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时代的诗歌批评语言——董迎春诗学研究述评(姜永琢 李心释)

　　一

　　罗曼•雅各布森在1928年的时候，批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很不可靠，弥漫着心理主义的气氛，充斥着一些私下贩卖来的新术语伪装起来的破烂货[①]。这一批评对当前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也是适当的。他极力主张文学和语言研究的结合，文学的历史即语言的历史，语言和文学属于同一个系统里的事物。那时，西方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远未形成世界性的影响，中国的文学研究为政治的实用的话语所牢牢掌控。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一场伟大的“语言觉醒”，而文学研究者却后知后觉。

　　80年代末的小说研究界，曾出现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探讨文学语言的文章，如1988年《文学评论》第1期所发表的那些文章，但是后劲不足，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在中国一直是两张皮，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的研究格局。对于语言学，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在诗歌研究界，直到21世纪过去10年后，才正式举办过以语言与形式为主题的两场研讨会(2011年6月由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13年1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研讨会”)，而真正认识到“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认同作为语言学的诗学概念的人又有多少？恐怕像董迎春这样呼吁诗学应回归语言本体的学者，在当代诗歌批评界是寥寥无几的，他所表现出的学术敏感与勤奋令人敬佩。

　　董迎春在提交给“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在语言和时代的表现之间》中，提出了诗歌要有回归语言本体的诗体意识，要对当下流行的种种“语言”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语言自身入手破解现实语言的逻各斯。他认为，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的口语写作在语言背后流露出来的是虚无主义，是一种思维的固化与语言的因袭，最终沦落为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只有当语言成为诗，语言必须成为诗，而不是观念的工具的时候，诗歌与语言就进入到同一个系统中。董迎春有多篇与此类似的文章，如“当代诗歌考察笔记”系列中的《回归语言本体，重续诗歌传统》、《“语言”的语言迷途》等，唤起了诗歌批评界对语言的重视，但是学界关于诗歌的细致而深刻的语言研究迟迟没有出现。

　　二

　　    当代诗歌批评的困境在于表面上的喧哗与内里的失语。诗歌批评几乎与诗集的出版一样热闹，只要有一本诗集或当红的诗人出现，就有几篇评论文章出来，但这种写作基本上属于刺激反应式的，即只是对这些诗的内容作出释读，然后抑彼扬此，对其文学价值妄下断言，这些释读与断言又几乎可以同样适用新的诗歌面孔。内容的释读成了“诗歌批评家”的法宝，但与诗歌艺术又有何干？这时除了重拾陈年的意象理论别无他法。然而“意象”作为权威的传统诗学概念，一般都未经反思，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了诗歌分析的基本单位。无视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在语言结构、诗歌美学上具有的根本性差别，当代诗勉强被纳入意象理论的窠臼中予以阐释，明显有削足适履之感，分析上显得捉襟见肘。“语言”与“意象”之争已成为当代诗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笔者曾与董迎春一起努力，就诗歌语言研究写过几个专题，提出了诗歌研究的符号学方法，并着力澄清了诗歌分析的三大对象即语言、语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②]，而董迎春的博士论文《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就是这一研究视角下的代表性成果。

　　当代诗歌批评的失语表现可能跟以下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理论界并不能立足于传统，发展出独特的语言理论，二是不能吃透西方语言理论与符号学理论，而使之洋为中用。与

