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东莞在北，深圳在南（非虚构）

速写：张明

　　东莞和深圳，这两个巨大之城，像盛放众生感情的容器，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既清晰又暧昧，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预期。

　　雷同·差异

　　在深圳和东莞的交界处，能看到草莓园。

　　2014年1月，当我驱车从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莞深段驶过时，看到某些路段旁竖起隔音墙，但大部分路段是赤裸的：低矮山坡浓绿，芭蕉树焦黄，农田被割成一块块，像巨大百褶裙。田埂旁立着木牌，写鲜红大字：草莓园。这些珠三角最后的农田，在农业生活彻底让位给工业生活时，还生机勃勃地挣扎着。草莓园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为古典世界的一部分，独一无二的遗产。

　　深圳和东莞挨得那样紧密，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同样的荔枝树芭蕉林，同样的工业园，同样的千楼万楼，同样的人如蚂蚁车如甲虫。很多时，二者呈交融状。东莞小镇的房地产广告出现在深圳街道时，广告词为“在风景中行走，为生活停留”。显然，这是专门针对深圳人焦躁内心而特制的心灵鸡汤；而在另一类广告词中，东莞小镇又故意遮掩起其真实属性，标榜自己为“深圳北”。东莞和深圳，这两个巨大之城，像盛放众生感情的容器，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既清晰又暧昧，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预期。它们如此雷同，如此具有相似性，像拷贝了全世界大城市的某个街区。当我在两地都居住过后，感觉它们的差异性相当明显。

　　离开居住多年的乌鲁木齐，我首先到达的是深圳；之后，毅然离开。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重返深圳。那种人头攒动引发的视觉惊诧，像针尖，让我疼痛。是的，我需要时不时被深圳刺那么一下；但我却在东莞安了家。在2010年秋至2014年春的三年多时间，我往返莞深超过上百次。深圳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制造出的第一城，是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试验场和提供地，是膨胀式发展和快速演变的样板；而东莞，堪称第二城。

　　从语言上讲，深圳是中国内地普通话使用最顺畅的城市之一，而东莞，粤语仗着古汉语的完美特征，依旧非常强势。在深圳十年二十年，可以不用说一句白话；但在东莞的饭桌上，白话是另一道菜肴——你无法逃过。仅此一点，便泄露两城不同：东莞比深圳更开阔、杂芜、包罗万象。

　　在城市形态上，东莞没有“关”，结构松散，像天空中繁星，由各个不同大小的星斗簇拥而成。而深圳的“关”，类同北京的“环”，表面来看它是一个从中心点涟漪般扩散的城市。深圳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但东莞不是，它处于边缘状态，若即若离。在这个城市的某些失序，像珍珠项链上突然夹杂了一粒石子。在东莞，随处可见工业园、菜市场、女工、茅草地、芭蕉叶、酒店、便利店……这些景象何以比深圳的摩天大厦对我更具吸引力？也许潜意识中，我感觉东莞比深圳更可亲。东莞更有温度，而深圳太冰冷；况且，我已人到中年，没有太多时间，用自己的身心去捂暖这个城市。于是，我离开了深圳，在东莞度过了迁徙生涯中最艰涩的时日，最终定居下来。

　　关里·关外

　　当我从梅林关路过时，总会不自觉地朝那个扁平建筑眺望过去。现在，这个关口无需任何检查，只是车辆行驶到这里，像进入瓶颈，有些壅塞，但之前，这些“关”则意味着城里城外。在这里设立的公交车站，有近20个。来往公交车如黄面包，蜿蜒爬行。它们的编号似乎非常无序，有的是313、393、328；但另一种，又是M344。而在302车身上，有巨大的隆胸广告，图画中的那位女子的胸部，被特别凸起，显现出和圆球状丝毫不差的弧度。这个科学化的胸部，仿佛是一个隐喻，凸显出这个城市的人们格外注重外表，关注整洁、时尚。

　　即便出了关口，道路两边的楼房依旧显得干净整齐，密集度甚高。但在某处，也能看到幢烂尾楼，嶙峋地撑起青灰骨架，四周空空荡荡，芦苇茂盛。夕阳下，那楼不像废弃物，而像某个艺术家的现代装置，熠熠闪光。看到绿底白字的路牌上标有“富士康”“华为”字样时，眼球陡然一疼。这些企业的传奇和惊悚，在中国已家喻户晓，现在，它们被浓缩成几个字，标注在牌子上。我完全不知道，从岔路口拐上去，在那片荔枝树掩映的楼房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件，但我还是感到周身寒凉，手脚僵硬。

