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才是最重要的才华——独家专访著名作家毕飞宇

　　毕飞宇，江苏兴化人。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 《平原》《玉米》《推拿》等。其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鲁迅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对作家毕飞宇的采访，更像是一次朋友间的漫谈。

　　从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说起，谈及创作甘苦、性格与写作、作家和时代的关系等等话题。毕飞宇的话语中，既有才情的展示，也见情怀的流露。

　　在他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比他的情怀更重要。情怀会决定你关注什么。你关注什么了，你的才华就是什么，你的作品就是什么。”

　　心野了，人生的开篇就有意思了

　　解放周末：“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对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您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有过尽情的讲述。您希望通过这本书与读者分享什么？

　　毕飞宇：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普通经历，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我童年和少年的背景。我直面的不是宏观的描述，也不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化分析，而是最基础的东西，无法回避的东西，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呈现，一个孩子在小村庄里的吃喝拉撒。这也是我一贯的做法——我不太选用大材料，即使是宏伟的建筑，我也喜欢用小材料一点一点地往上垒。我不敢说我就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我朝着诚实的方向努力。在这本书里，诚实是第一位的东西，它不是道德，而是方法论。

　　解放周末：您笔下的孩童世界是苏北农村的桑树、鸟窝、蚂蟥、红蜻蜓……这样活泼的农村生活，对今天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毕飞宇：可能因为被忽视和被遗忘，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自由，虽然这是一种很低级的自由。就在这样一种很低级的自由里，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和大自然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而这个是很宝贵的。人类有他的自然性，如今的时代似乎只看到了人类的社会性，这是一个欠缺。人类有许多迷人的东西隐藏在自然性里头，它们正随着自然性的稀少而稀少，这非常可惜。

　　农村生活没有多了不起，我本人并不稀罕。现在的孩子不了解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这不算什么损失，但是，孩子们和大自然脱离开来了，与大自然失去了切肤的关系，只剩下网络里的知识、概念和词汇，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解放周末：在大自然中，幼小心灵得以舒展，获得熏陶。在现在孩子的文章中，这种美好的痕迹还显而易见吗？

　　毕飞宇：我做过好几次作文大赛的评委，感觉初中生的作文最可爱了，到了高中，情况就不那么乐观，因为我们很难在高中生的作文中看到一个孩子的性格。“文如其人”，可我们不能从文章中看到人，你几乎看不到区别，更看不到眼泪和鼻涕——一句话，看不到自然性。他们的文字里头没有春夏秋冬，是恒温的，你说这是多么可惜。孩子是可以撒野的，可现在有几个孩子会撒野？都不太会。透明而又新鲜的血液不再奔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解放周末：对一个孩子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特质？

　　毕飞宇：有两样东西极为重要。第一，你是不是喜欢冥想，是不是爱做白日梦。这牵涉到一个人精神上的宽度和深度。从小就热爱冥想的人，长大之后他的精神面积和体积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表达的欲望。你可以害羞，可以不爱说话。但是，表达的方式有多种，你还可以写、可以画、可以弹、可以唱，甚至你还可以撒泼打滚。对一个孩子来说，表达的欲望不一定符合规范，这个可以慢慢纠正，但我们不能把表达的欲望给扼杀了。在我看来，无论你将来做什么，童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冥想和表达。心野了，人生的开篇就有意思了。

　　“等”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一个积极的过程

　　解放周末：从《青衣》《玉米》到《推拿》，您的小说题材很宽泛，有的讲城市，有的写农村，有的关注农村女性，有的聚焦残疾人群。这种题材转变有其内在规律吗？

　　毕飞宇：当然有。我对失败的一方和卑微的一方始终有种近乎本能的兴趣，这就是我的规律。

　　我很少在所谓的“成功者”那里动念头，我尊敬他们，但是，就小说而言，他们激发不了我的冲动，不能给我的血液带来势能。我的逻辑很简单：失败者或卑微者是大多数，也可以叫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构成了生活的基本面，是他们确定了生活的主体与本质。我为什么有兴趣？也许和道德有关，也许和道德没关，我更在意的是能量。失败者或卑微者的能量是令人震惊的，可以是惊涛骇浪，也可以是鸦雀无声。鲁迅其实表达过这种意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当然，我的题材比较宽，这和我的人生履历有关，生活给了我这样的宽度，我只是没有浪费罢了。