　　“语言觉醒”相关的几个命题可以深入诗人内心，却未必能打动诗歌研究者。诸如“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等等，诗歌研究者倘若不能拥有这些命题所蕴含的现代语言观，又怎么可能进入对诗歌语言的实质性分析？对“语言”的理解成为问题之关键，传统诗人将语言当作现成的表达工具，当成诗意与情感的修辞，而当代诗人却将语言理解为一个生命，一个事物，甚至是一位神。董迎春的优势正是在于他既是个诗歌研究者又是个诗人，他从诗歌写作进入研究，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当代诗的脉搏。并且董迎春是一个熟谙德里达思想的学者，而德里达的重大思想养料来自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的语言观有一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语言是一个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一方面又认为语言单位只是研究时的一个不得已的假设，语言中只有差别。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被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抹平了，只不过海氏承认语言中有“道”，德里达则不承认，所谓存在的意义最终只是个踪迹罢了。西方作家或诗人对语言拥有与思想家一样的极度敏感，如穆齐尔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始终去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式，提出诱人的典范，教导人们可能怎样是人，发明内在的人”，“而在这里，从一开始未知数、方程式及其解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③]。这一看法与语言的意义只在特定的差异系统中被赋予的事实一致，诗歌作为话语要说出的都是意义的可能性，董迎春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这显然得益于他的诗写经验。

　　那么，我们所谈论的“语言”是什么意义上的“语言”？百年诗体建设的讨论总是绕不开白话与文言、自由体与格律体的论争，近些年来还加入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普通话的论争。若以今日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实在是太皮相了。现代汉语就是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而来，自然包含过去的一切可能性，如果若有什么沿用至今，它们就不属于古代汉语，而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以文言的体式写诗作文，不过是语言模仿的游戏，如同还有人用拉丁文写作，这种写作不失为一件雅事，但不可能有生命力。将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并赋予重大意义，实质上是文化革新与话语权斗争的一个借口，无涉语言上的冲突。并且，格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与诗相关度不大，故有废名所谓“新诗的形式是散文的，但内容是诗的；旧诗的形式是诗的，但内容是散文的”。口语与书面语是有一定距离，但主要反映在风格差异上，并非势不两立，艾略特曾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使命，从口语渐渐走向规范化的书面语是必然的，而再度突破书面语规范的因袭性也是必然的，两者之对立没有诗学意义。方言与普通话的论争更是权力话语所制造的伪命题，作为现代汉语的写作根本就不分方言与普通话，两者同是诗人与作家的养料之源。诗歌的语言既不是日常语言(包括它的词汇概念意义与习惯表达法)，也不是以哪种语体而存在的语言标本，诗歌语言具有一切语种的语言共同的对存在、差异、可能性的独特揭示与形式的呈现。董迎春清楚地知道当前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写作的症结并不在口语上，而在于其与商业文化合谋的消费特征，这些的诗歌缺少张力，虽有较浓的反讽色彩，但意义直接、单一，从来构成口语写作的瓶颈[④]。他坚决而持久地撰文批评诗歌的商业化倾向，准确地指出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的诗歌在语言观上的问题之所在：“‘反讽叙事’的语言观显然与诗学意义上的语言还有距离，并未真正进入‘语言转向’，仅在文化意识与社会价值这些层面纠结、重复。”[⑤](走向反讽中心主义)可见，董迎春的语言观已经超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已完全置身于语言本体论的视域之中，他对海德格尔服膺于心，曾在文章中大量引用后者的语言哲学观，他认为“将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⑥]应该成为诗人的使命，此中两个不同的“语言”已足以道出诗学的核心问题。

