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钟人”的最后一次“集合”

　　《浅草》与《沉钟》，同一伙人先后办起的两个刊物，文学馆里都有收藏。《百年中文文学期刊(上)》介绍它们：

　　“浅草  季刊。1923年3月25日创刊。林如稷、陈炜谟编辑。浅草社发行、出版地上海。1925年2月25日终刊，共出4期。……该刊只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戏剧、诗、散文、散文诗、童话、杂录等栏目。撰稿人除编者外有陈翔鹤、冯至、罗青留、马静沉、党家斌、李开先、赵景深、陈竹影、胡絮若、高世华、韩君格等。”

　　“沉钟  沉钟社编辑。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出版地北京。1925年10月10日创刊，周刊。1926年2月6日停刊，共出10期。1926年8月11日改为半月刊，期号另起。1927年1月26日出至第12期休刊。1927年7月10日出特刊1期。1932年10月15日复刊，期号续前。1933年3月30日出至第24期再次休刊。1933年10月15日继续刊行。1934年2月18日出至第34期终刊。……该刊主要发表创作和译文，并有少量评论。作品有冯至的诗，陈炜谟、陈翔鹤、修古藩的小说，杨晦的剧本，鹤西、缪崇群的散文，冯至、杨晦、林如稷、左浴兰的译作等。”

　　《浅草》创刊时，曾作《卷首小语》：“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尽接着沙漠，属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是谁撒播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般鲜茂？地毡般的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骄儿！我们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儿蹂躏，使你每一枝叶里，都充满——充满伟大的使命。”

　　《沉钟》问世时，只把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作了刊头题词：“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日。”又在周刊改半月刊时《启事》说：“凡是想说话而找不到适当的场所的人们，想做事而到处碰壁的人们，泥泞遍道，一路绊绞的‘穷人’们，我们都愿沿途献给他们一些野花，显露我们自己……虽然明知此路并不平安，见不惯的事实，听不惯的话句要来扰乱我们，但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仍当忍住……”

　　读《浅草》的《卷首小语》，只觉春风扑面，神清气爽，一群英姿勃发昂首前行的身影，如现眼前。林如稷、陈翔鹤、邓均吾、陈炜谟、冯至等，本来是四散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经过林如稷的联络组织起来，成立了“浅草社”，创办了《浅草》刊。他们“不敢高谈文学上的任何主义；也不敢用传统的谬误观念，打出此系本社特有的招牌”，他们“以为只有真诚的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们“只愿相爱，相砥砺”。这是他们“小社的同人所持的态度”，也是他们“小杂志发刊以后的愿望！”只可惜该刊刚出罢第3期，林如稷就忙起了出国深造的筹备，《浅草》因之“搁浅”，结果便是第4期的出版延迟，和以“浅草社”名义开办在上海《国民日报》上的《文艺旬刊》的停办。“群雁高飞头雁领”，一个核心人物对于一个组织一项事业的重要性，由此可知矣。总之随着林如稷的留学法国，“浅草社”名存实亡，一帮青年朋友随之各奔东西风流云散。

　　好在只是短短数月的离别，四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便又“悲喜交集的聚在一块了”，因为“大家都是莫名其妙地互相想念着，吸引着，愿意彼此早早地聚在一块来”，以尽早“做出较生活更为有意义一点的工作”。于是先结社，再出刊，“‘沉钟周刊’的产生，也就于这时决定了。”“沉钟”——一个古老童话，一个悲剧传说，以此名社名刊，表达了“沉钟人”献身文学无怨无悔的信心和勇气。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不屈不挠百折不回，苦苦挣扎于《沉钟》休刊、复刊，再休刊、再复刊的艰辛之中，用永不言败的坚毅与刚强，形象地演绎着“沉钟”的故事。

　　相比于“浅草”，“沉钟”走过的路更长也更坎坷，但乐在其中的感受却同样丰富而真实。“沉钟”的“主要成员都是浅草社的人”，友谊差不多是“发小儿”式的。这种“先有友情的存在，然后才从这种友情出发，以共同发表文章”的组合结果，创造出的首先是一个自由活泼和谐怡乐的环境：“通常是，冯至和陈翔鹤忙着校对，清数张页，或抄写寄邮地址，陈炜谟在屋内的藤椅上颓坐着，吐着浓浓的烟雾，不时发着牢骚……说归说，真干起活来，却敏捷而纯熟……若是杨晦从外地赶了回来，便更热闹了。他们逼他掏钱逛公园，到东安市场吃茶点。杨晦也会不客气地教训这个帽子戴得不正，那个不要太贪睡……”“工作着是美丽的”——“沉钟人”用实践证明——在友谊的怀抱中工作更美丽。“美丽”之中，收获日渐丰盈——《沉钟》期刊，还有《沉钟丛书》：《悲多汶传》(杨晦译)、《炉边》(陈炜谟小说集)、《不安宁的灵魂》(陈翔鹤小说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冯至诗集)等等。心智的活泼自由，体验的细致独到，如清澈的溪流在笔下涓涓流淌。他们用他们的作品求证：文学不只是生活的盈余，更是从黑暗里趋向光明的挣扎。

　　然而，《沉钟》的出版时断时续，致使朋友们不得不倏忽来去聚散匆匆。但无论身处何方，寒暑两个假期是一定要到北平见面的，那时“或是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互相倾诉生活中的艰辛，艺术上的感受，共同制订各种各样的创作、翻译和出版计划，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这种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友谊，一直为沉钟人所坚守，到晚年则演化成一种亲人般的思念与挂牵，工作、生活、身体、心境……一切的一切都在关注与被关注之中。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雪耻申冤洗诬正名更是彼此间忧所忧乐所乐的头等大事。如此情怀，从文学馆收藏的林如稷晚年手札一通中可见一斑：