　　从盘旋的立交桥驶出，各类宣传词汇——大宅传承幸福、260平方米纯湖岸墅、选4G就选沃——渐渐淡出，看到那条横标“您将离开深圳市”时，独属于经济特区的稠密气息渐渐消散，视觉陡然开阔，像一个细小齿轮，从巨型机器上逃离。另一种味道扑面而来——莞味。

　　尽管东莞号称“世界工厂”，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工厂——它依旧是农业帝国最后的疆界；而深圳，在某种加速度的运行中，一夜间，将所有的农业垃圾都运送光，让自己变得干净清爽。在东莞，农业气息鲜活生动。道路旁的山坡上，交织着绛红叶片，璀璨斑斓。而在绿树黄草间，时不时显现出的厂房，顶部撑起两个硕大红字。宿舍敞开着无数窗户，吊挂着花绿衣衫，像巨型蜂巢。另一类建筑物出现后，真正的东莞迎面而来：密匝匝拥挤，形状各异的农民房。

　　东莞是最神秘多变的城市，是城市中的城市，是还处于新鲜状态的城市。农田变成高楼，沙滩变成别墅，一切都像梦一般。在这里度过的时日，像置身沙盘，每一秒，看到的都是不同之物。即便进入市中心，街道上依旧能看到铁皮墙，墙内的吊车钢筋都在活动。东莞的一切尚在建设：地铁、市民中心、高架桥。由于这个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即便是本地人离开它一两年，也需要花很长时间重新适应；而突然到来的游客，会感觉这里并非一个城市，而像个建筑工地。

　　东莞是一座有趣的城市，因为它包含着巨大的矛盾，要完整地描述出这个城市，要像统计学家、人类学家那样精确，也要像画家、摄影家那样充满激情。东莞不像深圳，具有现代化所不可避免的单调，也不像很多内地城市，落伍到乏味。这座城市既是恒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人们不再只是种水稻，割莞草，编渔网，用牛耕地，用铁锨修整河道，东莞的城市边框在不断扩展，内容也在飞速变迁，它需要更宽阔的街道，更多的空间，更多的色彩。

　　穿过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大得不可思议。尽管我不断行走、观察、学习、阅读和寻找，但却仅仅接触到了东莞的边缘。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称得上“东莞通”；有很多人，甚至连三十二个镇区都没有完全走到。无论我站在哪个视角，看到的东莞都千差万别、高低不同——在山坡顶端、在大厦窗口、在行驶的车辆中。我认识东莞越久，越无法描述它。在东莞，一切都相互混淆：新生和古老、自然和人文、茅屋与高楼、沥青与植物；可一切又都闪着独特的光彩，撩人心魄。在这里，总有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从香蕉园返回车水马龙的闹市，坐进咖啡屋，只需要几分钟。

　　京基大厦是深圳的地标，乌鲁木齐则是大巴扎，北京是紫禁城，但这些都不属于东莞。一条江——东江——横穿过东莞。东江之于东莞，像自由女神之于纽约，是这座城市的真正主宰。东江的存在，如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某种理念和信仰的实在象征。

　　每一天，当我骑着自行车从大街拐入江边绿道，穿行在芭蕉叶、荔枝树、大王椰、美人蕉、桂花树组成的植物走廊时，总是深感愧疚。这样绝美的景致，本不该属于我。只要进入绿道，那种眩晕的快感便自动生成：空气湿润芬芳，色彩优雅和谐，这一切，都让人莫名愉快。

　　劳动·迁徙

　　东莞是座移民城市，这便注定了它是富有雄心与活力的城市。这里有许多相互对立的极端情况，但却又总能彼此包容。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农业小县，到2013年年底，这个城市的手机活跃用户已达1800多万人；另一组数字也能佐证人口的不断增加：2013年，东莞食盐销售量比去年增加了4.3%。人们愿意迁徙至某处时，会像青蛙感觉湿度般敏锐。像我第一次到达东莞，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我想住下来，不再去别处。