　　三

　　在董迎春厘清语言作为诗学研究对象之学理背后，有较为清晰的关于当代诗学建设之途的思考踪迹。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形式才是艺术性的最终实现者，任何艺术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就是艺术的内容，艺术并没有其它内容可言。对诗歌内容的阐释是诗的元语言，与诗本身无关，如果这种阐释有效，也必须与诗艺相关，从而不得不舍弃内容的转译而转向研究诗的形式。对形式的敏感甚于对内容的反应是诗歌研究者可贵的素质，语言与形式研究是当代诗学的建设必经之途，这一点董迎春早在读博期间就有所明白了。他的博士论文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其理论出发点是经海登•怀特改造了的维柯转义理论。维柯将四种转义修辞格即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跟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神、英雄、人、颓废)相对应，使它们成为一种认识论方法。海登•怀特则将四种转义模式与不同类型的写作相对应，指出它们在语义上的内涵特点，隐喻是表现式的，强调事物的同一性；转喻是还原式的，强调事物的外在性；提喻是综合式的，强调事物的内在性；反讽是否定式的，正说反说或反话正说[⑦]。董迎春将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看作一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语言的运作，巧妙地将80年代诗歌运动轨迹演绎为四种转义类型的写作，即“以北岛为代表的‘隐喻’写作、以于坚为代表的‘转喻’写作、以西川为代表的‘提喻’写作、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写作”[⑧]。但又不是机械的把握，他认为在80年代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里，都能找到这四种转义模式的诗歌，只不过有各自的话语模式重心，以至今日诗歌走向了反讽中心主义。我们认为他的理论敏感相当可贵，将语言符号学思想应用到诗歌话语分析上是基本成功的，开创了当代诗歌批评的新样式。

　　文学的语义理论从来就与语言学不分家，理查兹、奥格登《意义的意义》、燕卜逊《含混七种》等，就与利奇的《语义学》有异曲同之妙。文学写作是一种语言行为，它何以能与其他语言行为区别开来而成为艺术？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建立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否则是无法理解的。所以，“诗学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表达成为艺术品？由于诗学的主要课题是确定语言艺术同其他艺术以及同其他语言行为之间的区别，所以被誉为文学研究诸学科之首……诗学应被视为语言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⑨]董迎春的诗歌批评文章虽然没有引用雅各布森的这一观点，但因其接受了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他的研究自然而然来到了雅各布森指出的方向上。中国的文学研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洗礼，尤其是缺乏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视野，不仅不能在深度与广度上无法对西方文论有所突破，甚至连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都困难重重。其症结也许不只在文学一方，中国的语言学也没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视野，深陷极其狭隘的专业观念之中，自娱自乐。对于中国当前的语言与文学境况，雅各布森似有预言，他说，“那种坚持把诗学同语言学分离的做法，只有当语言学领域看上去受到极不正确的限制时，才可发生。举例说，当句子被某些语言学家视为一种高度分析性结构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当语言学的范围被限制到仅研究语法，或仅研究不涉及语义问题的外在形式，或见不出可以自由替换‘指称’方法的形式时，才可能发生。”[⑩]董迎春的诗歌批评实践，有意打通语言学与传统诗学之间的壁垒，其诗歌批评语言能够接通世界文史哲话语，明确主张回归符号学、语言学意义上的诗学，其认识基础是“许多诗的特征不仅属于语言科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属于整个符号理论，一般符号学的范围”[⑪]。

　　四

　　朦胧诗成在朦胧，败也在朦胧，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成在口语，败也在口语，说明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表现并不在语言风格上，而在语言本身。于坚将语义与语感对立起来[⑫]，欲消解的是诗人的“强指”语义与语言隐喻义的累积或因袭，但在切断能指与所指的稳定与透明的关系上，两者目标一致。注重语感的诗写，可突显语言能指的自治性与自身的美学质地，使诗歌跟具有从能指到所指的透明性与直接性的日常语言区别开来，这种语感写作极大程度上是倚重实体语象的写作。但是借重口语的语感写作，实际上并不能保障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的超越性，语义的可能性创造一旦丢失，大量口语诗歌就变成了口水诗歌。董迎春在多篇文章中均指出，在消费型社会中没有诗歌精神支撑的个人化诗写，极易滑入一种极端个人的自恋意识，第三代诗歌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日常生活，与日常生命“同质同构”，将“生活”作为诗歌表现的旨归，必定会出现意义与价值短路，大量的拼贴、复制、重复，对日常语言的抄袭，使诗歌堕落为消费时代的浮浅与庸俗的大众化产品，在精神气质与哲学高度上并没有真正走向“语言转向”[⑬]。 伊沙的口语写作标志着反讽作为主要语言策略的时代的到来，作为反讽的诗歌虽然具有巨大的解构与批判力度，但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反讽选择，是由于反讽的轻松、不严肃之语气、语调，恰恰对应于诗歌背后的虚无主义情绪，与消费社会语境中的现实生活的无奈感与精神上的无力感相呼应。在此清醒认识之上，董迎春用他独特而鲜明的诗歌批评语言，建构出了反讽时代的另一种声音。