　　沙汀：久未见，谅无恙、无恙，幸甚！幸甚！

　　昨得翔鹤女儿陈开芸北京来信，内中所谈文研所与死友所作结论，尚令我待死之人为之一喜，知你或与我同样关心这个问题，特将原函转你一阅，阅后并希便中掷还为荷！(根据近几年经验，往来函件保存之祸无穷，不得不使我谨而且慎！)

　　文询儿已自京旅游回蓉，他曾往晤谒冯至，人尚健好(只眼力差，老年性白内障之故)，仍在外国文学研究所，闻即将展开工作。杨晦亦于前年丧偶，且身体也不佳，幸身边尚有一小儿子陪伴，比老夫孑然一身稍胜一筹。天翼据冯至云瘫痪不重，此外其他文艺界友人，文询未得知有何消息。

　　我久已惯孑身生活，近半年心境亦较平静，但最近偶闻河南水灾较重，而世事亦多奇闻，老朽自不免又有点杞人忧天而已！而已哉乎？

　　卧室近来大苦热，饮食颇差，精神尚幸可以支持(每日夜合计睡不到5小时)，“枯瘦如柴”此话倒近似是。一待天气稍凉，拟来你处谈谈，但不知如何行走耳。

　　匆祝近好，顺问艾芜兄近佳。

　　见秀老时，烦代致意。

　　如稷 75年9月1日夜3时半

　　——这可能是“沉钟人”的最后一次“集合”了。与40年前在北平“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不同，这回是“凑”到了林如稷的信札中。陈翔鹤、冯至、杨晦，主要人物都“到了”，还有并非“沉钟人”的张天翼、艾芜、秀老(张秀熟)等。只是事非人亦非，大家都早已不复当年：陈炜谟、陈翔鹤已先后于1955年9月和1969年4月魂归极乐，杨晦则“亦于前年丧偶，且身体也不佳”；只有“冯至人尚健好”，还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即将展开工作”。至于林如稷本人，也是“孑然一身”“枯瘦如柴”，再无处寻觅他1923年自费赴法留学、1930年学成回国、1932年10月与杨晦一起复刊已沉睡5年之《沉钟》时的风采。谁都知道再智慧的大脑、再强健的体魄也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寂然老去的一天，但是当读着这样的文字时，仍不免想起那如春之烂熳的《浅草》和似秋之坚实的《沉钟》，因之为夕阳西下时的落寞与苍凉而喟叹。好在智慧的大脑总是智慧的，开阔的心胸也依然开阔——君不见集老、弱、病于一身的林如稷，还在为老朋友的身后昭雪而夜不成寐，且为“河南水灾较重”而“杞人忧天”！惟不知再有短短一年，他自己也将乘风归去矣！“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的诗句，可不正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写照？

　　至于信中提到的“文研所与死友所作结论”事，所指应是“文革”中陈翔鹤的病逝被诬为“畏罪自杀”以及“反党”云云之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不过当时得到的可能还只是“内部消息”，正式的组织结论是1978年11月由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作出并予以公布的。结论中充分肯定了解放前后陈翔鹤为革命做出的贡献。陈翔鹤在1950年代筹办并长期主编了《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1960年代又创作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在题材处理与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很有创意。而此作“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的东西”所招致的批判影响深重，不少作家作品都曾受其株连，开创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新道路的作家姚雪垠就是其中之一。在《漫谈历史的经验》一文中，姚雪垠还专门谈到此事：“抗战后期，我很想写一部《杜甫传》，是想作为传记文学去写。解放前写了几章，因忙于他事就放下了。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是纪念对象。这一年是他诞生1250周年。《长江文艺》编辑部知道我曾打算写《杜甫传》，找我写文章。我将原来写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的一章整理出来修改，交出发表，题目是《草堂春秋》。1964年秋天，陈翔鹤同志的历史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诬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北京发起批判。既然北京发现了‘样板’，外省当然跟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就决定批判《草堂春秋》，组织了两个写文章班子，随意歪曲，无限上纲，在报刊上批判一阵。反正我没有权利解释，更莫提答辩，硬是像打敌人一样，要把我的名字搞臭。从此我也就不写《杜甫传》了，已有的稿子也丢掉了。”

　　与陈翔鹤的社会影响相比，解放后其他“沉钟人”的“动静”都不算大，其中又以陈炜谟最为“默默无闻”。他长期供职四川大学，先是外文系主任，后当中文系主任，一直潜心治学而又英年殒逝，与社会疏离过早。但无论如何，《浅草》与《沉钟》——名称与内容一样诗意的两个文学期刊，都曾为鲁迅青眼相看。“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这是鲁迅说《浅草》；“在事实上，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是鲁迅先生评“沉钟”。《鲁迅日记》中，先生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午后往北大讲课。浅草社员赠《浅草》一卷之四期一本。”(1925年4月3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收录了先生自《浅草》与《沉钟》中选出的小说数篇；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的《沉钟》，前6期的封面均为鲁迅转托陶元庆绘制；1925年春夏之交，冯至与陈炜谟曾数次到鲁迅家中拜访……一群年轻的人，一簇年轻的笔，能得一代文学宗师的如此肯定与支持，其荣其幸堪谓至极；而他们之间终身不渝的友谊，更堪为现当代文坛上一段余香久远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