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莘：讲故事更容易让外国读者接受中国文化

　　新华网5月27日电(史靖 杨舟)近来年，我国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其中，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演变出300多个剧种，并且以蓬勃的生命力活跃在舞台上。除了直观的舞台表现形式外，是否还有其他方式能让国外观众更好地了解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呢？

　　近期外研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收录了众多经典剧目，用图书作为载体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的戏曲文化。新华网特邀丛书的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解读如何通过出版将戏曲文化，乃至其他文化通过有效的形式的对外传播。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其莘做客新华网畅谈对外出版与对外文化传播。 新华网 杨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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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工作和文化传播息息相关

　　新华网：您以前主编的《新概念》英语教材家喻户晓，在英语学习人群中有很好的口碑。而这次主持编著《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是一项对外文化传播的工作。为什么会从英语教育领域转向对外文化传播？

　　何其莘：我主持《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这个项目并不代表我学术生涯当中的一个转型，因为文化传播或者中国戏曲传播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翻译，一直是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学外语的学生讲基本功都是听说读写译，翻译一直是教学当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我国正规的英语教育，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标志是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当时洋务派大臣奕欣，在1861年写的一个奏折上说过“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所以从这个奏折上可以看见创建京师同文馆包括中国外语教学的初衷就是想培养翻译人才。

　　讲到文化传播，实际上各国的文化传播都是双向的，向中国读者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也是始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这场战争不仅叩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也震醒了部分中国人，有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落后于西方，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所以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大量地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有政治方面的书籍。到19世纪末西方的文学通过像几个特别是林纾这样的翻译家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

　　但是像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相比，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可以说是起步更早，但是规模很小。16世纪末有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把译成拉丁文的四书寄回了罗马，开创了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后来许多译者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四书五经方面，一直到19世纪才慢慢地开始把中国的文学也向西方介绍。到了20世纪初，像中国的几大名著，包括像鲁迅、茅盾、巴金这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开始介绍到西方。所以这个双向的传播应该说都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靠中国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英语教学中翻译一直是一门主干课、必修课，本科阶段一般翻译是两门课，一个是英译中，还有一个是中译英，放在三四年级开，从这两门课里可以看出中译英的难度要大得多，这门课和英语写作是我们国家外语教学方面的薄弱环节。但恰恰是这两门课对于培养向外推介中国文化的翻译非常重要。

　　国家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创造好时机

　　新华网：为什么会萌生把中国戏曲翻译成英文然后向西方国家传播的想法？

　　何其莘：最开始有这个念头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在美国读研究生学位，主攻英国戏剧，我的博士论文是对中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的对比。所以准备论文阶段读了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概300多篇中国读者写的莎士比亚的文学评论。但西方基本上不知道中方的这些文学评论，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从中选10篇有代表性的翻译成英文推介给西方学界，然后再选中国的戏曲翻译过来到美国出版。

　　但后来这个念头被打消了，因为几家美国出版社都说这本书专业性太强，没有足够大的读者群。后来其中一个出版商建议我把博士论文第一章一部分内容——《中国莎学的回顾和总结》寄给了最权威的美国莎士比亚期刊《美国莎士比亚季刊》。我这篇文章登在了1986年的第一期上，作为刊首，主编把标题改成了《中国的莎士比亚》。当时虽然出书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美国学界对中国的戏曲研究还是比较有兴趣的，我一直保持这个念头，想找到合适的时机重新启动这个工程。

　　新华网：您在书中的序言中写到，“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把合适的内容提供给合适的读者”。为什么觉得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呢？

　　何其莘：目前中央的主要领导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非常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去年8月1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今年的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德国期间，他和德国的汉学家还有孔子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座谈。在这次座谈过程当中，德方专家提出建议说最好中国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更好地结合，以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外传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习总书记在回答的时候说，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

　　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中央领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反复地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对外出版选择预期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至关重要

　　新华网：遴选合适的材料和内容都有哪些标准？

　　何其莘：这就谈到了预期读者。项目启动的时，我们对预期读者做了比较详细的调研。我们给自己这套书的读者定位不是外国的国家领导人，甚至不是海外的汉学家，而是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什么？就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英语阅读能力的读者。