　　解放周末：您刚才提到了冲动。创作一定要有冲动？

　　毕飞宇：最起码起始是这样的。没有冲动就动手，我似乎没有这样的经历，用牛顿的说法，你总得有一个“第一动因”吧。当然，随着写作历史的绵延，我已经可以很好地处理我的冲动了，我学会了心平气和，至少让读者看起来是心平气和的。也不是我喜欢这样，是小说要求我这样。常识早就告诉我了，人在冲动的时候一定不好看，语言在冲动的时候也未必好看。

　　解放周末：在创作中，最困扰您的是什么？

　　毕飞宇：还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写作会素净很多，也会容易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始终是主导性的一个东西。在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感情用事，也就是用情感去替代判断，生活里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小说家有小说家的要求，小说家也有小说家的道德。作为写作者，你不能感情用事，起码不能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情感的连带面太广泛了，它牵扯着许多东西，最重要的当然是价值观，还有小说的推进。你不能由着自己，更不能骄纵自己，甚至可以说要警惕自己。对我来说，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了。在比较极端的时候，尤其是写悲剧的时候，我也是恨自己的，觉得自己真不是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这是很不舒服的一种体验，但这是一个小说家必须要付出的心理代价。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自己写作生涯中最难的一段时间就是2000年写完《青衣》之后。当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写，还能写什么。但后来，您创作了《玉米》和《平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突破创作瓶颈，最终“破茧成蝶”的关键是什么？

　　毕飞宇：等。我的方法就是耐心地等，等那个最为恰当的心理状态出现。当然这个“等”，和等飞机、等出租车毕竟是不同的，“等”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伴随着常识调动、理性判断还有想象搜寻，当然也依然有情感波动。是的，写作就是等。

　　我们的性格太过趋同了，竞相和光同尘，这对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许不是好事

　　解放周末：人们对作家最常用的形容词可能就是“才华横溢”。作为作家，您是怎么理解“才华”的？

　　毕飞宇：才华横溢？那是因为人们对作家客气，哪个行业里没有才华横溢的人呢。我没有才华，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是才华，那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始终在进行化学反应的东西。外行人看举重，看杠铃举过头顶，都说，这个人胳膊的力气真大，其实，在举重的过程中，胳膊的作用很有限，举重需要调动手指、手腕、胳膊、胸、肩、背、腰、臀部、大腿、小腿，脚踝，甚至脚尖，还有一气呵成的衔接，还有空间想象力。才华横溢的举重运动员能把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调动起来，还能在想象当中看得见自己做动作。

　　当然，写作比举重复杂多了，写作毕竟是一个很高级的精神活动，因此它所依赖的才华也更为隐秘。可我更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比他的情怀更重要。或许我可以这么说，情怀才是最重要的才华，也是最不容易流失的才华，中年之后尤其是这样。情怀会决定你关注什么。你关注什么了，你的才华就是什么，你的作品就是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技术化一点，我觉得想象力是重要的，思维能力是重要的，语感也一样重要。

　　解放周末：和举重运动员一样，作家的高峰期通常比较短暂。如何延长作家的艺术生命力？

　　毕飞宇：举重运动员三十出头就走下坡路了，小说家往往三十出头才开始崭露才情。但是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高峰期相对来说一定是有限的，延长艺术生命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我的猜测是阅读。其实，以我现在的写作资历，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就是瞎掰，也许我的高峰早就过去了，也许我的高峰还没有来到，谁知道呢。不过我坚信阅读是作家的蛋白质与维生素，它可以延年益寿。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性格和写作是种怎样的关系？

　　毕飞宇：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维护自己的性格是一件相当要紧的事情。我们喜欢谈论作品的风格，却不怎么谈论作者的性格。其实，性格向前一步走就是风格，风格向后一步走就是性格。在我们中国，不可否认的是，性格显著的写作者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性格太过趋同了，竞相和光同尘，这对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许不是好事。

　　解放周末：写作是否改变了您的性格？

　　毕飞宇：我的性格改变也是很大的，自己不知道，但我的父母还是知道的，他们觉得我有变化。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他们没说，我也没问。我不问是因为我害怕，我估计他们会说“变好了”，但这不是我希望的结果。