　　重提“幻想”的艺术性与哲学意义，对于不断趋向现实的诗歌写作而言不啻一种及时的警醒。他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在修复、裂变的缝隙中创造种种思想可能”，语言的可能性给幻想以生存与实现的空间，“幻想，在哲学意义上看，表现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想象”，“诗人为当代人类走向自我中心化、欲望化、物质化、现实化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另一种对人类自我解读的可能”[⑭]，因此，“幻想，是对现实的一种克服”。从诗歌语言的外部看，语言指称外物时，幻想便获得了幻象的果实，这是诗歌表达的重要路径。幻想内在于语言的可能性中，任何幻想都是符号性质的，审美空间有一个张力，诗歌的张力是通过语言的组合与聚合呈现的。保尔•德•曼认为“文学及一切有文学意义的文字和语言都具有双重结构，它们是换喻结构和隐喻结构。”这个观点显然来自雅各布森，但曼进一步阐发说，换喻结构与理性逻辑、语法相对应，给作品提供时空细节与具体秩序；隐喻结构则是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想象与象征的产物，给作品带来神秘性与不确定性[⑮]。董迎春所坚持的幻想写作之本质就在于这一隐喻结构(指大隐喻概念，包括转喻、提喻、反讽等)的生成，文学写作应该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

　　董迎春在这个诗学相对显得荒芜的年代，他大胆地提出许多新概念，不管其学理性强弱，这种勇气都值得认真对待，比如“孤寂诗写”、“内歌唱”、“大诗写作”等。中国诗歌从传统上看更倾向抒情，缺少西方现代诗歌的知性和智力上的特征，后者或可增强中国诗歌的形而上素质。他将这种素质称之为“孤寂”，认为孤寂是诗写的情感动力与艺术源泉，“从文学本质上讲，孤寂是写作者对一切伟大艺术的精神回应与本体思考”，只要写作者对世界与他者的生命进行审视，这一精神气质就具有了孤寂特征。我们认为，在语言学上，孤寂是与意义的不确定性、差异的无限可能性相伴的生命情绪，是人面对虚无的生命情绪，这推动了诗人对肉身与死亡的思考。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是孤寂的，孤寂的诗写呈现了诗歌的意义与价值”，他既是诗写者，也是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孤寂是一种负面情绪，而诗人通过诗写得以克服，于是孤寂诗写可为现代人提供一条自我反思与升华的路径，也因此与艺术疗救相联系，成为“诗疗”。但是孤寂是孤寂，诗歌是诗歌，孤寂作为一种心理情感体验，它不等于诗歌，而诗歌诞生之后，孤寂也便隐退了，诗就是诗，不是它背后的什么东西。如弗莱所言“如果感情没有变成一首诗，那么它仍然不过只是感情而已，一旦它变成了诗，那么它就是诗，而不是仍是其背后的某种东西”[⑯]。董迎春提出如下命题：“文化的虚无主义现实如何向健康、积极的理性、知性发展，这成为时代的问题，也同样考验着现代诗人。”布朗肖认为写作意味着一种彻底的逆转，董迎春将此希望寄托在孤寂写作的倡导上。

