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想主义”的坚守与担当

　　严肃文学理想主义的接力棒是否还能传递下去，是当代作家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断层之下，他们的坚守与责任已经被拧压成一座纪念碑。碑正面是对于过去的昭示，是历史的台词；而纪念碑的背面，一个混沌凝滞的现实世界，是否只剩理想主义的亡灵在环绕？究竟文学当下的困境原因在何处，我们不能相信单方面的阐述。但一个世界性的维度已经浮出水面，看待当下文学，我们不能够再用局限的眼光。

　　“仿写”的困境及其终结

　　马尔克斯的离去，恰恰映照着故去的时光里作家的使命与焦虑。他躯体的离开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压在他身下曾有的那一段中国接受史，我们可以看到书案上曾经有过的求索以及背后些许彷徨地挣扎。20世纪那些引领中国文学风潮的作家触发的文学爆炸背后，我们都能依稀看到马尔克斯的灵魂。余华、苏童、叶兆言等才俊依循着他的背影几乎瞬间将中国式个体感性的小说书写拖入更广阔的后现代领地。也难怪文学批评家朱大可说：“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这种朝圣式地仿写拉开了巨大的纵深，然而同时也留下了一道若隐若现的伤疤。

　　在他的离去时节，也恰是当年那批严肃作家在当下面对现实时最无力的时候。也许这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思索：形式革新的潮流过去了，留下了干巴巴的稿纸与若有所失的集体记忆，作家们现在应当用什么去把握如狂潮般袭来的荒诞现实。

　　他的语段画上了句号，但新的故事仍然需要写下去。揭开那道胎儿剪断母体脐带后的伤疤，当代作家的内在空白无疑显现出来。即便将马尔克斯对中国的神话式影响过于抬高有失偏颇，但这种阵痛无可逃避，刻骨铭心。

　　从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等大部头来看，这些当下的严肃作家对现实的责任感始终如一，但他们的用心似乎高估了长篇小说的能力。这也是缘何当下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问世屡屡遭遇失望的打击。用惯了重武器的作家本应当认识到长篇小说文体的内在韵律，一旦难以把握，也便容易在处理现实问题上脱臼。在莫言背后所看到的中国作家群那种讲故事的传统中，我们也同样意识到，以往的文学先驱似乎只是完成了一次嫁接，西方大师教会了他们新的讲故事方法，但当下，有些作家明显忘却了文学内核的存在，在讲述故事的渴望和人性自省式拷问的交集中不断摸索。事实证明这样的融合尚且不够成功，或者说断裂已然出现，小说并没有因此向前推进一步，作家只是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前提下引进星光，而没有意识到背后那道更为深邃的天幕。

　　在一个无论读者圈还是批评家都希望作家能对现实有所担当的氛围下，急躁是否促成文学妄图直接用宏篇书写迅速把握当前？作家的理论沉淀与创作信仰是否真正意义上地稳固了？陈平原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曾说：“被称为‘重武器’的长篇小说是文学对一时代的历史内容具有‘整体性理解’的产物。在矛盾极端复杂、极端多变的20世纪中国，由于值得探究的种种原因，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时代的宏愿总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实现(例如茅盾、李劼人、柳青等等)。如果作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和‘长篇小说美学’，这些宏愿就仍然诱人地、一往情深地伫立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前。”

　　严肃文学表现力

　　与想象力的集体休克

　　当然，对作家的苛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作家也只是一个有丰厚书写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公民。当代的严肃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责任感无可厚非，这也是批评界对他们的努力持以肯定的重要原因。从一个现实的角度而言，当代作家不仅存在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存在与个体经验、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家用文字处理这种与自己难以保持一定距离的现实，而主体情感的介入又显得不知所措，自身异化的焦虑自然溢于言表。我们看到，在当下的这些严肃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始终意图将现实世界对象化，以稀释自身的写作焦虑。《第七天》所营造的一个有宗教氛围、欲望边界、绝望与意念的生死场，《炸裂志》里那个灵魂爆裂、急速波动的炸裂村，都是一种作家努力塑造的文学对象化世界，然而作家知道从根本上他们做不到对这一切的对象化。这种失败的尝试夹杂着主体无法拒绝的本能介入，而作家对于这种介入的无能与焦灼，就呈现在自我内在的紧张“冲突”与心灵阵地的“惶惑”里。作家的这种个人体验正是其自身无法为他人包括读者与批评家理解的苦闷所在。作家可以承担对现实的责任，但是人们也不应当忘掉作家对自己的责任。