　　深夜，公交车驶过某个镇区的边缘地带，突然，四五个人横穿马路，一律穿工装，小平头或马尾巴。那是刚下夜班的男工女工。东莞并非一座享乐之城。这个城市的主体人群是打工族，这便决定了劳动才是东莞真正的标签。打工者栖息在各种出租屋，在热得喘不过气的天气中，四处奔波，寻找工作机会，孤独又闭塞，总感觉外界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他们提着巨大的编织袋、拉杆箱、拎着装拖鞋的红色塑料桶，站在公交车旁等待。这样的场景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吓了一跳。没有——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我从没见过这种模样的搬迁。打工者为东莞带来了活力。与原住民比，他们更渴望进步。他们没有可以继承的财产，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这种迫切提高了他们的速度和力量；而这种活力，又进一步刺激了原住民。在东莞，成就自己的正是那些最愿意工作也最有追求的人。就这样，年复一年，齿轮带动齿轮，进步的机器飞速运转。

　　东莞还能运转——这简直是个奇迹。当千万外来人不间断涌入此地，对这个城市的电话、水、交通、治安、污水管、煤气管都是种考验。最初设计这个城市的人，做梦都没有料到，陡然间暴涨的人口，会像潮水般覆盖街道。在乡村，也会有机会让人突然焕发活力；而在东莞，机会总会显得无穷无尽。每个人来到这里(提着编织袋和水桶)，都像初恋那般，心怀激动，目光好奇，浑身散发着雨季般丰沛的光和热。

　　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我租住在东江边一座电梯公寓的16楼。高楼外的窗景，几乎是这个城市的典型缩影：正对面是摩天楼群，近处是农民房，侧旁是酒吧街，楼底下有一块农田，面积袖珍，绿色植物画出长方形、正方形、弧形。某个凌晨，陡然出现了一畦火红的花圃。的确有一个农夫，用水桶提水，用勺子浇水。这片菜地即将消失；它应该早就消失。在它的四周，耸着二三十幢高楼，水泥刀刃，切开云霄。

　　2014年1月30日是大年三十，上午十一点从东莞出发至深圳，始知这个城市的真相：当大批打工者大包小包，长途跋涉回了老家，这个城市便趋于瘫痪。

　　最初的征兆，是从快递慢了下来开始。在距春节还有两周时，我的一份从郑州寄来的快递，走了八天！我不断到前台询问，引得服务员格外惊诧：“送快递的都回老家了啊！”之后，不便之处，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餐厅(湖南大碗菜、川味小炒)，都关张大吉；常去的批发市场、专营厨房用具的店铺也关了门；甚至连家具城都歇了业。到大年三十，这个城市变得空空荡荡。我无法想象，若几百万非户籍人口都离开东莞，那将是怎样的天塌地陷？！

　　车从南城出发，到了三元路时，双向八车道上，只有两辆车。十字路口的行人稀疏，但大多怀抱鲜花。三轮车上拉着蜡梅，灼灼盛开。平时宛如脖颈哽咽处的长寿路，此刻，无人无车，像个歇业的溜冰场。

　　如果要一个字来形容东莞，我的选择是：“货”。货物、货柜、货柜车、开货柜车的人、运送货柜车的船……这一切，交织成一张密匝匝的网，将珠三角勾连，形成特殊风貌。然而，此时此刻，虽然有巨型广告牌提醒人们“要发货，到XX城”，但货物趋向停止运转后，这个城市变得迥异，裸露出它难得一见的真相：支撑这个城市资本不断增加的必要条件，是大量持续不断的流动人口。

　　东莞被“货”主宰；但深圳，更像一个“城”。将所有崭新之地命名为“城”——万象城、海岸城，似乎裹挟着某种决绝和骄傲：没有负累，没有过往，在膨胀式发展中，陡然崛起。

　　在东莞，各种舞台，各种机遇，都能找到。于是，“东莞”这个词，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隐喻，具有多义性。在这样的地方，随着创造力的勃发，激发出人性深处的多重面——有善，也有恶。对我来说，一遍遍往返于东莞和深圳之间，每一次，都有新奇的发现，从来没有重复和厌倦。

　　丁燕 女。“70后”作家，生于新疆哈密。近年移居广东东莞，近作《双重生活》《工厂女孩》致力于以一个异地迁徙者的身份，观察、记录珠三角的城市百态。现为东莞文学艺术院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