　　董迎春有三篇诗学文章倡导“内歌唱”[⑰]，内歌唱即内抒情，与外抒情相对待。外抒情的特征是语气、节拍激动，或者抒情语言模式化，后一种外抒情易复制，易因袭，如古典诗歌中的情感与意象，但任何复制都不可能复制来被仿写者的创造性与精神深度。内抒情的状态是出神，节拍缓慢，内敛、节制，有独特的“客观对应物”。因此内歌唱带有沉思特点，“不同于一般的抒情与赞美，而是依凭诗人丰富的学识与知性，在激情与思想的点燃下化作语言的诗篇”。内歌唱出现在反讽诗歌的穷途末路上，能使当下诗歌摆脱浮躁，潜回内心写作。内歌唱并不排斥外抒情，只是“诗歌具有音乐形式上的美感的抒情性特征外，还应该有一种思想高度，勇于担当现实，有承受人类苦难的勇气，坚守信念，执着于大爱，走向诗歌的‘大我情怀’，我把后者的有思想与人类情怀的高度‘歌唱’，称为诗歌的‘内歌唱’，它表现出‘大诗’写作的情怀”。

　　从内歌唱到大诗写作，有一个自然的逻辑发展，但董迎春高度警惕“大诗”为宏大叙事所拐卖，特别指出内歌唱不是为意识形态唱赞歌，不是浮浅的宏大抒情，而是触及生命死亡之诗。他认为大诗写作是一种在建立在孤寂诗写之上的大抒情的境界，昌耀、海子就是当代自觉进行大诗写作的追求与实践的代表人物。大诗不等于长诗，但大诗往往带来长诗的形体，如海子的《太阳七部书》。昌耀的诗歌不断体现了这种对人类命运的质询与沉思，在大抒情、诗与命运的融合中体现出大诗写作的精神气质，但不是以长诗面目出现，它体现的是从现代史诗的隐喻写作走向大诗的提喻写作。在董迎春看来，海子、昌耀所开启的“大诗写作”，使中国当代诗歌有了某种与西方诗歌对话的精神高度。

　　五

　　董迎春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清醒地认识到大众化、网络化的诗歌写作语境中的快餐化与消费特征，使诗人很难保持住对诗歌书写的严肃心态，以及对诗写高度与难度的自觉意识，这一清醒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他的诗歌批评语言为他自己，也为进入他的批评语言之中的人建构起了具有免疫力的一道屏障，尽管他的诗歌写作中也存在种种问题，但他追求诗歌精神重建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也不讳言他的诗学研究中的不足，比如对国外部分诗学术语把握不太准确，如“反讽”，他在文章中并未区分作为艺术文本的反讽与语言所指明的生活现实中的“反讽”现象，以致将不是反讽的诗写误作反讽；还有，他的诗学文章有的语意反复，观点层次模糊不清，表述随意、啰嗦，甚至生造词语等，有时引用过量，引文之间欠缺语义的联系，或有些地方引用堆砌。但是瑕不掩瑜，这些小瑕疵都来得及更正，而他已为当代诗学所做的贡献是独特而重要的。

　　姜永琢(1977-)女，西南大学教师，哲学博士；李心释(1971-)男，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诗学研究。

　　[①] [俄]雅各布森：《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4年，第4页。

　　[②] 李心释：《当代诗歌的意象问题及其符号学阐释途径》，《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第121-125页。

　　[③] [奥]穆齐尔：《诗人之认识随札》，《穆齐尔散文》，张荣昌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④] 董迎春：《第三代诗歌的消费特征》，《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第37-41页。

　　[⑤] 董迎春：《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202-207页。

　　[⑥]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3页。

　　[⑦]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⑧] 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⑨] [俄]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0-171页。

　　[⑩] [俄]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3-174页。

　　[⑪] [俄]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⑫]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⑬] 董迎春：《第三代诗歌的消费特征》，《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第37-41页。

　　[⑭] 董迎春：《论现代诗歌的幻想性与艺术书写的可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35-140页。

　　[⑮] [美]保尔•德•曼：《阅读的寓言》，沈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⑯] [英]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⑰] 董迎春：《“内歌唱”：当下诗歌写作追求》，《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第95-99页；《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686-690页；《回归诗性，建构经典——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第62-65页。