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的学术智慧

　　流水不腐，人生易逝。忽悠间，王瑶先生诞生已经百年，而逝世也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王先生曾经发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后，中国人对于“死”的观念的觉醒。子曰：“不知生，焉知死。”然而，或许“不知死，焉知生”更加切近“人”的生命的觉醒吧。

　　人间毕竟有情，今年五月，先生诞生的七日，在北大，随后九日在太原，举行了两场座谈会，缅怀先贤，研讨学术，温馨有加。

　　王先生出身清华，师从朱自清先生。在毕业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中古文学史论》，蔚然成为经典。每年清华校庆前，王先生总是兴致勃勃，说：“清华的校庆我是必去的。”

　　1987年5月，为清华校友聚会纪念，作《自我介绍》，载于《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全文仅一百五十余字，写尽一生经历与感慨，绵里藏针，情意深潜，二十多年过去，迄今犹可品味：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入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

　　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仍忝为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

　　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好一个“故态”！然而，王先生的又一名山事业，毕竟在北大。在北大，他接踵师辈，开讲《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石；在北大，他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北大，建议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刊》，件件学术业绩，嘉惠一代代学人。而桃李芬芳，也传为佳话。1989年12月13日，先生客死上海，濒危之际，念念不忘“想死在竟日居”。竟日居即镜春园76号，在北大未名湖湖畔，是先生挨斗挨批劫后余生，晚年栖息之地。

　　王先生聪明。学术研究充满睿智。我亲历并深受教育的有三件事。第一，既追随-顺应政治正确的刚性要求，而又坚持学术观点的独立自主。先生告诉我：撰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时候，在中国翻天覆地之际，写谁，不写谁，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我就依据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入选作家的名单来写。至于他们的作品的选择与评论，我有我的主见，我就写自己的看法。我想：衡文论史，我们当可以觉悟：如果只是追随-顺应政治正确的刚性要求，而没有独立自主挥写自己的主见，那就无以言之了。而坚守自己，顺应则不过生存之道而已矣。在黄金世界到来之前，即使鲁迅也不可幸免。当年鲁迅畅谈自己的文章，还有几根“骨头”的奥秘，说：“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先生还同我谈到一个问题：作家往往不满意别人对于他的评论，特别是批评。看家本领，是说评论，特别是批评，不符合他的创作本意。这是很无谓的。评论家不是作家的发言人。作家的创作意图也未必就能如愿如意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如果只能按作家的主观思想来作评论，这样就没有研究，没有批评了。先生教戒我：少和作家来往。这会妨碍专业研究。

　　这种洞察问题底蕴的睿智，还有一个事例。1975年11月，鲁迅博物馆奉命增设鲁迅研究室，从全国抽调室领导和研究人员。调王先生出任副主任。当时学校没有功课可教，但北大抓住不放。先生1976年5月14日给我的信，详细介绍情况后，说“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决问题。”“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这样，致使王先生延迟到1977年下半年才到鲁迅研究室上班。这时候，编纂《鲁迅年谱》的工作正积极展开，王先生开始审稿并积极进行指导了。一次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我站在先生背后，突然一位同事走上前，请教王先生：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王先生应声答道：这是中组部的事！前后听到的人都惊服不已。事后还热烈地讨论。

　　第二，抓住机会，积极消除主流的成见，改正《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相关错误。1976年抓捕“四人帮”之后，随即有关于“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推倒，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思想解放”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到1979年则是“理论务虚会”的严重斗争了。先生敏锐捕捉到“思想解放”的契机，这年5月间，就约请孙玉石老师、乐黛云老师、黄曼君先生，还有我，协助他修改《史稿》。王先生教导我关注对于作家的“改正”与“平反”的动态及状况，注意公开的相关文件，否则，“出言无据，不好下笔”。王先生敏锐的思想，改正自己著作错误的勇气，严谨的学风，都令我铭感得很。

　　第三，密切关注新的思潮，有所坚守，更积极参与创新。

　　1981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当局决定盛大纪念。除召开大会之外，更有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的筹备，1980年3月底至4月初，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鲁迅研究学会联合召开了全国的撰稿会，拉开了组织高质量论文的序幕。王瑶先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参加全国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必须是论文作者。而论文，先由全国各个省市直辖区遴选，推荐给全国学术讨论会的学术筹备小组审定。通过后即成为该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北京市，包括中央部委，还特别请钟敬文先生、唐弢先生、王瑶先生、陈涌先生撰写大会发言的重点论文，为他们安排了安静的住所，以便排除杂务，专心写作。这两年可以说是鲁迅研究复兴的两年。鲁迅研究思想之活跃，研究者精神之振奋，与全国“思想解放”相互辉映。

　　“思想解放”的重大命题之一，是重新审视“阶级论”与“阶级斗争说”。消除“人”就是“阶级的人”，完全附着在特定阶级的身上的观点。1981年5月，天津市召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探讨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一思想与“阶级论”的关系；鲁迅思想前期与后期的划分及其阶级性质。这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问题。王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明确否定了过去的成说，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不能笼统地认为是超阶级的”；“那种不加分析地认为鲁迅这一思想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是并不准确的，倒是他自己首先陷入了抽象地看问题的泥坑。”王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以为用‘立人’来概括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一贯性和认识的深化过程。”先生是老一代鲁迅研究专家公开否定鲁迅研究中运用“阶级论”之不当，及肯定鲁迅“立人”思想的第一人。这也可见他的思想敏锐及学术智慧之一斑。

　　王瑶先生的学术智慧，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我想：除了先生的禀赋之外，和他接受新文化的洗礼，信奉新文学-新文化，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投身社会运动，经受实际的磨练有关。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之后，两次因政治问题被捕，一次是1935年，被捕后审讯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问题，四天后由校长保释。一次是1936年3月参加为抗议国民党刑讯虐杀抗日学生，抬棺游行被捕。两个星期后被释放。先生又曾主编《清华周刊》。这种种社会的与政治的阅历，锻炼了他的政治智慧与应付复杂、微妙政治问题的能力。

　　自然，先生学术上的成就，是在清华大学师从朱自清先生接受了优良的学术训练的成果。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七日
王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