　　扯开了中国作家在当下被学者热议的曾有过的“仿写”运动中所带来的历史伤疤。那一代人师从外部世界，却未曾完全预料到，把握世界需要有来自民族自身生命体验的方案。形式承接与创新上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一个城镇化迅速启动国度之下的文学界，出现在历史断裂带的深谷当中。

　　但反过来说，也许技术世界的改观才真正让所有文学工作者不寒而栗。新媒体所具有的强大表现力且不说，所有艺术欣赏者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经验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所阐述的那种令所有人目眩的现代景观与现代性焦虑。而我们恰恰正经历着这一切。作家曾经被他人建构出来的精神“救世主”地位已经泛化为泡沫。所有艺术欣赏者发现本质消失了，各种各样的容忍稀释了坚守。灵魂被遮蔽，在外部世界巨大冲击的战栗下，欣赏者开始自觉封闭自身的感官，防御性地拒绝对各种杂乱价值的认可。现实主义文学进入这样一种经验结构里，如同飞鸟进入泥潭，迷失了双翼。

　　这些压力使严肃文学表现力与想象力的集体休克变得可以解释。

　　前进的应当是文学本身

　　当然，也许又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作家似乎是在写史，又似乎在面向西方作中国式的陈述。兴许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跨度和地域跨度来说，这种失败的尝试也是一种收获。在笔者看来，马尔克斯只能给予中国作家艺术穿透力，却没有能力再赠送历史感悟力。后者需要一个民族的灵魂自己来把握。在这位伟大作家故去的季节，我们突然回想起他在中国作家身上不安分的灵魂以及中国作家自身在当下的无力感。

　　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任何效法与所谓“仿写”的敏感程度已经不会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在作家心里，不荒诞的现实意味着现实主义写作灵感的死亡，几十年前，我们用拿来的东西应对了集体性焦虑，而面对未来，面对一个似新又旧的“作家的想象力如何与现实的荒诞赛跑”的主题，我们需要质问的不是作家，不是读者，也不是批评家，不是现实究竟缘何如此，而是严肃文学本身将往何处去。

　　单单凭着对讲故事的热忱，作家是着实讲不过新媒体与爆裂式的信息时代的，也许现实的荒诞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信息制作人与接受者的感知方式发生了位移，促使叙事节奏的转换突然加速。作家是一个天然需要透过形式把握世界的族群，世界发生何种变化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诗性与纯粹的感知力能在他们心中保留多久。

　　写在当下的这些评论言语也许更证明了自身缺乏等待历史验证的勇气。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也固然都是当下的。我们不能仅仅从小说里得到对于现实那种明知失败而又需要硬着头皮上的底气，而要看到这些失败的尝试背后所带来的诗性回归。

　　如若文学肌理上天然的味道不能散发出来，那么我们又何须用文学来把握当下，技术媒介在后面虎视眈眈，文学却在这种竞赛中喘不过气来。必须看到，世界范围内对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推动是一种整体感知能力的前进，西方作家群试图通过整体感知形式的转换让文学向前迈步。这种肌理也许恰恰在于文字的诗性光环下。严肃文学作家能否从“非虚构写作”、“乡土写作”、“底层写作”中汲取营养，也是一大期待。

　　写作向内转依旧是一种选择，这与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并不冲突。将文学的永恒的诗意与形式的诗化呈现出来，也许是抵御躁动时代的一柄利刃。艺术本不需给予外界太多东西，而是将生活所本蕴含的诗意过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