　　解放周末：有没有不变的东西？

　　毕飞宇：有，那就是我的骄傲。我想我的骄傲并不会伤害任何人，只是我对自己有这么一个要求。为什么我会要求我骄傲呢？我发现，有些事情其实我也想做，可是，内心的骄傲横在那里，它不允许，你就做不出来了。这对我是有好处的。对我来讲，我的个性里最珍贵的部分就是骄傲——当然这种骄傲不是高傲。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我不喜欢不骄傲的人。不骄傲的人出于利益或者虚荣，声嘶力竭，脖子上爆出血管，很不好看。我很不情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愿意我的内心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横在那儿，它可以让我 “有腔调”一些。

　　速度这个东西是很宿命的，我相信它有拐点

　　解放周末：近年来，小说的时代感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之一。有人说，当今中国作家面对这个时代的能力是不够的。

　　毕飞宇：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窘迫。不过我想，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每个时代的困境，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当代。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的准备不足，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的许多麻烦都来自作家和文本的关系，而不是作家和生活的关系，这个大概是关键。

　　解放周末：时代让我们目不暇接，而文学往往被视作用来抵抗“快”的一种方式。

　　毕飞宇：生活越来越快，这是事实。文学是不是可以抵抗生活的“快”，这话我可不敢说。我羡慕曹雪芹，他可以花10年的时间写一部书，写完了，看看周围，世界还是那个样子。如果今天有一个作家花10年的时间写一本书，我估计他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

　　就我的天性而言，我也希望自己是那种用10年写一本书的人，但事实上我做不到。许多人都替我遗憾，说我写得太慢，产量少了一点，我自己一点都不遗憾，我喜欢慢慢写。无论社会发展有多快，饭还得一口一口地吃。我可以和你打赌，社会发展得再快，两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把饭碗端起来之后，还是一口一口地吃。速度这个东西是很宿命的，我相信它有拐点，快到一定的时候就快不下去了。

　　莫言是西瓜，不是葡萄，千万别指望两个手指头可以提起一大串的莫言来

　　解放周末：今年，您先后在巴黎图书沙龙和英国伦敦国际书展亮相；不久前您到华师大参加“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和您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先生做了交流。有人觉得，您正在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推动者。

　　毕飞宇：这个我不敢当。在中国，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作者，在世界范围内，我更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写作者了。因为运气好，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我的作品被翻译得比较多，也比较早，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除了莫言，还有许多作家在译介方面的成就是喜人的，我好几个朋友的译介都已经超过20年的历史了，余华在海外出版的书籍肯定不止100本。我的译介也才10来年，出了不到30本书，哪里有资格做中外文学交流的推动者。

　　解放周末：就您的观察，如今国外读者对中国的文学是否产生了认可？

　　毕飞宇：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说，“认可”或“不认可”都会引起误解，这个要放到一定的区间里去看待。在某一个局部，中国文学似乎很不错，整体上说，没那么乐观。即使莫言得了诺奖，这个大局面没有改变。说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认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判。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所认识的中国作家对待海外的态度是成熟的。西方人一说什么，我们就跟上去热血沸腾，那个可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解放周末：那么，现在中国文学迈向世界的步伐行进到了哪一步？

　　毕飞宇：虽然莫言很低调，一再淡化诺奖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莫言得奖还是一个标志。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不仅获得了国人的认可，也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认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一定要问到了哪一步了，我的回答很明确，到了莫言可以得诺奖的地步了。可我有必要强调一句：莫言是西瓜，不是葡萄，千万别指望两个手指头可以提起一大串的莫言来。

　　因为莫言的获奖，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文学，我们在走出去的问题上就有点急了。就算有诺奖情结，现在莫言都得了奖了，还急什么呢？文学一点都急不起来。一位画家，上个月在上海完成了一幅作品，下个月就可以在巴黎的画廊里展出了；一部电影，几个月做好后期和字幕，拿出去就可以参加影展。小说的周期却不是这样的，就算你写完了，经纪人找到出版社，出版社找到合适的译者，再把它翻译出来，这个过程非常缓慢。《玉米》是2003年出版的汉语版，在英、美出版已经是2010年了，得亚洲文学奖则是2011年的事，前后8年。

　　打个比方吧，一只鸡，配上特殊的鸡饲料，几十天就可以长成了。可是牛不行，你不能指望一头牛几十天就长起来，吃什么都没用。文学就是牛，如果你一定要快，那只能是鸡，不可能是牛。你见过和牛一样硕壮的鸡么？

　　解放周末：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

　　毕飞宇：没错。你想急功近利，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无视规律。无视规律的结果是什么呢？来得快，消失得更快，除了满足一下刹那的快感，其实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