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在故事里潜伏的身姿(黄亚洲)

　　作为叙事文学样式的电影，有没有价值观，或者说能不能体现价值观，应该说都不是问题了。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主题，主题就是作者价值体系的呈现，这一点相信大家一般都是接受的。连诉诸于情感的诗歌都有价值观的顽强表现，何况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呢。现在的问题是价值观潜伏在故事里的身姿。是作昂首挺胸状、黄钟大吕、河东狮吼，还是深藏不露、大雪无痕、真花无香，这是两种不同的姿态。

　　各有审美价值，各有审美特点，各有粉丝，各有评论家解读，都是津津乐道的。

　　我在影视创作实践中，总是偏向前者。无论是20多年前的《开天辟地》，还是后来的《日出东方》《上海沧桑》《邓小平1928》《雷锋》《毛泽东在上海1924》，直至最近参与写作的电视剧《邓小平》，都是最狭义概念的“主旋律”，都是主流价值观，都是慷慨陈词、黄钟大吕，主题思想一竿子插到底。

　　总是生怕人家看不明白，把话说了又说。有些话是自己直白地说的，有些话是由于各种原因有人要你一说再说的，以至于把故事里的所有场景都撑得很满。有时候故事不像故事，像社论，像首长重要讲话。我知道有相当多观众的审美方式与此相悖，和平时期的黄钟大吕使他们耳膜震痛，从故事里不断溢出来的思想使他们厌烦。我也知道我走的路其实路面很窄。

　　我也尝试作些变化，比如我写的《落河镇的兄弟》那一类就好多了，也能在国外收获一些奖牌。但是我清楚，“润物细无声”是一种境界。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里，若无其事地并且饱满地输送你的价值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谓“电影艺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此。

　　所以不少评论家都说我的诗写得比电影好，就是这个道理。在写诗的时候，我总设法把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绪放在诗行与诗行之间的空白部分，不叫它进入诗歌本身，但是写作电影剧本，我的笔就显得笨拙。

　　有很多时候，是自己笨拙。也有很多时候，是别人叫我更加笨拙。也有这样的情况，经过二度创作，一部纸面上的作品变得更加不好看了。

　　我希望有机会改变自己。让主题与价值观在我的作品中，身姿趴得更低。我明白这样的作品，很多观众会认可。尤其是青年观众，他们是票房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