　　所以我们在写作和找作者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读者意识。这个词在美国的写作课上经常用到。选好预期读者之后，根据读者的知识框架，选用读者感兴趣的资料，然后用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我们选的这些所谓的合适内容，就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国外普通读者，想了解中国文化当中比较独特的内容。

　　新华网：国外的这些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化有哪些具体的内容需求？

　　何其莘：这就要讲到我选译者了。我们大部分的译者都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从国内去美国读博士的，读了博士以后他们又在美国留校继续任教，教美国学生的英美文学、语言学、传播学等等。他们在美国磨炼了二三十年，接触的都是我们认为的普通读者，所以他们和我们的预期读者群非常贴近。

　　举个例子，当时我做了一个昆曲《大闹天宫》，在剧本译文之前有三章介绍。介绍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和他的文学生涯，昆曲的发展史和脸谱、服装还有其中的音乐等等相关内容。这本书是一个试点，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而更多的是以剧本为平台的一个英文原创作品。我们觉得讲故事可能是外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也是针对预期读者更有效的方式。

　　新华网：也就是说这套丛书整体来说不是单单以剧本翻译为主，而是结合了大量的以剧本为平台集成了相关中国文化元素的一本书。

　　何其莘：对，这套书每本差不多10万字，剧本翻译大概占1/4到1/3，份量应该说很小。

　　新华网：这套丛书的第一批是9本，都包含了那些剧种和剧目？

　　何其莘：这9本书涵盖了京剧、昆曲、越剧还有河北梆子、川剧，昆曲和京剧多一点，比如《白蛇传》、《西厢记》、《秦香莲》等等，越剧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河北梆子是《钟馗嫁妹》。我们完成和正在做的23个剧目里基本上是这么些剧种。我们考虑下一步想把剧种再拓宽，中国戏曲的剧种有300多种，每一个剧种里面我们都能选出很好的剧目对外进行传播。

　　新华网：出版走出去可以说是文化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出版输出的工作中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何其莘：起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资金的问题。选择剧本，选择团队专门搜集文化方面的资料，选择称职的作者和译者，最后的出版发行都需要经费。而这个项目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作为国策来看待，因为项目的意义在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我想这个效果可能会影响世界各国几代人对中国的看法。如果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工程来做，不是说立个项，简单地拨几十万块钱就可以了。

　　二是方式的问题。我们这套书基本上是用一种讲故事的办法，以戏曲剧本作为平台，主要介绍剧本当中涵盖的中国文化的要素。以前传统的对外宣传都是直译，把中文直接翻成英文，这对于现当代的作品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古代的作品可能就有点问题了。所以我们试探，不局限在直译这个角度，而是用一种外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做这个事，用这种讲故事的办法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独创。

　　我在做昆曲《大闹天宫》的时候，对比了1942年的节译本叫《猴王》，还有1977年四卷本的全译本，这个节译本是胡适写的序，影响远远超过全译本。所以我想在对外传播的时候，不要拘泥于直译的方式，可以采用比如讲故事、节译、选译、编译甚至改写等其他方式。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必要求大、求全，更没有必要去追求它的学术性，只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能够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就可以了。

　　翻译队伍的中文功底是关键

　　新华网：对外出版、对外传播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策、资金、人才等。翻译队伍的建设是不是也很重要？

　　何其莘：对，国内开始英语教学已经是150多年了。我们仔细地梳理一下这150多年来教学当中的短板，恰恰就是英文写作和中译英，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很不容易。我觉得现在势头比较好，因为开始重视职业翻译的培养，重视专业性，而不是像以前培养学术型的翻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真正做中华文化的推介，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更多实践。

　　我认为首先学生的中文功底非常重要，他不仅要懂英文，还需要懂文化的一些内涵。从我39年的从教经验来讲，外语专业最后能否成功取决于中文功底，不取决外文功底。因为两种语言之间的交互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外语教学的一个关键点。另外我这套丛书的译者现在大部分都是海外的学子，很多已经被美国的大学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支现成的队伍，我们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他们就能够成为对外传播的一个生力军。

　　新华网：对外出版的工作，出版社也很重要。这套《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为什么会选择外研社合作？

　　何其莘：外研社在高校出版社当中，特别是外语这个学科方面，实力非常强，编辑队伍很雄厚。所以我启动这个项目时最后决定把这套书放在外研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