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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造境

——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王肇民绘画艺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6月09日10:44 来源:中国文化报
百合花(水彩) 54.5×69厘米 1990年 王肇民百合花(水彩) 54.5×69厘米 1990年 王肇民

  李可染称赞他的水彩画“把中国画的用笔、素描的功底、油画的色彩和诗的境界融合在作品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迟轲称他的艺术拥有“伟大的风格”。邵大箴评价说:“他从来不画所谓的创作,从来不按任务布置来画画,但他的艺术始终和时代紧密相连,始终贯彻着一种大气、正直、明亮、厚实的高尚品格,而且终生未变。”

  5月30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州美术学院、北京画院、广东画院共同主办的“匠心造境——王肇民绘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是当代中国水彩画大家王肇民继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11年之后,再次与首都观众的艺术交流。展览聚集了王肇民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油画作品以及70年代至90年代成熟期的水彩画精品,以凝练与精妙的气息,诠释了他对“形”的把握和对气度的坚守。

  王肇民(1908—2003)早年在国立杭州艺专求学,后因参加“一八艺社”被退学,转学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毕业后至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旁听,专攻素描。1958年随中南美专南迁广州,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1987年被聘为终身教授。

  “王肇民先生是我最敬重并给我留下不灭印象的艺术大家。他和家父是徐州同乡,又是杭州艺专的同窗挚友,他们一起参加鲁迅倡导的‘一八艺社’,从青年时期始,他们便共同立志于绘画艺术的探索之路,这种因艺结缘的友谊延续了他们的一生。”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回忆,上世纪80年代,王肇民在广州美院任教,凡到北京办事,一定会来看望李可染并留住家中。“刚刚改革开放时,家中常有海外朋友赠送稀有的美国苹果。每次王肇民到来,父亲马上以苹果相赠,看到那浓艳饱满的苹果,王肇民如获至宝。这不是因为苹果的鲜美,而是因为他得到了绝佳造型与色彩的‘模特’。他便叫我们帮他准备简单的画具,在家中找一处小小的空间,摆上苹果开始写生。他会连画很多张,苹果由新鲜画到发蔫,同一组苹果往往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精彩形态。这件事让父亲和我深深地感动。”

  王肇民早年学油画、做木刻,有过多种艺术门类创作的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如同李可染忽然由画人物画转向山水那样,王肇民把自己的艺术主攻方向转向了水彩画,这一转就是半个世纪。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水彩相对来说是个小画种,从事这一行业很难进入美术史视野的主流,但是王肇民先生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热情不减当年,他把大好年华都用在了尺幅方寸之间,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追索,终于把这个小画种开掘出了大境界。”“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这是王肇民的自作诗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艺术执拗的探索和精神坚守。王肇民从艺70余年,历经战乱的困苦,政治运动的大潮和物质利欲的诱惑,却始终平凡简朴,默默耕耘。他在人们所认为的小画种——水彩画里,在人们所认为的小品习作——静物画里,不露声色默默地走了一条无人相伴的崎岖小路。

  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回忆,1980年的第3期《美术》刊发了王肇民的《画语拾零》,他在文中提出“形是一切”的观念,直言不讳地指出:“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是错误的。”时值国门初开,与吴冠中《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南北呼应,直捣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内容决定形式”之论,他们对“内容决定形式”的批判虽有不周之处,但在文化现代转型中具有启蒙意义。

  王肇民曾说:“学习民族风格,是把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各种艺术品放在一起作同类比较。上自内容下至形式,中至工具和材料,在气质的差别上,辨别什么是中国的民族风格,久而久之,自然明了。”他的创新不是追逐新的技法或概念,而是在对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深刻体会的基础上,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艺术表现上一种内在的需要。王肇民的水彩画别开生面,与传统水彩画不同,与同时代的水彩画亦有不同,具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一反传统水彩画那种透明、轻快的特点,创造了用色浓重、造型厚实、充满张力和强度,同时又极具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气派,在艺术表现上将水彩画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展览展出的《红壶》、《百合花》、《绿苹果》、《残留的玫瑰》等作品中,便可窥见这种西方现代艺术色彩美与中国传统笔法美的水乳交融。这些作品打破了一般水彩画薄涂淡彩的规范,用色浓重,讲究笔力气韵。一点、一抹或淡雅柔美,或浓艳厚重,已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未曾与王肇民有过谋面机会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对王肇民的艺术探索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评价说,在人们普遍重视外在社会的时候,王肇民在独自重视内心世界;在人们积极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时候,他在平静地研究艺术的本体;在人们积极地追逐时效性的现实主题的时候,他在着力关注艺术的形式语言;在人们追求平民主义政治统一性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知识分子的反思的个人品质。他的创作好像不是为了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而是为了孤寂的自身和永恒的时空。记者 朱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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