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与抵达——谈谈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张立)

　　人类是一种本能地需要超越有限的物质生活抵达无限精神领域的动物。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来说，坚强不屈与有力这样一些品质不仅仅是指身体的物质层面，更应该是精神力量的支撑。再看看，现在我们的家里，什么电器最重要，不是空调冰箱，不是洗衣机洗碗机，而是电视机。虽然没有实用性，它却占据着整个家最显赫的位置——客厅的最中央。这个地方最早是放神位的，是神居住的地方，现在却让电视占据了。现在人们获得精神慰藉和力量的地方供的不是神而是电视。谁家大小都有一台电视，大都放在客厅，有好多人在电视机前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电视无形当中给我们传递了一种精神的东西，成了我们生活中声光化了的精神作品。尤其一部电视剧的播出，它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好多文件和高台教化的演说。

　　央视近日播映的38集电视连续剧《我在北京挺好的》，该剧讲述了来自陕西农村的普通女孩谈小爱离开陕南山村，只身来到北京，遍历挫折、困境之后，抵达幸福彼岸的励志故事。同时也展现了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发展的历史画卷。主人公谈小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将自己在陕南乡下的根须拔离那片土地，试图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京城森林挣扎茁壮。千奇百怪的事，光怪陆离的夜，形色匆匆的人群，大都市那张绚烂的脸仿佛褪尽了油彩，变得苍白而狰狞。她做保姆、摆地摊、卖服装、承包商场、办企业，历经坎坷、大起大落，尽管很艰苦，但是这艰苦并不等于痛苦，这是一种人生的苦斗和前行，有哭有笑有欢乐的人生。从这个层面讲，《我在北京挺好的》不仅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编年体”，更是一部催人泪下、激励上进的“纪传体”。

　　艺术总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在北京挺好的》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揭示天南地北在北京漂泊一群人的真实生活。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众生相，是“大环境”与“小人物”的命运结合，是独特的“时空混搭”。在那个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年代，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整个社会迸发出了极大的生机与活力。剧中通过谈小爱、徐晓辉等人的经历，展现了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大潮中小人物们的成长。谈小爱从农村到北京，从摆地摊到包柜台再到开工厂办企业……经历种种磨难，她都咬牙挺了过来，在她身上折射出了整个时代的精气神。剧中，以谈小爱为代表的一批“奋斗青年”为了所谓的成功，在大城市苦苦挣扎。他们蜗居着、彷徨着，同时又满怀希望，踏实勤奋，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当下年轻人如出一辙。他们在北京这座大城市中，演绎了一场关于爱情、关于拼搏的奋斗故事。谈小爱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大潮下的陕西女子，她可能是张小爱、李小爱、王小爱；她也可能来自东北、西南，来自祖国大好河山的任意一个偏远之地；她可能生活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也可能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她渴望着离开，渴望着到达，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她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典型代表。正如出品方言说：“《我在北京挺好的》讲述了一代人横跨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因此，中年观众有回忆，青年观众有感悟。”

　　而目下我们电视剧的现状，用一个词可形容，就是热闹。我国目前电视剧年产量约3万集，位列全球第一。内容与题材可谓五花八门：谍战余热还在燃烧，穿越潮流大行其道，经典翻拍热情不减，家庭婆媳吵吵嚷嚷。偶像言情剧则是山寨风越演越烈，历史剧肆意戏说篡改。这热闹的背后是资本注入的兴奋期。但我们也得清醒地意识到，热闹不等于真繁荣，可能是泡沫，是畸形发展。是以荒唐求刺激，以离谱求娱乐，镜头所表现出的城市就是灯红酒绿，农村就是脏乱差加傻。我们必须承认，离开了生活之源，离开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与思考，创作就失去了根本之“心”，你的故事再天花乱坠，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缺少了鲜活的生命气息，怎能动人？我们呼唤巴尔扎克所称赞的那种“用最少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的电视剧作品。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要进行多重思考，要表达温暖与爱，要承担忧国忧民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