，平整土地，栽上苹果、油桃、日本葡萄等果树，又从废品站购来废钢、铁材料，建起塑料大棚，种上草莓、姜、西瓜等经济作物，自然，全部选了优良品种。平时，妻儿坐阵，他忙村里事顾不上，只得早起晚归，上班前忙一阵，下班后忙一阵。一家人辛辛苦苦，精心侍弄，把片荒地弄得花团锦簇，生机勃勃。随后，刘梅元又建了几间平房，一家人索性搬到地里，以果园为家。北边不远就是储水几千万方的大河水库，空气新鲜湿润，混合着花香、果香、土香，沁人心脾。他是建筑专家，建平房时，留出了增建二层的余地，他想等果园有了收入，就把二层建起来，到时把家当全部搬来——这一切连同念想都令刘梅元陶醉。他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就是马上又面临换届选举，到时就辞了主任，回家专心务弄这片园子，那该多么开心和惬意？

　　不料，1998年换届选举，刘梅元不光没能辞职，又被选为村书记兼主任，一肩挑两副担子。他感到责任重大，硬是辞去了主任一职，由周庆贵担任。

　　转眼几年过去，园中果树早已挂果，各种蔬菜长势喜人，一家人沉浸在即将收获的喜悦中。

　　2000年秋天，一纸通知突然下来，岱岳区委将要在此征地建设区政大楼，他们的果园全部在被征之列，刘梅元的“庄园主”梦被强行打断。

　　此前，作为村支书的刘梅元早已知道确切消息，他完全来得及将开始就规划好的二层楼建起来，拆迁时，一层每平方补助120元，二层240元，他可以多得到两倍的补偿。

　　一些提前得到消息的人都这么做了，但他没有。

　　按有关规定，刘梅元得到了十几万元补偿，他大略算了算，已超过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投入，当即决定，拿出5000元钱资助学校和幼儿园！这笔款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得征求妻子、儿媳、闺女的意见，这些年，果园主要由她们管理，她们出力流汗，操心最多，这笔收入应该她们说了算才是。正如他所预料的，她们一致同意，支持他的想法。

　　第二天，刘梅元将这笔款子交给了小学校长，嘱他给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添置些书籍、学习用品等，校长捧着那沓沉甸甸的百元大钞，激动得只顾连连点头，都忘了说句感谢的话。

　　从人见人烦的荒地，到花果茂盛的果园，再到土地意外被征，获得应得补偿，再拿出一部分捐助村里公益事业，刘梅元甘于吃亏、乐于奉献的精神，恰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做人的辩证法，奥妙不言而喻。

　　也许从中得到启发，几年后，刘梅元又为村里争取了一块一般人看来无甚价值的300亩荒地。没过几年，这块地同样炙手可热，为村里带来巨大的收益。

　　教授到咱田间来

　　漫坡的苹果树开花了，花香弥漫，根据经验，今年将是一个“大年”，苹果会获得令人欣喜的丰收。

　　粥店共有果园近700亩，习惯上，分为北果园、家北果园、南果园、新果园。这天上午，春风习习，凉爽宜人，村里请来了山东果科所专门从事果树研究的专家，一位是尹姓教授，另一位是温姓专家。两位专家来到村里，也没到办公室，直接由刘梅元陪着去了北果园，早有果农迎上前来，握手、寒暄，接着是咨询和解答。

　　一位果农拉着两位专家来到一棵粗壮的果树前，果树枝繁叶茂，但去年却没有得到理想的收获。果农问，为什么？专家耐心地指导：某些品种有“大小年”现象，消除办法是，修剪时把过多的结果花芽剪去，春天疏花疏果，增施有机肥，秋季或明年春天嫁接部分优良品种。移植部分较大的果树授粉时，可采取人工授粉，以观效果；果树的病虫害防治关键是把握好时机，使对方子用对药……

　　又过了一个月，两位专家再次来到粥店，全村领导和果农早已恭候在会议室了。这是刘梅元召集的一次“果园管理座谈会”，主题是：如何提高苹果的果品质量。面对两眼放光的求知者，两位专家侃侃而谈，从喷药定果型、光照上色到如何减少药物污染，从预防蚜虫如何用药到用何种药能达到最佳效果；谢花幼果期轮纹病初发，干旱天气可减少病菌发病，“金帅”谢花后应多划锄，以形成低湿度空气的小气候……现场问答，现场操作。

　　(摘自《天地之间：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